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軍430余干部犧牲，聶榮臻痛心：華北抗日損失最重的一次戰斗

1983年4月5日，豐潤縣楊家鋪烈士陵園上空細雨不斷。杵著拐杖的任遠盯著碑文許久，低聲吐出一句：“還能記住的名字越來越少了。”一句平常的感嘆，把在場幾個年輕護林員聽得直發愣——誰料這位七旬老者，竟是當年楊家鋪突圍戰里唯一被俘后又逃出的冀東特工。

要理解任遠的這句喃喃，得把時間撥回三十九年前。1944年10月16日，冀熱邊區特委在豐潤皈依寨結束了一場關系“減租減息”和冬季反掃蕩的重要會議。八百余名黨政軍干部分散夜行，打算依次轉移。大霧、夜色、疲勞，讓不少人松了口氣，卻也給潛伏的獨立混成第八旅團創造了可乘之機。

午夜十一點，特委組織部長周文彬與任遠還在楊家鋪西頭討論情報聯絡。兩杯開水剛喝完，村外土墻突然濺起碎泥——三八大蓋的槍口冒了火。警衛員推門沖進來大喊：“鬼子進村啦！”這短短兩句話，是那場惡戰的唯一正式“預警”。

敵軍并非倉促闖進。10月15日晚，日軍已在灤河鐵路沿線俘獲偵察班長一名，繳獲了三級干部會議的行程草圖。獨八旅團統共三千余人，分三路臨夜潛行，企圖“一鍋端”冀東首腦機關。那是當年冀東根據地最集中的一次領導層聚會；對日軍而言，情報價值堪比整編師番號。

拂曉時分，槍聲由西向北蔓延。周文彬先派偵察員盯西面火力，又讓劉景余連長組織人員向馬蹄山口撤離。不到二十分鐘，偵察兵摔著泥趕回：“東城山也冒敵影。”包圍圈已成合圍態勢。周文彬當機立斷：“毀文件，輕裝突圍！”一句話，數十本電碼本、聯絡簿當場付之一炬。

突圍路線最先定向北。丁振軍率四連擔任后衛。可剛摸到半山腰，丁振軍額頭中彈，倒下前仍高喊：“沖出去就是勝利！”附近戰士哽得說不出話，只能把子彈一梭梭地潑向山谷。后來回憶錄里寫到這一幕，許多人只用兩個字：疼。

山勢狹窄，敵人不斷壓縮火網。周文彬帶機關干部占領氈帽山制高點，試圖依托地形組織第二次突擊。劉景余拎著輕機槍，第一個滾下坡，他朝身后喊：“保首長！”隨后闖進濃霧。霧里火光忽閃，伴著咔嚓的槍栓聲，像是在撕布。

半小時后，連長返身再找周文彬，卻發現首長已在亂石后倒地，右手仍握著繳獲的三八槍。活口說，周文彬最后射倒三名日兵，子彈打光才被流彈擊中。

另一側，宣傳部長呂光與愛人劉俞芬扶持著向北溝移動。不料剛走出十多米，槍彈橫掃過來。呂光兩次試圖站起，被愛人按住肩膀。他扭頭只說了句：“別管我。”隨后兩人再沒動彈。

任遠在突圍中雙臂中彈，昏厥后被俘。押送途中，他把口袋中的情報本撕碎吞下。有人問他疼不疼，他咬著血泡回答：“能吞下去就不疼。”短短九個字，后來成為冀東情報線“硬口供”的代名詞。

傍晚六點，楊家鋪槍聲漸息。統計下來，720名干部參會，120余人突圍成功，430余人犧牲，150人被俘。聶榮臻得知此情報，當夜在晉察冀軍區批示：“華北抗戰以來最慘重之一役。”批示后半頁空白，據說是無法再寫字。

1945年2月，任遠被地下黨營救出獄，同年春返冀東重建聯絡網。再次走過楊家鋪，他俯身抓了一把泥巴，很久才放下。旁人問他想什么，他只說：“這里埋著四百多雙行軍鞋。”

1954年，當地政府修建楊家鋪烈士陵園，把周文彬、丁振軍、呂光、王少奇等百余烈士集中安葬。開館那天，十里八鄉的鄉親自發挑水掃地，石碑前擠得滿滿當當。老人們對孩子囑咐：“記住這些名字，別念錯一個。”

值得一提的是，楊家鋪戰斗之痛，不只在數字，更在損失的骨干層。周文彬36歲，丁振軍31歲，盧少奇33歲，他們正是熟悉群眾路線、掌握敵情動向、能坐又能打的“一線指揮—政工”復合型干部。冀東根據地此后用了整整一年才補齊空缺。

當地縣志曾有一句評語：“此役雖敗，其烈火燒盡敵未盡之心。”意思是說，日軍本想借此戰瓦解冀東，但是次年上半年，他們反而在冀東遭到游擊隊接連伏擊。很多老兵談起這段，都搖頭感嘆：日軍摸到情報，卻沒料到“殺敵一千，自折銳氣”。

楊家鋪之殤并未被塵封。1964年華北軍政大學舉辦抗戰口述史座談，任遠受邀作報告。臨結束時，一名學員提問：“如果再來一次，能否減少損失？”任遠沉默片刻，答得極輕：“情報線再細一點，撤離的紀律再嚴一點，可惜歷史沒有重來鍵。”

雨停了，陵園里草木冒出新芽。任遠撐傘離去時回頭望了眼墓碑。碑座旁刻著一句話——“先烈身后無名利，惟愿山河得清寧”。光影落在花崗巖上，仿佛那年拂曉前的薄霧，又像永不熄滅的微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