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軍發現敵軍已接近指揮機關，肉搏戰后，重傷員在山溝淋了一夜雨

1935年，如果你是個正規軍班長，全部家當只有3顆子彈，還得簽生死狀：“打完必須把殼撿回來，少一個殼，沒下次”，你肯定覺得這長官腦子瓦特了。

但這真不是段子，這是當年湘鄂贛紅軍游擊隊的真實賬本。

在那片被后人稱為“南方三年游擊戰爭”的修羅場里，根本沒有神劇里那種無限彈藥的加特林，只有拿著空槍、嚼著草根，跟幾十倍的對手玩命。

今天要聊的這個叫盧堂勝的狠人，就是從這種必死局里爬出來的。

說實在的，大家的眼神總盯著長征那波浩浩蕩蕩的大部隊，往往忘了身后這幫被扔在孤島上的“斷后者”。

1934年冬，主力前腳剛走，國民黨后腳就瘋了，那是鐵了心要把這塊地皮翻過來犁一遍。

盧堂勝就是在這時候入伍的，那時候當兵圖啥？

圖的不是餉銀，是即使死也要死得像個人樣的那口氣。

剛進部隊頭一個禮拜，盧堂勝手里就一把大片刀。

那時候紅軍新兵都這待遇，想要槍？

自己找敵人要去。

后來班長總算給他發了支槍，他接過來一看，好家伙，一支英國造的老步槍，槍托都被砸爛了，拉開槍栓一看——比臉都干凈。

這就是當時的湘鄂贛紅16師，有槍無彈，那是標配。

直到三個月后，老盧混成了二班班長，上頭才“巨資”撥給他3發子彈。

這3發子彈可不是給你聽響的，那是拿來壓箱底保命的。

當時后勤線早斷了，這就逼得紅軍戰士練出了一種變態技能：能拼刺刀絕不開槍，非要開槍，必須一槍一個，打完還得趴地上找彈殼回去復裝。

這種苦日子，后來的開國上將傅秋濤、鐘期光當時都在經歷。

這幫首長帶著機關在瀏陽、平江的大山里鉆，活脫脫就是群野人。

對面搞“保甲連坐”，見房子就燒，見糧就搶，甚至把山上的樹都燒光，就想把紅軍餓死在山上。

咱們現在的打工人老喊累，跟那時候比簡直弱爆了。

紅軍沒藥，傷口化膿了咋辦？

搞點鹽水洗洗，甚至用蛆去吃腐肉。

沒飯吃？

挖竹筍、摘野果。

在那種把人逼成鬼的環境里，他們硬是把鬼變成了神。

1936年秋天這事兒吧，差點讓湘鄂贛軍區直接全劇終。

當時機關正躲在平江縣的一座無名山上，大伙兒累得正補覺呢。

西邊哨兵突然就發瘋似的打信號。

這次敵人來得太陰了，根本沒動靜，一個排的兵力直接摸到了眼皮子底下。

要知道，傅秋濤、鐘期光這些大腦殼都在后面，要是這道防線破了，整個湘鄂贛的指揮中樞就算是被一鍋端了。

這時候根本來不及動員。

排長嗷了一嗓子，盧堂勝帶著班里9個兄弟，跟瘋狗一樣撲了上去。

沒子彈咋整？

肉搏唄！

9個人對幾十號人，沒有任何掩體，完全就是拿命往里填。

在那幾十分鐘里，每一秒都像過了一年。

你能聽見刺刀扎進肉里的聲音，骨頭斷裂的聲音。

這種近距離的廝殺，比打槍更考驗心臟。

就是靠著這幾十分鐘的死磕，傅秋濤他們才撤了出去。

等參謀張凡喊撤退的時候，機關算是保住了。

但這代價太大了——盧堂勝和另外3個兄弟全倒了，血流了一地。

戰場瞬間安靜得嚇人。

四個重傷員，腿都動不了，離大部隊已經拉開了300米，后面敵人隨時會反撲。

這四個人也是硬骨頭，為了不當俘虜，互相攙著滾進了旁邊的深山溝里。

那天晚上的雨下得那叫一個絕望。

四個人躺在冰冷的爛泥里，血水混著雨水流。

沒人敢哼哼一聲，因為在敵后，出聲就是死。

那一夜真再漫長不過了，又冷又痛又失血。

誰知道第二天早上，奇跡還真發生了。

憑著那股子不想死的勁兒，盧堂勝帶著兄弟們一點點爬出了山溝，爬到了附近一個村子邊。

這時候就看人性了。

當時國民黨那是“連坐”啊，救紅軍是要殺全家的。

但這村的老百姓看到這幾個血肉模糊的兵，二話沒說，把門板拆了當擔架，把人抬進屋，熱飯熱湯伺候著。

這才是真正的鐵桿莊家，火燒不死的從來不是草，是根。

直到第二天下午，軍區首長派出的警衛員季安才找到他們。

回到駐地那一幕，老盧這輩子都忘不了。

還沒下擔架呢，傅秋濤、鐘期光這些平時殺伐果斷的硬漢全圍上來了。

看著這幾個為了掩護機關差點把命搭上的兄弟，首長們的眼眶全紅了。

傅秋濤死死握著他們的手：“打得好！

沒你們拼命，機關就完了。”

這不是領導講套話，那是真情流露。

在那該死的三年里，他們和中央斷了聯系，沒吃沒喝沒外援，就靠著這股子氣，硬是在南方留下了革命的火種。

1937年，這幫“野人”終于走出了深山，改編成了新四軍第一支隊，沖向了抗日戰場。

當年那支破槍、那三發舍不得打的子彈，最后都變成了射向侵略者的怒火。

1937年走出大山時，他們身上的軍裝早就爛沒了，但那身骨頭，比鋼鐵還硬。

參考資料：

盧堂勝，《三年游擊戰的回憶》，解放軍出版社，1985年。

《湘鄂贛革命根據地史料匯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

傅秋濤，《堅持湘鄂贛邊區三年游擊戰爭》，軍事科學出版社，198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