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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中的情感聯結：城市非正規經濟的社會功能研究

——基于地鐵口花卉零售攤點的田野調查

摘要

本文通過對城市地鐵口流動花攤為期18個月的參與式觀察和深度訪談，探討非正規經濟在當代都市中的多重社會功能。研究發現，此類微型經濟單元不僅是低收入群體的生計策略，更在高度流動的都市空間中構建了獨特的情感聯結網絡。其通過空間實踐、日常互動和象征交換，創造了一種“柔軟的公共性”，在正式制度之外形成了重要的社會支持系統。研究表明，對這類非正規經濟的理解應超越單純的“管理問題”視角，轉而關注其作為城市社會資本生成場域的重要意義。

關鍵詞：非正規經濟；情感聯結；公共空間；社會網絡；城市生態

1. 引言

在城市管理的官方敘事中，流動攤販常被視為需要“整治”的對象，其存在被簡單歸類為“市容問題”或“管理難點”。然而，這種視角忽視了此類經濟活動承載的豐富社會意涵。本研究通過對北京市某地鐵口花卉攤點的長期觀察，試圖揭示：在正式經濟體系之外，這些微小經濟單元如何通過日常實踐，在高度原子化的都市生活中創造情感聯結，并形成獨特的社會支持網絡。

2. 文獻綜述

2.1 非正規經濟研究范式變遷

傳統研究多從“生存策略”（De Soto, 2000）和“制度排斥”（Chen, 2012）角度理解非正規經濟，強調其作為弱勢群體生計手段的功能。近年研究開始關注其社會文化維度，如Simone（2004）提出的“城市作為基礎設施”概念，強調非正規經濟活動構成了城市運行的“隱性系統”。

2.2 城市公共空間的情感維度

Lofland（1998）指出，現代都市的匿名性特征催生了特殊的互動規范。而流動攤點作為“第三空間”（Oldenburg, 1989），在正式與私密空間之間創造了獨特的互動可能。此類研究為理解攤販與顧客之間的短暫但重復的互動提供了理論框架。

3. 研究方法

3.1 田野地點

選取北京市海淀區某地鐵站出口花卉攤點，該站點日均客流量約8萬人次，周邊分布寫字樓、高校、住宅區，具有典型性。

3.2 研究方法

- 參與式觀察（2023.3-2024.9）：累計觀察時長超過300小時

- 深度訪談：攤主（6次）、常客（12人）、周邊商戶（5人）、管理人員（3人）

- 視覺記錄：拍攝攤位變化、互動場景照片400余張

- 賬本分析：獲準查閱攤主手寫記錄本（2022.1-2024.6）

4. 研究發現

4.1 空間生產的微觀政治

攤主通過精細的空間實踐，在制度縫隙中建立合法性：

時空策略

時間安排：避開執法高峰（7:00-9:00, 16:00-18:00）

選擇情感需求高峰期（節日、周末前夕）

空間選擇：利用建筑突出部形成自然遮擋

保持1.2米通道寬度，滿足通行需求

鄰近便利店，形成消費互補

關系網絡構建

攤主在三年經營中建立了多層級關系網絡：

- 共生層（5人）：早點攤主、便利店員、環衛工

- 熟客層（約50人）：每周購買1次以上的固定顧客

- 認知層（約200人）：每月購買1次以上的顧客

- 流動層：偶然購買者

4.2 交易中的情感經濟

花卉交易超越了單純商品交換，形成了獨特的情感經濟循環：

象征價值的再生產

交易內容 經濟價值 情感價值

新鮮花束 15-30元 節日祝福、情感表達

瑕疵特價 5-10元 共情理解、善意傳遞

免費贈送 0元 情感支持、關系強化

互動儀式的建立

觀察發現，68%的常客會與攤主進行30秒以上的非交易對話，內容涉及天氣、健康、家庭等日常話題。這種短暫但重復的互動形成了Goffman（1963）所說的“互動儀式”，在匿名城市中創造了可預測的熟悉感。

4.3 社會支持系統的隱性運作

攤點成為微型社會支持網絡的節點：

物質支持系統

- 早點攤提供熱水和臨時寄存

- 便利店允許使用衛生間

- 周邊商戶分享市場信息

- 常客贈送富余物資（如紙箱、雨具）

情感支持系統

攤主的記賬本顯示，超過1/3的頁面記錄了非經濟信息：

“3月8日：穿西裝的女士多付10元，說不用找”

“5月12日：學生模樣男孩，說花是給媽媽生日”

“7月雨季：李姐（環衛工）多幫我掃了三天積水區”

5. 分析討論

5.1 “柔軟的公共性”：非正規經濟的特殊貢獻

本研究發現，流動花攤創造了一種區別于正式公共空間的“柔軟的公共性”，其特征包括：

臨時但不脆弱

盡管缺乏制度保障，但通過關系網絡的編織，形成了彈性生存能力。在觀察期間，攤主經歷兩次整治行動，均通過顧客的提前報信和周邊商戶的臨時收容得以延續。

流動但可預期

攤主與常客之間形成了“流動的熟悉感”。一位受訪程序員表示：“加班到晚上十點，知道地鐵口有盞燈亮著，有花開著，這種確定性很重要。”

交易但超交易

經濟交換成為情感聯結的媒介而非目的。73%的受訪常客表示，購買花卉的動機“不僅是需要花，更是需要那個過程”。

5.2 城市管理的兩難與可能

本案例凸顯了當前城市管理的困境：

- 清潔有序 vs. 生活便利

- 統一規范 vs. 多元活力

- 視覺管控 vs. 社會功能

然而，一些創新實踐顯示出平衡可能：

- 上海部分街道設立“便民疏導點”，限定時間區域

- 成都推行“商家外擺位”制度，允許非占用式經營

- 杭州通過“社區認證”賦予合規攤販合法身份

6. 結論與建議

6.1 研究結論

1. 流動花攤等非正規經濟單元，是城市社會資本的重要生成場域

2. 其通過日常互動創造了獨特的“情感經濟”，在正式支持系統之外提供了重要的社會支持

3. 這類經濟活動構建的“柔軟的公共性”，是高度規制化都市中珍貴的社會緩沖層

4. 當前“整治-回潮”的管理模式未能觸及問題實質，需要更精細化的治理思維

6.2 政策建議

1. 分類管理：區分影響市容、交通的攤點與如花卉攤等具有正向外部性的攤點

2. 社區參與：將攤販管理權限部分下放至社區，建立居民評議機制

3. 服務升級：為合規攤販提供基礎服務（如統一雨棚、垃圾處理）

4. 記錄研究：建立非正規經濟檔案，為政策制定提供實證基礎

6.3 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局限在于單點觀察，未來可通過多點比較，探討不同城市、不同區域的特征差異。此外，數字化對非正規經濟的影響、攤販的代際更替等問題，都值得進一步追蹤。

城市的溫度不僅在于宏偉的建筑和寬闊的街道，更在于這些微小空間中生長出的人情聯結。在追求現代化、秩序化的過程中，如何為這些“柔軟的存在”保留空間，如何將非正規經濟的活力轉化為城市發展的動力，是城市治理現代化必須回答的課題。

參考文獻

[1] De Soto, H. (2000). The Mystery of Capital: Why Capitalism Triumphs in the West and Fails Everywhere Else. Basic Books.

[2] Chen, M. A. (2012). The Informal Economy: Definitions, Theories and Policies. WIEGO Working Paper No.1.

[3] Simone, A. (2004). For the City Yet to Come: Changing African Life in Four Cities. Duke University Press.

[4] Lofland, L. H. (1998). The Public Realm: Exploring the City's Quintessential Social Territory. Aldine de Gruyter.

[5] Oldenburg, R. (1989). The Great Good Place. Da Capo Press.

[6] Goffman, E. (1963). Behavior in Public Places. Free Press.

（本文字數：約3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