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午后兩點,蘇州看守所內的青磚院墻被早春的陽光曬得發燙。褚民誼換好長衫,照例在走廊里打了套太極,旁人看他神情自若,誰也想不到,幾小時后就是他的宣判時刻。
自從八個月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起,南京國民政府連夜畫出一張“緝奸”清單。軍統探員南來北往,三個月就抓了四千多人,幾乎把偽政權的骨干一網打盡。那時的廣州街頭謠言四起:“誰要是曾和倭寇勾連,遲早都得進秦城。”聽到這話,剛頂著“廣東省長”帽子的褚民誼冷汗直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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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其實早嗅到風向變了。七月初上任廣州時,算盤打得噼啪作響:在南粵布線,給戰后自己留條生路。然而東京天皇廣播投降,讓他連夜發出兩封電報,千里認錯,句句都是“委座英明”“誓死效忠”。電文送出,石沉大海,他惴惴不安地關在公署別院,等來的是軍統的“保護令”。
九月十二日,鄭介民提著蔣介石的親筆手令坐進褚宅,口氣輕描淡寫:“重行兄,委座念你昔日追隨國父,必能網開一面。”褚民誼那顆懸了半月的心總算落地,當晚就被“秘密護送”到市橋軟禁。十月中旬,軍用運輸機把他與陳璧君一道押往南京,一落地便被趕進寧海路看守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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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庭之日,檢方列出罪狀:投敵任汪偽行政院副院長、外交部長、駐日大使,勾結日軍侵華,罄竹難書。褚民誼卻不慌,他在被告席上擂胸捶背,高聲贊頌汪精衛“舍身取義”,并揚言自己投入“和平運動”是為“保存民族元氣”。這種嘴臉讓旁聽席噓聲四起。
他之所以底氣十足,是因為心中還有一張王牌——傳說中的“國寶”。審判間隙,他暗示主審法官:“我若獻出某件遺物,當可挽回生機。”法官皺眉追問,他卻支吾其辭,只拋下一句:“此物關乎先總統存世最后遺珍。”消息層層上報,直達重慶。蔣介石聽后,立刻命鄭介民趕赴蘇州細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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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來所謂“寶物”,竟是一罐浸在福爾馬林中的孫中山肝臟標本。追溯來龍去脈,要把時間撥回二十二年前。一九二四年秋,孫中山北上參加國是會議,病倒北京協和醫院,次年三月病逝。按照宋慶齡囑托,遺體不得擅自取臟,可院方仍私留部分肝組織與切片。戰火蔓延,北平失守,日軍在協和翻箱倒柜時發現標本,如獲至寶,輾轉落入汪偽政府之手。褚民誼受命押回南京,將它供奉在中山陵靈柩前,又暗中交給旅法歸國的腫瘤專家湯齊平研究,自此秘而不宣。
“此物若失,國人皆怒;若得,國家有功。”褚民誼反復念叨,希望用這點“功勞”換來生機。鄭介民派沈醉連夜赴滬,從湯齊平家中取回銀質桶,內置標本及十余頁英文病理記錄。軍統旋即上報,聲稱“奉命捍衛國父遺臟”,讓蔣介石頗為動心,甚至口頭提及“宜酌量從寬”。
風向卻未隨心而轉。南京、上海的報館捕風捉影,連日來都在炒作“漢奸私藏國寶”的驚天丑聞。街頭巷尾熱議:“倭奴賣國,豈能用一只瓶子換命?”民憤隨之高漲,各界紛紛上書,痛斥若赦褚民誼,便是侮辱國父。與此同時,已獲“輕判”希望的梅思平等人也開始自吹“有功”,鬧得輿論一鍋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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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時候,蔣介石騎虎難下。要救,動搖執法公信;不救,又違前言,只能裝作沒提過寬赦。最高法院六月重審,仍維持死刑。八月二十三日清晨,監房鐵門哐啷一響,法警手持紙條。陳璧君悄聲對隔壁喊:“重行,時間到了。”褚民誼愣了半秒,隨即抹平衣襟,拱手作別獄友,上車赴刑場。一聲槍響,塵埃落定。
褚民誼的算盤落空,但他抖出的“遺臟標本”卻成了懸案。國民黨檔案記載,標本連同文件交由中山陵園管理。可一九四九年南京易幟后,陵園方面并未找到福爾馬林桶;民間傳言或言在動蕩中失散,或言被孫科攜去臺島。檔案中同樣缺了關鍵住院記錄與切片編號,成敗皆因一罐標本,最終卻成了無處追索的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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