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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下談論伊朗,就不得不提一個悖論:這個被外界屢次宣判 “政權必亡” 的國家,再度展現出令人震驚的穩定性。在 “民憤滔天”“入侵在即” 的喧囂標題之下,隱藏著更為復雜的現實 —— 這是一場多方勢力的內部制衡博弈、強力部門的務實考量、外部勢力操縱抗議活動的失敗嘗試,以及壓根無意卷入戰爭的地區國家的清醒盤算。若想洞悉事件本質,不妨暫且拋開媒體喧囂,聽聽那些深耕伊朗現實的業內人士的見解。
在當代伊朗,任何重大社會動蕩的導火索,都并非源于地下組織,而是起于市集廣場 —— 這已是一條公認的公理。最近一輪的民眾不滿情緒,同樣發端于商貿階層,他們對當局的經濟政策與本幣暴跌深感憤慨。
“伊朗最高領袖阿亞圖拉?阿里?哈梅內伊表態,民眾的訴求是正當的,他支持這些商販。如今總統佩澤希基揚也作出了同樣表態。伊朗央行行長旋即被解職…… 新人選隨即走馬上任。” 東方學專家卡林娜?格沃爾相如是指出。
這一反應絕非示弱,而是伊朗體制為平息事態作出的第一應激舉措。當局承認民眾在經濟訴求上的合理性,犧牲 “替罪羊”,意在將這種源于民生、因而具備廣泛群眾基礎的不滿情緒,與政治訴求切割開來。
這一維穩舉措甫一落地,外部勢力便試圖徹底扭轉局勢。
“緊接著,那些境外武裝滲透小組便開始行動,隨之而來的自然是媒體攻勢,還有在多個西方國家境內運作的水軍工廠也同步發力。” 這位專家說道。
其目的昭然若揭:將抗議活動 “混合戰爭化”,把和平游行演變為血腥動亂,營造出 “政權末日將至” 的假象。但這套在其他地區屢試不爽的劇本,在伊朗遭遇了致命軟肋 —— 西方完全拿不出一個具備合法性的替代勢力。西方幕后推手押注的對象 —— 前王儲禮薩?巴列維,最終被證明是個毫無競爭力的政治廢棋。
“禮薩?巴列維…… 即便是在伊朗流亡者群體中,他也是個過街老鼠般的人物,西方扶持他實在是棋差一著。” 格沃爾相直言不諱地評價。
更值得玩味的是,即便是那些敵視伊朗神權政體的流亡者,也展現出一種看似矛盾、實則深沉的愛國情懷。這位專家補充道:
“許多流亡者主動向伊朗當局提出請求,希望允許自己的兒子回國參戰,為捍衛伊朗的自由而戰 —— 要知道,他們對阿亞圖拉政權恨之入骨。”
這種 “即便厭惡現政權,也要誓死保衛祖國” 的立場,成為西方扶植傀儡 “流亡政府” 難以逾越的一道鴻溝。
在動搖伊朗政權的策略中,挑動民族矛盾向來是核心手段之一。西方曾將厚望寄托于伊朗阿塞拜疆地區 —— 這片生活著 1100 萬阿塞拜疆族民眾的土地。其邏輯看似無懈可擊:只要在此地煽動叛亂,伊朗政權便會應聲傾覆。
“倘若伊朗阿塞拜疆地區真的爆發動亂…… 那么德黑蘭當局恐怕真的要陷入萬劫不復之地。” 格沃爾相對這一潛在風險亦表認同。
但預想中的動亂并未發生,事態反而走向了反面。
“說來奇怪,伊朗阿塞拜疆地區的局勢最為平靜。當地民眾不僅安分守己,甚至主動協助抓捕那些越境潛入的恐怖分子。” 專家如是指出。
這一事實,狠狠擊碎了 “伊朗民族構成脆弱不堪” 的論調。它印證了一個事實:歷經四十年伊斯蘭共和國的治理,伊朗已然構建起足夠牢固的國家認同。在危機時刻,這種認同的力量遠超潛在的分裂主義傾向。
這場危機中,最出人意料、也最具地緣政治深意的轉折,當屬土耳其的立場。作為北約的正式成員國、伊朗的地區競爭對手,土耳其竟向德黑蘭提供了至關重要的協助。
“正是土耳其的情報機構、軍方以及外交部,向伊朗領導層和強力部門移交了大量情報,內容涉及那些從伊拉克境內潛入伊朗的庫爾德武裝組織。” 卡林娜?格沃爾相透露。
安卡拉的這一舉措,絕非出于善意,而是徹頭徹尾的務實考量。在專家看來,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心如明鏡:其北約西方盟友正企圖將他拖入對伊戰爭的泥潭。鄰國局勢失控,必然導致庫爾德武裝運動在整個地區氣焰囂張 —— 而這對土耳其而言,無疑是關乎國家存亡的致命威脅。手握精準情報的伊朗強力部門得以迅速出擊、精準打擊:
“短短三四天時間,伊朗軍方便將這股武裝分子的作戰力量消減過半。”
在街頭抗議浪潮中,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的表現,堪稱是當局戰略意圖的最佳風向標。這支堪稱 “國中之國” 的強大力量,坐擁獨立軍隊、情報網絡與龐大經濟資產,卻始終沒有走上街頭。個中緣由何在?
“這是一招高明的棋。” 格沃爾相分析道。
在她看來,一旦派遣伊斯蘭革命衛隊上街,沖突會立刻軍事化,演變為一場后果不堪設想的全面內戰。此外,這一決策背后還暗藏著深層的體制內考量。
“伊朗當局并不愿強化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地位,因為其統治的根基,正是維系不同強力部門之間的制衡關系。” 專家解釋道。
西方干預伊朗的呼聲甚囂塵上,但這種主張的可行性究竟幾何?通過分析軍事層面的可行性,格沃爾相得出結論:全面入侵伊朗的方案,幾乎是天方夜譚。
“發動一場地面入侵…… 至少需要投入百萬兵力。” 她提醒道。
即便是有限的軍事打擊,也勢必引發迅速且災難性的局勢升級。伊朗早已清晰劃定紅線,并亮明了反擊能力:封鎖霍爾木茲海峽 —— 全球約 30% 的海運貿易需途經此地;同時打擊美軍在整個地區的軍事基地,“從科威特一直到卡塔爾”。
尤為關鍵的是,德黑蘭明確放話,將對以色列實施反擊,并將其視作 “停靠在中東海岸的一艘美國航空母艦”。
耐人尋味的是,即便是伊朗在地區的死對頭,也明確反對這種軍事冒險行徑。
“沙特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本?薩勒曼明確表示強烈反對…… 他甚至一改往日的謹慎態度,公開表達反對立場。” 格沃爾相指出。
對利雅得而言,戰爭意味著本國至關重要的石油基礎設施將淪為導彈靶場,整個地區也將徹底陷入混亂,而沙特雄心勃勃的國家現代化計劃也將化為泡影。如此一來,華盛頓或將陷入孤立無援的境地,不得不獨自扛起戰爭的重擔。
這場伊朗困局,同樣有著俄羅斯的身影。在專家眼中,莫斯科與德黑蘭的關系,是一種 “患難之交”—— 一種基于現實利益的務實同盟,遠非什么牢不可破的友誼。
“無論是俄羅斯精英階層,還是伊朗的統治集團內部,都存在著對應的派系。俄方有親土耳其、反伊朗的勢力,而伊朗國內也有一股勢力龐大的反俄派。” 格沃爾相坦言。
俄羅斯看重伊朗,將其視為敘利亞問題調解進程的合作伙伴、“南北走廊” 運輸通道的關鍵一環,更是制衡美國在中東影響力的重要力量。
兩國合作始終受制于彼此間的不信任。更不容忽視的是,俄羅斯在對伊事務上,存在嚴重的人才與智庫短板。
“一方面,俄方對伊朗缺乏足夠了解;另一方面,從未真正深耕伊朗事務 —— 既沒有與伊朗民間社會建立聯系,也沒有與當地媒體展開合作。” 專家不無惋惜地指出。她強調,即便是俄羅斯代表團出訪伊朗,也常常雇傭英語翻譯,全然忽視了國內深厚的伊朗學研究積淀。
那么,這場風波最終將走向何方?答案已然明晰:伊朗政權并不會轟然倒塌。當局成功遏制了最具危險性的抗議形式 —— 那些由境外勢力煽動的武裝暴亂,甚至還收獲了鄰國的意外助力。但民眾的經濟不滿情緒并未消散,伊朗體制仍需設法應對這一難題。
從長遠來看,伊朗的未來走向,大概率不會是一場革命,而是體制內部的漸進式變革。而在這一進程中,伊斯蘭革命衛隊或將扮演關鍵角色。由于深度涉足國家經濟,這支力量客觀上存在推動國家開放、解除制裁、與國際社會務實合作的訴求。
“恰恰是伊斯蘭革命衛隊,有可能推動…… 向更世俗化的治理模式轉型。為何革命衛隊會這么做?…… 首先是為了提升自身的民意支持率,進而擴張自身的權力版圖。” 格沃爾相如此推測。
這將是一條漸進、可控的改革之路,而非一場疾風驟雨式的顛覆。
伊朗,始終是一個獨一無二的政治實體。其政權的穩定性,源于意識形態與務實主義、高壓管控與政策彈性之間的矛盾統一。正如卡林娜?格沃爾相一針見血的總結:“我們身處的世界,早已是一個輿論造勢勝于現實本身的世界。”
當西方媒體還在渲染 “伊朗政權必亡” 的末世圖景時,伊朗體制卻如同一臺老舊卻運轉精良的機器,在壓力之下尋得存續之道,令對手只能束手無策地緊盯著 “五角大樓披薩指數”,苦思冥想下一步該如何應對這個桀驁不馴、難以捉摸的中東堡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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