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漢奸褚民誼臨死前透露一“秘密”，本想保命，無奈卻激起了民憤

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二日午后兩點，蘇州看守所內的青磚院墻被早春的陽光曬得發燙。褚民誼換好長衫，照例在走廊里打了套太極，旁人看他神情自若，誰也想不到，幾小時后就是他的宣判時刻。

自從八個月前——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起，南京國民政府連夜畫出一張“緝奸”清單。軍統探員南來北往，三個月就抓了四千多人，幾乎把偽政權的骨干一網打盡。那時的廣州街頭謠言四起：“誰要是曾和倭寇勾連，遲早都得進秦城。”聽到這話，剛頂著“廣東省長”帽子的褚民誼冷汗直冒。

他其實早嗅到風向變了。七月初上任廣州時，算盤打得噼啪作響：在南粵布線，給戰后自己留條生路。然而東京天皇廣播投降，讓他連夜發出兩封電報，千里認錯，句句都是“委座英明”“誓死效忠”。電文送出，石沉大海，他惴惴不安地關在公署別院，等來的是軍統的“保護令”。

九月十二日，鄭介民提著蔣介石的親筆手令坐進褚宅，口氣輕描淡寫：“重行兄，委座念你昔日追隨國父，必能網開一面。”褚民誼那顆懸了半月的心總算落地，當晚就被“秘密護送”到市橋軟禁。十月中旬，軍用運輸機把他與陳璧君一道押往南京，一落地便被趕進寧海路看守所。

開庭之日，檢方列出罪狀：投敵任汪偽行政院副院長、外交部長、駐日大使，勾結日軍侵華，罄竹難書。褚民誼卻不慌，他在被告席上擂胸捶背，高聲贊頌汪精衛“舍身取義”，并揚言自己投入“和平運動”是為“保存民族元氣”。這種嘴臉讓旁聽席噓聲四起。

他之所以底氣十足，是因為心中還有一張王牌——傳說中的“國寶”。審判間隙，他暗示主審法官：“我若獻出某件遺物，當可挽回生機。”法官皺眉追問，他卻支吾其辭，只拋下一句：“此物關乎先總統存世最后遺珍。”消息層層上報，直達重慶。蔣介石聽后，立刻命鄭介民趕赴蘇州細詢。

原來所謂“寶物”，竟是一罐浸在福爾馬林中的孫中山肝臟標本。追溯來龍去脈，要把時間撥回二十二年前。一九二四年秋，孫中山北上參加國是會議，病倒北京協和醫院，次年三月病逝。按照宋慶齡囑托，遺體不得擅自取臟，可院方仍私留部分肝組織與切片。戰火蔓延，北平失守，日軍在協和翻箱倒柜時發現標本，如獲至寶，輾轉落入汪偽政府之手。褚民誼受命押回南京，將它供奉在中山陵靈柩前，又暗中交給旅法歸國的腫瘤專家湯齊平研究，自此秘而不宣。

“此物若失，國人皆怒；若得，國家有功。”褚民誼反復念叨，希望用這點“功勞”換來生機。鄭介民派沈醉連夜赴滬，從湯齊平家中取回銀質桶，內置標本及十余頁英文病理記錄。軍統旋即上報，聲稱“奉命捍衛國父遺臟”，讓蔣介石頗為動心，甚至口頭提及“宜酌量從寬”。

風向卻未隨心而轉。南京、上海的報館捕風捉影，連日來都在炒作“漢奸私藏國寶”的驚天丑聞。街頭巷尾熱議：“倭奴賣國，豈能用一只瓶子換命？”民憤隨之高漲，各界紛紛上書，痛斥若赦褚民誼，便是侮辱國父。與此同時，已獲“輕判”希望的梅思平等人也開始自吹“有功”，鬧得輿論一鍋粥。

這種時候，蔣介石騎虎難下。要救，動搖執法公信；不救，又違前言，只能裝作沒提過寬赦。最高法院六月重審，仍維持死刑。八月二十三日清晨，監房鐵門哐啷一響，法警手持紙條。陳璧君悄聲對隔壁喊：“重行，時間到了。”褚民誼愣了半秒，隨即抹平衣襟，拱手作別獄友，上車赴刑場。一聲槍響，塵埃落定。

褚民誼的算盤落空，但他抖出的“遺臟標本”卻成了懸案。國民黨檔案記載，標本連同文件交由中山陵園管理。可一九四九年南京易幟后，陵園方面并未找到福爾馬林桶；民間傳言或言在動蕩中失散，或言被孫科攜去臺島。檔案中同樣缺了關鍵住院記錄與切片編號，成敗皆因一罐標本，最終卻成了無處追索的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