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減負迎來巨變！昨天召開的中央層面重要會議，首次將“手術刀”指向“上級”

　　文/識局智庫研究組

　　據央視新聞和新華社報道，昨天（1月16日），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會議在北京舉行。

　　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表面上看是“老話題”，但這次會議與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之處。

　　會議提出要強化《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若干規定》執行，進一步深化“六個糾治”，持續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深化“一表通”建設，進一步破解基層治理“小馬拉大車”突出問題，并首次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持續發揮示范帶動作用，制定政策、出臺文件、部署任務等要做好與為基層減負一致性評估，抓實本系統本領域整治” 。

　　治理的“手術刀”首次明確、系統地指向產生形式主義的頂層機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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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的工作已持續多年。

　　回溯至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于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為基層減負的通知》，明確將該年確立為 “基層減負年” ，開啟了系統性整治的序幕。

　　隨后的幾年中，中央每年召開專項會議，重點聚焦于控制文件會議數量、規范督查檢查考核等具體問題。然而在實踐中，一些頑疾并未根除，反而以新的形態出現。

　　長期以來，基層減負工作多聚焦于為執行末梢“松綁”，而此次會議的一個極為重要的突破在于，它敢于對決策中樞的運轉邏輯進行“手術”。

　　“對上動手術”的核心體現，是會議首次將“為基層減負一致性評估”作為剛性要求，置于中央和國家機關的決策流程中。這意味著，任何政策、文件、任務在出臺前，都必須通過“減負影響”的體檢，從源頭上杜絕“部門出政策，基層兜責任”的舊循環。

　　這不僅是程序上的創新，更是治理哲學的根本轉變。它承認，基層的“表哥表姐”、“會海奔波”，其病灶往往不在基層自身，而在于上級部門各自為政的指標體系和“以文件落實文件”的路徑依賴。

　　會議提出樹立“重顯績又重潛績”的導向，完善差異化考核，正是要從指揮棒上扭轉“對上負責”多于“對下負責”的慣性，引導各級干部直面真問題、破解真難題。

　　淺見以為，2026年的這次會議，從“對下提要求”到“對上動手術”的里程碑式迭代，意味著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正邁進一個以制度性減負為核心的新階段。

　　會議部署不再滿足于減輕表面的“體力消耗”，而是直指驅動基層行為的深層制度邏輯與激勵約束機制，力求從根本上降低治理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會議明確要“常態化開展核查通報”，中央層面已累計通報多批典型問題。這種持續的、公開的監督，已形成較為強大的震懾效應，推動“不敢”也“不能”的氛圍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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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所述，此次會議最根本的轉變，在于其治理哲學的迭代。它系統性地將問責焦點和改革壓力，從基層執行端逆向傳導至政策決策端。

　　“減負一致性評估”機制的建立是至關重要的一步。它要求政策制定者在源頭進行自我審查，預估其決策可能加諸基層的負擔，相當于在官僚體系的“政策生產流水線”上安裝了強制性的“減負濾網”。

　　與此同時，“完善差異化考核評價體系”和“重顯績又重潛績”的要求，表面是考核基層，實質是考核上級部門的考核能力與治理水平。這迫使上級必須優化指揮棒，從根本上抑制了催生“應試式”應對的沖動。

　　而破解“小馬拉大車”與明確基層權責清單，則是為基層修筑了制度“防洪堤”，從法律層面否定了上級部門無限制向下攤派任務的合理性，為基層拒絕“無限責任”提供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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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數字化時代，形式主義也披上了“技術的外衣”。“指尖上的形式主義”成為基層干部的新痛點——無數政務APP、微信工作群、在線表格和打卡系統，讓干部困于“數字牢籠”。

　　會議特別強調“持續整治‘指尖上的形式主義’”，并點明要“深化‘一表通’建設”，這精準地指出了治理的關鍵：不是否定技術，而是矯正技術的異化使用。

　　“一表通”的建設思路，正是“對上動手術”在數字領域的具體體現。它旨在打通部門間的數據壁壘，實現基礎數據一次采集、共享共用，其成功與否取決于上級部門能否摒棄數據私有的舊觀念，實現真正的協同。

　　這本質上是一場用“技術賦能減負”對抗“技術異化增負” 的變革，要求上級部門首先清理和整合自身下發的數字工具，是對其工作方式的直接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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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期以來，“權小責大”是基層治理的典型困境。各種臨時任務、專項工作、 “一票否決”事項層層下壓，導致鄉鎮街道不堪重負，“小馬拉大車”問題突出。

　　會議明確提出要“用好鄉鎮（街道）履職事項清單”，這意味著基層的權責邊界將得到法律和制度上的清晰界定。任何超出清單范圍的額外任務，其合法性與合理性都將受到審視。

　　這項改革的目的，是推動建立一種權責對等、資源匹配的現代治理關系。上級部門若想下達新任務，就必須同步考慮授權和資源的下沉，從而在機制上抑制了隨意加碼的沖動。

　　清單的制定與落實，將是觀察此次會議精神能否落地的重要窗口。它不僅是基層的“免責盾牌”，更是倒逼上級部門科學決策、精細管理的“推進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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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頂層設計周密，但歷史的經驗表明，形式主義具有頑固的反復性和變異性。真正的考驗在于，這場“對上動手術”的自我革命能否被剛性執行，穿透官僚體系的層層慣性。

　　首當其沖的挑戰是“條塊矛盾”。中央部委（條條）的垂直指令與地方（塊塊）的統籌減負可能產生沖突。“減負一致性評估”能否在所有“條條”中得到不折不扣的執行，將決定源頭防控的成敗。

　　其次，需警惕負擔的“隱形化”與“數字化”轉移。明文負擔易減，但來自上級的“工作提示”、“高度重視”等非正式壓力，以及過度依賴數字留痕的新考核方式，可能成為新的負擔源泉。

　　最后，也是根本性的挑戰，在于政治生態與文化的深層轉變。只有當“重潛績、利長遠”的干部真正得到褒獎重用，當搞“形象工程”和“數據造假”的行為徹底失去市場，新的治理邏輯或才能穩固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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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負”不再僅僅是減輕基層的負擔，更是一場重塑上下級權責關系、優化國家治理體系的深層改革。

　　當政策的源頭得到凈化，考核的指揮棒指向實績，技術的賦能回歸本位，基層干部才能真正從無謂的事務中解脫出來，將時間和精力奉獻于推動發展和服務人民。

　　這場始于作風建設的變革，其深遠意義在于，它正力圖構建一個更高效、更負責任、更貼近現實的現代治理體系。這不僅是基層干部的期盼，也是國家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然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