1945年8月15日傍晚,延河對岸傳來稀稀拉拉的爆竹聲,天空被篝火照得通紅。人群里,一位胳膊還纏著繃帶的女軍醫抬頭看向寶塔山,臉上浮起淺淺的笑意。她叫丁蘭,這一年三十三歲,已經能把延安的土腥味和藥水味一并分辨出來。就在歡呼聲震動山谷的當口,有個扎著小辮的女孩跳到她面前,奶聲奶氣喊了句:“丁阿姨。”那聲音短促,卻把丁蘭的思緒一下拉回到五年前的那個午后——1940年6月,江青生產那天。
把時間撥回到更早。1932年秋,劉智(丁蘭的本名)拖著藤箱從江油抵滬,考入同德醫學院婦產科,教室里只有兩名女學生。她愛讀格雷解剖學,也愛跑到外灘看江水,心里憋著一句口頭禪:女人也能搶救生命。1937年“八一三”炮火點燃上海上空,“生生”教會醫院的地下室擠滿傷兵。劉智第一次替傷員縫合動脈,她的白大褂濺滿血,卻感覺手指從未這么穩。也是在那一年,上海地下黨把一封加密電報塞到她掌心:延安缺醫生,特別是婦產科,你來不來?她沒多問,點頭。
1938年底,陜北的冬天像刀子。劉智和幾名男醫生從西安步行數日翻山越嶺,鞋底磨穿了兩層。抵達延安后,她改名丁蘭,“像丁當作響的小鑼,也像蘭花一樣耐冷”,這是她給新名字的解釋。窯洞里油燈昏黃,棉被里夾著羊毛味,她卻睡得極香。第二天就到陜西公學報道,隨后又進女子大學,一邊補習政治理論,一邊給根據地產婦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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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傅連暲動手籌建中央醫院,選址在李家村口的山坡。所謂“醫院”,只是四十多個窯洞、兩臺手搖式滅菌鍋和一把產鉗。院名原想叫“干部醫院”,毛主席批注:“還是中央醫院,為百姓服務。”11月7日開院當天,丁蘭接到調令:婦產科主治。她知道麻煩事才剛開始。
半年后,麻煩來了。1940年6月,中央醫院接到通知:江青預產期八月,需提前住院。產科立刻成立“接生醫療組”,組長金茂岳,丁蘭是主刀。醫院里議論紛紛,大家最擔心的不是技術,而是江青的情緒——她對環境挑剔,對噪聲敏感,還時常半夜請求換窯洞。丁蘭看過病歷,心里暗暗盤算:順產概率七成,但情緒波動會拖慢產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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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提前一個月住院,果然沒消停。她嫌窯洞潮濕,夜里風聲吵人,要回楊家嶺。毛主席趕到醫院,站在走廊里聽完醫生匯報,只說一句:“進了醫院,聽醫生的。”話音很輕,卻讓江青瞬間沉默。送主席離開時,丁蘭被留下。“江青脾氣不好。”主席微微皺眉,“她要是再提無理要求,就別理睬,救人要緊。”叮囑簡短,卻像把傘,為丁蘭擋掉后面不少風雨。
1940年7月31日清晨,江青突然宮縮。丁蘭換好無影燈下發白的工作服,一手消毒一手記錄,幾乎沒眨眼。江青疼得厲害,死死拽住她的左手,指甲掐進肉里,丁蘭的手背不一會兒便青紫。窯洞外悶熱,洞內卻是冷汗連成線。五個小時后,下午三點,一聲哇哭劃破靜默,小女孩呱呱墜地,五斤三兩,評分八分。產后出血控制得當,江青總算露出笑意。丁蘭拖著酸軟的腿坐到門邊,渾身汗水凝成鹽漬。那只被抓腫的手抖得端不起水杯,但她知道這臺分娩手術寫進了延安的醫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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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查房,江青發現丁蘭手上的青紫,低聲道歉,連說了好幾遍“謝謝”。幾句輕聲細語,讓病房氣氛柔和許多。一個月后,中秋夜,毛主席設宴答謝醫療組。窯洞里擺著羊雜碎、黃米涼粉,也多了幾樣放辣子的小炒。丁蘭一口下去,辣得咳嗽,忽然想起家鄉的馬壩豆瓣,不得不說,這是久違的滋味。席間,主席舉盞示意,大家心照不宣,卻沒誰高聲寒暄,只有火堆噼啪作響。
戰爭仍在繼續,可中央醫院的接生本上,嬰兒的名字一行比一行密。丁蘭常說,槍聲再響,也要讓孩子平安落地;前線需要子彈,后方更需要生命。1945年那晚的鞭炮聲停歇后,黃土高坡恢復寂靜。丁蘭俯身抱起李訥,小姑娘在她肩頭睡著。夜風里,寶塔山頂的燈火長明,像極了中央醫院手術燈,照著這位川妹子一路堅定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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