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歲的毛澤東，給恩師黎錦熙寫信：我認識了您，猶如嬰兒之得慈母

1915年11月的冬夜，長沙城的風已有微涼。湖南省立第一師范的一間宿舍里，燈盞搖曳，24歲的毛澤東伏案疾書。寫完最后一句“我認識了您，猶如嬰兒之得慈母”，他把信紙折好，封進信封，收信人——“黎錦熙先生”。這一封帶著熾熱敬意的信，只是兩人往還書札中的一頁，卻恰恰映照出青年毛澤東心底的感激與向學之志。

要理解這封信的分量，得先從數年前說起。1914年春，湖南省立第四師范并入一師。來自韶山沖的毛潤之隨著學籍轉入新校園，第一次聆聽到黎錦熙的歷史課。那堂課講的是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先生隨手寫下“高宗肜日丁丑”幾個古字，順勢談到“文字載道，言為心聲”。教室里鴉雀無聲，連窗外的江風都像被攏住。坐在后排的小伙子抬頭，目光一亮，從此決定要跟這位師者多走幾步。

黎錦熙比毛澤東只大十七歲，卻已是學界新秀。周邊人稱他“邵西語文”，意思是“湘潭白石有畫，湘潭黎公有文”。他治學以“勤”“恒”二字立身，講課時又愛插入時政、社會新思潮，學生們既能學到經史，也能洞見天下興亡。毛澤東尤為受用，他隨身帶著一個小本子，常在課堂上記下黎先生信筆開出的書目：《說文解字注》《群學肆言》《天演論》……睡前翻閱，再圈點、批注。

李氏芋園是湘江岸邊的一處小宅。楊昌濟、徐特立、黎錦熙幾位教員常以此為寓所。每逢周末，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便揣幾本書去“打擾”。園中桂樹飄香，假山流水潺潺。學生們請教如何讀書，如何立身。黎錦熙微笑著回答：“不怕不用功，就怕亂翻動；不怕不聰明，就怕不肯學。”毛澤東當即與友人對視一眼，趕緊在本子上記下。

有一次，春游的隊伍已走遠，毛澤東卻拐進黎宅。門剛踏進，黎錦熙抬頭笑問：“又來‘鬧革命’？”小伙子抓緊時間提問：“先生，《說文》以篆體入手，可否與《周禮》互證？”簡單一句，讓黎先生暗暗稱奇：這學生的眼界，比肩不少學者。于是沉下心與之推敲至深夜。桌上燈芯燒盡，窗外月亮偏西，兩人在案旁擊掌，贊道“得解矣”。

就在那年冬天，黎錦熙奉調北上，出任教育部編纂員。車站送別，汽笛聲里寒風如刀。毛澤東握住老師的手，說了句日后常信。果然，短短五年，他連寄六函。第一封信里，字字句句滿是后進之禮：“不蒙良師，愚弟將何以自勵？”遣詞拙樸，卻擒不住情誼的熱度。

半年后寄出的第二封信更耐人尋味。毛澤東勸老師健身，“至弱之人，可以進于至強”，舉羅斯福、孫祿堂、嘉納治五郎為例，勸黎先生多做運動。讀到此處，黎錦熙失笑，旋又嘆息：這學生不僅關心國是，還惦記師長的身體。日記中他寫道：“潤之，大有見地，非庸碌者。”

1917年春天，國語統一運動在北京拉開序幕。黎錦熙與錢玄同、胡適等人忙于制定注音字母、推廣白話文。彼時毛澤東亦北上，暫寓北大紅樓圖書館當助理員。晚飯后常踏雪去鼓樓外的羅鍋巷，與黎先生對坐燈下。兩人討論的不僅是字母方案，更是天下風云。黎錦熙感慨：“欲革文字，先革人心。”毛澤東應聲：“人心開，則筆墨自新。”說完，提筆在稿紙上寫下“改造中國與世界”八字。墻上的油燈跳了跳，影子被拉得很長。

1920年初夏，毛澤東第二次入京，身影往返于東交民巷、沙灘后街。一有空仍鉆進黎家書房。先生的新書稿《國文語法學》攤在桌上，字里行間全是語法術語。毛澤東翻了幾頁，突然問：“若把舊文法盡數推倒，與白話齊行，可行否？”黎錦熙笑答：“水到渠成，仍需秉燭者開河。”這句話后來被毛澤東在給師友的信里引用，說“黎公言開河，語短而意長”。

此后，兩人步履各向。毛澤東走上了南昌、井岡、長征、延安的征途；黎錦熙守著講臺、書齋，與漢字的旁、偏、部、首較勁。抗戰爆發，北師大西遷漢中，峻嶺間炮聲轟鳴，黎錦熙仍不肯停下《中華字海》的卡片摘抄。延安傳來《論持久戰》，他披閱數遍，又組織同仁共讀。“文字與戰事，同關民族命脈”，這是他給學生的短評。

1949年6月17日，北京師大校園迎來久別的客人。毛澤東視察完教學樓，特地請黎先生共進午餐。排列座次時出現小插曲。兩人推讓不休，最后毛澤東干脆拉著老師在首席落座。酒過三巡，老教授們爭相發言，毛澤東頻頻點頭。其間，他談到文字改革：“漢字非不能改，而在循序漸進。”黎錦熙接口：“循序之外，還須決心。”一句投桃報李，廳內笑聲四起。

建國后，黎錦熙成了文字改革委員會的骨干，卻因心臟病不得不在家撰寫《現代漢語語法綱要》。毛澤東聞訊，命工作人員送來人參、鹿茸，并附便條：“無恒不成事，亦要量力。”這份關懷讓黎先生夜不能寐，他對助理說：“潤之記得我運動的事，如今又勸我保重，可見其心不改。”

1976年9月，主席逝世，已是耄耋之年的黎錦熙呆坐良久，嘆息聲在空曠書房里回響。他整理舊箱，找出那封寫有“猶如嬰兒之得慈母”的信，紙已微黃，筆跡仍勁。次年春，他寫成回憶文章，開頭一句用的是毛澤東當年的格言：“學要求精，挈其瑰寶而絕其緇鱗。”字里行間，沒有華麗辭藻，只有老學者的篤定與敬佩。

1978年2月27日，黎錦熙病逝。整理遺物時，家人在玻璃柜里發現一摞信函，最上面那頁，仍是1915年冬夜寫下的“潤之弟敬上”。信紙折痕深淺不一，似乎在提醒后人：偉大事業的萌芽，常來自燈下一次靜靜的交談，一行發自肺腑的話語。

昔日教室的微光，芋園里的桂香，北平宴席上的笑語，連成一條清晰的時間軌跡。師生之情，如燈火相接，前者舉燈，后者接力，照亮各自的道路，也照亮了一個民族在暗夜中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