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國后表哥給周恩來寫信，被秘書當(dāng)作普通信件，從此兩人失去聯(lián)系

1964年3月的一個午后，北京西長安街一間辦公室里，人們在整理中央領(lǐng)導(dǎo)人舊案卷。一封1949年的來信忽然被翻出，落款“陳式周”。工作人員面面相覷——信的收件人正是周恩來。紙面有褪色的墨痕，卻依稀還能看清那句“別后卅載，倚門遙盼”。

往事旋即被拉回半個世紀(jì)前。1907年秋，寶應(yīng)水巷口古宅中，9歲的周恩來蹲在藤椅旁，聽一位青年男子講《施公案》。青年名叫陳式周，比他年長16歲，是嗣母陳氏的堂侄。那個晚上，周恩來興奮得連連追問，驚嘆聲不斷。陳式周發(fā)現(xiàn)，這位小表弟不僅識字多，還能點評《史記》里的故事，彼此欣賞的情誼就此萌芽。

維持親緣靠來往。1913年前后，周恩來入讀天津南開，陳式周輾轉(zhuǎn)到上海《申報》做編輯。兩人通信頻繁，書札往返津滬之間。周恩來把自己寫的政論寄去；陳式周則替他潤色、推薦，一篇篇見諸報端。信末常有一句玩笑似的叮囑：“別忘了上課，稿費就當(dāng)零用。”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fā)，周恩來被推到學(xué)生運動的風(fēng)口浪尖。1920年底赴法前夕，他特意到上海永泰里向表哥道別。兄弟倆徹夜長談，話題從法蘭西的學(xué)費聊到俄國無產(chǎn)階級革命。清晨碼頭啟程時，陳式周塞給他70銀元路費。周恩來揮手時高聲說：“等我消息！”船尾濺起浪花，也濺開新的人生進(jìn)程。

在歐洲，周恩來每隔一兩月便寫信回滬：法國物價、英國罷工、柏林街頭的左翼示威，都被他記錄得生動鮮活。陳式周讀著讀著，常敲桌自語：“小家伙眼界真開闊。”這些來信，后來成了國內(nèi)報章報道世界工運的第一手資料。

1924年周恩來回國參加黃埔軍校籌建，從此陷入風(fēng)云激蕩。國共分合、戰(zhàn)火硝煙，兄弟倆的通信被軍事機密、交通封鎖所割裂。到1931年底，周恩來秘密離滬去中央蘇區(qū)，陳式周對他的去向再難獲悉。老宅里的那疊書信，被陳氏后人裱起珍藏。

抗戰(zhàn)爆發(fā)，上海陷落。陳式周領(lǐng)家人回寶應(yīng)，把當(dāng)年姑母故居贖回來，自己動手修補屋瓦。他守著書房，盼望著一個約定已久卻遲遲不至的腳步聲。有時候夜深，他會摸出舊信，一封封展開，目光在“恩來”“式周”之間來回游移。家人勸解，他苦笑一句：“總能再見的。”

1949年10月，廣播里傳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消息。陳式周年屆花甲，在報紙上看到“周恩來出任國務(wù)院總理”，激動得直抖手臂。當(dāng)晚，他鋪開信箋，用小楷寫下長信：問候、懷舊，外加一句懇切的請求——“盼得一面”。他寄往中南海，同時附上一張少年時期的合影，怕秘書不識，特地在照片背面寫明“我與恩來，水巷口舊影”。

意外出現(xiàn)。總理辦公室每日涌入上千封人民來函，分揀人員未認(rèn)出寄信人身份，將信歸入普通群眾來信類別，按流程發(fā)出公函回復(fù)：“請向當(dāng)?shù)卣?lián)系適當(dāng)工作。”話不多，卻如冰水澆心。陳式周展開回信，怔了許久，低聲說了一句：“他忙，我不怪。”隨后把信收起，連同那張合影一起鎖進(jìn)抽屜，再未提筆。

周恩來并非無情。1950年代初，他四處托人打聽陳式周的消息，只是江淮一帶屢經(jīng)戰(zhàn)亂，人口遷徙，信息鏈斷裂。一次會議間隙，他輕輕問秘書：“江蘇寶應(yīng)有沒有陳式周的戶籍記錄？”秘書答復(fù)不詳，他沉默片刻，叮囑說：“再查。”

可惜時不待人。1954年春，陳式周病逝北京，年七十二歲。病房窗邊，老友想問他是否還要給表弟寫信，他擺了擺手。隔天，家屬在床頭抽屜里發(fā)現(xiàn)一疊泛黃信件，上面仍殘留法國郵戳。

十年之后，周恩來終于通過江蘇公安部門聯(lián)系到陳式周之子陳萊官。工作人員趕到寶應(yīng)時，庭院已雜草叢生。陳萊官把父親遺物搬到桌上，最醒目的正是那封“建議來函者向當(dāng)?shù)卣?lián)系工作”的公函。聽完原委，工作人員感慨良久，只能說一句：“確有誤會。”

1970年代末，周陳兩家總算再聚，信物、手稿、合影重新拼接起散落多年的記憶。那封誤收信保存在檔案袋里，被列為親情史料。陳宅后院，祖屋檐下安裝了玻璃櫥窗，幾頁油墨早已模糊的報紙靜靜躺著，訪客能清晰看到周恩來旅歐時的署名文章。

歷史不是傳奇，卻常呈現(xiàn)戲劇性。兄弟間的深情，被戰(zhàn)爭、誤會、繁雜公文耽擱，兩條人生線就這么錯過。寶應(yīng)街頭如今依舊河水北流，清風(fēng)掠過舊宅磚墻；信箋上那句“倚門遙盼”仍在，卻再無人應(yīng)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