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年鄧小平親筆給毛主席寫信，主席看完當即問：陳丕顯在哪兒

1975年8月上旬，中南海的臺燈只剩下一盞亮著。深夜的空氣悶熱，毛主席批閱完當天文件，手邊只剩下一封由汪東興親手遞來的書面請示，落款“鄧小平”。信不長，卻句句提到同一個名字——陳丕顯。毛主席合上信紙，聲音沙啞卻清晰：“陳丕顯在哪兒？”值班秘書愣了兩秒才醒過神，趕緊去核實。一個普通的追問，隨后引發(fā)了一連串人事安排，也讓“紅小鬼”陳丕顯再次走進核心決策者的視線。

追溯這段緣分，要回到1931年冬天。閩西長汀。毛主席和朱德率紅四軍宿營，一群少年圍在篝火旁聽長輩講戰(zhàn)事。年僅十五歲的陳丕顯悄悄拉著毛主席的衣角，喊了一聲“主席，您看我能當戰(zhàn)士嗎？”毛主席笑著摸了摸他的頭：“能打仗，也要能讀書。”從此，“阿丕”成了毛主席在蘇區(qū)時常掛在嘴邊的小名。

長征開始后，陳丕顯留在贛粵邊堅持游擊。彈痕累累的山林中，他帶著幾百人同數(shù)倍于己的“追剿”隊伍周旋。一次遭遇戰(zhàn)，他被彈片擦破額角，只用草藥一敷就繼續(xù)轉(zhuǎn)移。戰(zhàn)士們悄悄議論：“小鬼命真硬。”其實他不過十七歲。

抗戰(zhàn)爆發(fā)，他輾轉(zhuǎn)蘇南、魯南做地下工作；解放戰(zhàn)爭時期調(diào)回華東局，專管后勤與地方。上海解放的那一夜，槍聲漸息，他站在外白渡橋上看黃浦江潮水，幾乎不敢相信這座城市真的回到了人民手中。隨后，他擔任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很快成了鄧小平在華東工作的重要依靠。

1966年春，陳丕顯被確診鼻咽腫瘤。周總理親自批示治療方案，還叮囑：“少開會，多休息。”遺憾的是，當年政治風暴迅速席卷，他非但沒能靜養(yǎng)，反而失去自由。那段日子里，他住在不足十平方米的小房間，靠閱讀舊書和寫日記給自己“壓驚”。一個朋友后來回憶：“阿丕最怕浪費時間，他連吃藥都掐著表。”

1974年，毛主席指示“先把人放出來”，陳丕顯終于獲得行動自由。然而他既無正式職務，也無治療條件。上海方面給出的安排只是革委會副主任，醫(yī)療卻仍解決不了。鄧小平重返中央工作后，了解到這一窘境，立即起草了那封寫給主席的請示。他在信中用了極簡的語言：“陳丕顯同志身體不好，但不到六十歲，工作能力、地方經(jīng)驗仍寶貴，建議調(diào)京治療，再議分配。”末尾特別加了一行小字：“此人忠誠可靠。”

毛主席讀罷思索片刻，脫口而出的那句“陳丕顯在哪兒？”不僅是關切，更是決斷。隨即批示“交汪東興辦理”，短短幾天內(nèi)，北京醫(yī)院的床位就騰出來了，上海方面也收到了調(diào)京通知。多年后，一位醫(yī)護人員回憶，陳丕顯剛到北京時臉色蠟黃、話聲極輕，但聽說毛主席過問了自己的安頓，他先是沉默，隨后只說一句：“總算能干點事了。”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后，中央考慮大批干部的重新使用，鄧小平再次推薦陳丕顯。這一次，他被派到云南整頓班子，不久又轉(zhuǎn)到湖北主持省委工作。不到三年，湖北的農(nóng)業(yè)基建、輕工業(yè)和港口物流都出現(xiàn)明顯起色。有人半開玩笑：“老陳到哪兒，哪兒的機器就轟鳴。”實際上，他仍需按時放射治療，但從不在公開場合提起病情。

1982年黨的十二大召開，陳丕顯被選為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會上討論政法改革，他提出“依法治國需從立法程序抓起”的意見，被記錄在案。那天散會后，警衛(wèi)扶他上車，他擺手拒絕：“走兩步，順氣。”從人民大會堂臺階到停車處不過百米，他硬是邊走邊和年輕干部聊完一份公檢法銜接方案。

1995年8月23日，陳丕顯在北京病逝。整理遺物時，工作人員在一本發(fā)黃的筆記本夾層里找到一張舊車票，票面日期正是1975年9月，他北上治病的那一天。車票旁邊還有一張便箋，只有一行字：“此行非為療傷，乃為繼續(xù)工作。”熟悉他的人都說，這正是阿丕性格的縮影——從閩西山間起步，到國家政法戰(zhàn)線落幕，始終把任務看得比命還重。

夜深燈暗，中南海那盞臺燈早已更換，但1975年信件的微弱墨香依舊被檔案紙保存著。當年毛主席的一句“陳丕顯在哪兒？”，不僅成為一次干部起落的轉(zhuǎn)折，更折射出老一輩革命家對同志命運的關注與擔當。無論風云如何變幻，他們對人才的珍惜、對事業(yè)的執(zhí)著，始終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