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周總理指示劉西堯回二機部當部長，劉：開會見總理很消瘦

1965年盛夏的一個夜里，北京琉璃廠附近的胡同還沒散盡暑氣，劉西堯正伏案寫材料，電話驟然響起。話筒那頭是昆明的周恩來。總理直奔主題：“主席問，二機部幾家主干廠能不能‘一分為二’搬到三線？你們得趕緊拿個主意，別等我回京。”劉西堯抹了把汗，答：“好，我馬上召集人研究。”這通不到五分鐘的通話后來被他視為一次“定向燈”，令他對三線布局的緊迫性有了第一手體會。

會議連夜開，結論卻出乎很多人意料：現有廠大多無法分家，一旦切割，產能驟降。劉西堯先去彭真家口頭匯報，又寫成正式意見報中央。周恩來回國認可了建議，卻把話挑明：“廠子暫不分，但原有產線要滿負荷，三線的第二套裝備得加快。”一句話，道盡“兩條腿走路”的國防工業部署。

追溯劉西堯與二機部的緣分，還得回到1962年。“原子能兩年規劃”方興未艾，時任國防工辦副主任的他被周總理點將，組織聯合檢查組，對全國核工業骨干單位展開拉網式排查。那趟行程，他跑遍玉門、蘭州、西安，末了寫了厚厚一摞報告，核心觀點是：兩年爆出首枚核彈“有把握”。周總理在西花廳聽完匯報，只說了八個字：“政治性、計劃性、紀律性。”劉西堯后來把它概括為“三高”。

1964年10月16日，新疆羅布泊蘑菇云騰起。那天，美國“常青藤”系統只捕捉到異常地震波，卻不知中國的原子時代已然來臨。試驗前夜，周恩來在中央專委會上提醒：“成敗勿外泄，成功也低調。”隨后加了一句玩笑似的告誡：“鄧穎超同志也不讓說。”劉西堯記得很清楚，現場一片會意的笑。

時間快進到1974年。那一年，上層動向復雜，周總理的病情卻只在少數人之間流傳。年底，國務院常務工作會上，有人提議讓劉西堯去整頓教育部，理由是“科技出身，懂管理”。總理看著名單，沉默片刻，在便箋上寫下三個字：二機部。隨即，又把紙條撕個粉碎——他不愿任何人提前揣摩。

不久后，華國鋒、李先念把劉西堯叫到人民大會堂一間小休息室。華國鋒開門見山：“中央決定，你回二機部，正部長。”劉西堯抬眼望了望身旁的代理部長劉偉，試探道：“可否讓他挑大梁？”華國鋒搖頭：“定了。”短短數語，塵埃落定。

1975年1月25日，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任命，劉西堯正式接掌二機部。這是該部成立以來，第一次由大會公開宣布部長人事，《人民日報》次日頭版刊登消息。對于熟悉保密傳統的核工業系統而言，這無異于一次破例的“亮相”。

大會休會間隙，劉西堯遠遠看見周恩來步入會場。總理穿一件深色呢子大衣，面容削瘦，眼眶微陷。兩人隔空點頭致意，無需寒暄，心照不宣。散會后，劉西堯對身邊同事感慨：“總理真瘦了。”話音很輕，卻透出沉重。

上任后的第一難題，是如何讓已基本建成的三線工廠盡快交出合格核彈頭，與東風五號導彈配套。試想一下：山川峽谷中的新車間，機器剛通電，工人半數是學徒，質量要一步到位，難度可想而知。劉西堯先跑基層，后連夜起草動員講話。干部大會那天，他連續講了三個小時，拋出一句硬話：“節點砸了，我就遞辭呈。”臺下鴉雀無聲，氣氛緊繃。

為了確保設計萬無一失，他專門找來鄧稼先。兩人只說了不到十句。鄧稼先略帶猶豫：“理論沒錯，但要不要再試？”劉西堯回答干脆：“不聲不響，放手干。”后續事實證明，這句承諾給了實驗團隊最堅定的后盾。

1976年1月8日凌晨，噩耗傳來。劉西堯得知周總理逝世，眼眶濕了。他參加守靈，目睹靈車經過長安街，十里長街人潮洶涌。回部里后，他只說一句：“任務照舊。”那天，文件袋堆滿桌，他硬是批完才離開。

同年春，二機部交出首批與東風五號配套的核彈頭，質量驗收一次通過。劉西堯沒有慶功，只在內部會上簡短點評：“這是總理生前拍板的項目，咱們算是沒讓他失望。”說完，他合上筆記本，示意散會。

回溯這段歷程，不得不說，周恩來與劉西堯之間的信賴與默契，貫穿了中國核工業從起步到跨越的關鍵節點。電話中一句囑托、會場里一個眼神，足以改變產業布局，也足以讓后人讀懂責任二字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