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翰烈士之女因沒錢上不起學，毛主席了解后批復：北京農大可收

1949年深秋，北風已經帶著寒意。北京城里的許多機關，都在忙著接收從各地推薦來的青年學生。就在同一時間，一份關于“烈士遺孤”的情況，被送到了中央領導案頭，上面寫著一個名字——夏蕓。

有意思的是，這個名字背后，牽著的人和往事，并不普通。順著時間往回看二十多年，可以看到一個年輕的革命者在血雨腥風中奔走，也能看到一位女子獨自拉扯幼女，在戰火與貧困之間艱難求生。等到新中國成立，這一段被時代沖散的親情和牽掛，才重新被人想起，并以另一種方式被接住。

時代變了，人還在。烈士的女兒，因為交不起學費面臨輟學，老一輩革命家的念想并沒有忘記她。毛澤東在批示中寫下“可收”二字，看似寥寥幾筆，卻把此前那條坎坷的人生路，推向了一個新的拐點。

一、1926年的婚姻與分別

1926年，北伐戰爭正酣，長沙城里卻還有幾分喜氣。農歷九月初四這天，出身貧苦的湘繡女工鄭家鈞，嫁給了時任湖南地方黨組織骨干的夏明翰。婚禮并不奢華，來的人卻分量不輕，何叔衡、李維漢等同志都到場祝賀。

當時有人寫了副對聯掛在帳簾兩邊：“世上唯有家鈞好，天下只有明翰強?！边@副對聯看著俏皮，其實很貼切。當時的夏明翰，性子直、膽子大，一說起妻子，總愛掛在嘴邊一句“家鈞好”。朋友們熟悉他們的感情，索性用這樣半開玩笑的方式，送上祝福。

氣氛熱鬧歸熱鬧，政治形勢卻在暗中翻涌。1927年4月，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國民黨反動派大肆捕殺共產黨人。長沙街頭不久就貼滿通緝布告，其中就有夏明翰的名字。家里本來平靜的日子，被撕得粉碎。

那段時間，鄭家鈞看著丈夫弟妹先后在起義中犧牲，心里揪成一團。一次，夏明翰喬裝成商人準備外出活動，她忍不住反復叮囑：“外頭查得這么緊，你可千萬別大意?！毕拿骱餐Ｏ履_步，半開玩笑地問：“怎么，又怕了？”她搖頭，眼眶一下就紅了：“怕倒談不上，就是想起弟弟妹妹，心里總不安。要是你再出點什么事……”

話沒說完，人已經哽咽。夏明翰掏出手絹，慢慢替她擦去眼淚，說話時語氣很平靜：“大石壓草草不死，抽刀斬水水更流。一個人倒下，會有千百個人站起來。不干完該做的事，對不起那些先走的同志。”這幾句，說得篤定，也帶著他那個年代共產黨人共有的那種剛烈。

就在這一年，鄭家鈞生下一個女兒。夏明翰給孩子取名“赤云”，后來改名夏蕓。名字里帶著一種帶顏色的理想，也帶著父母對未來的希冀。遺憾的是，一家三口團聚的時間并不長。1928年初，黨組織安排夏明翰赴武漢，參與湖北省委的領導工作。

那天出發時，天上正飄著大雪。鄭家鈞挽著他的胳膊，一路跟到郊外一棵老松樹下。雪花落在肩上，她伸手替他理好圍巾。夏明翰勸她：“風雪這么大，你身體又弱，就送到這里吧。好好照看孩子，比什么都重要?！彼皇屈c頭，卻沒有多說話。誰都沒有料到，這一次轉身，竟成了永別。

同年春天，夏明翰在漢口被捕。面對敵人的威逼利誘，他寫下那句流傳甚廣的話：“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928年3月，他英勇就義，年僅28歲。一邊是血染刑場，一邊是長沙小屋里抱著幼女的年輕母親，這種撕裂感，放在今天想起，仍然讓人心里發緊。

二、烈士遺孤的艱難成長

1928年之后，鄭家鈞沒有多少時間沉浸在悲慟里?，F實來得很快：要帶著烈士的女兒活下去，而且還得讓孩子像樣地長大。這是一種看不見的重擔，卻每日都壓在肩頭。

有人勸她改嫁，說一個女人帶著孩子過日子太苦。她干脆利落地回絕了。既不愿連累他人，也不想在烈士英名背后添任何閑話。作出這個選擇，她心里其實很清楚，從此注定是和孤寂疲憊打交道。

為了躲避國民黨特務的追蹤，她帶著女兒輾轉來到上海。那時的上海，表面上霓虹閃爍，底下卻暗藏殺機。為了不暴露身份，她干的多是辛苦活、零碎活。有人回憶，她為了接送女兒四處躲避，有時會騎著三輪車，帶著孩子在弄堂里穿來穿去，一路小心翼翼。

生活異常艱難，學費照樣要交。她幾乎把每天的時間切割得一干二凈：白天打工，夜里干針線活，除了躺下睡覺，很少有空閑。為了孩子讀書，她咬著牙也要咬過去。不得不說，這種苦撐，不是一般人能扛得住。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上海淪陷，整個城市籠罩在戰爭陰影下。租界內外炮聲不斷，物價飛漲，謀生更加艱難。母女倆被迫離開上海，輾轉回到長沙。一路顛簸，也一路緊張，生怕身份暴露。

回到湖南之后，地方黨組織其實一直牽掛著烈士家屬。相關同志找到鄭家鈞，提出可以在生活上給予一定照顧，希望減輕她的負擔。她思量之后，還是搖頭謝絕。理由很簡單：很多同志、烈屬都在艱難過日子，不想給組織添麻煩。這種倔強，看著有點讓人著急，卻也符合她一貫的脾氣。

時間推到抗戰結束前后，母女的生活仍舊緊巴。夏蕓到了應該專心讀書的年紀，卻因為家庭經濟狀況，時常面臨輟學邊緣。有一次，老戰友李維漢等人專程前來探望，看見簡陋的居住環境和輟學在家的孩子，心里不是滋味。當場就表示，可以想辦法解決學費問題。

鄭家鈞還是那句話：“組織有更多困難的同志要照顧，我們自己再想想辦法?！崩罹S漢再勸，也只能尊重她的堅持。這個場景，既讓人欽佩，又讓人心酸。

新中國成立后，國家百廢待興，工作千頭萬緒。就在這樣的背景下，關于夏明翰烈士家屬的情況，再次被提起。李維漢把夏蕓輟學的問題，詳細向毛澤東作了匯報，也談到了鄭家鈞多年來不肯給組織添麻煩的情況。

毛澤東與夏明翰相識于1920年前后。那時，他們一起在湖南傳播馬克思主義，后來又在毛澤東主持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并肩工作，參加秋收起義。得知這位老戰友的女兒因為學費問題上不起學，他看完材料，當即批示：北京農業大學可以接收。

這四個字，在當時的夏蕓看來，無疑是一條從困境通向希望的道路。很快，她如愿進入北京農大學習，終于能安安穩穩坐在教室里，拿起課本，而不是被生活一點點推離課堂。值得一提的是，這個機會背后，沒有任何“抬舉烈士后代”的特殊安排，而是對一個曾經流離失所的孩子，給出一條公平前行的路。

三、幾十年不改的入黨心愿

進入北京農大后，夏蕓的生活總算安定了許多。新中國剛剛成立，校園氣氛昂揚向上，青年學生對未來充滿期待。受父親影響，她對“共產黨人”這個稱呼，有著近乎本能的向往。入學不到一年，她就鄭重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

她在申請書中寫明自己烈士子女的身份，也寫了多年來顛沛生活的經歷，更表達了想要走上父親道路的愿望。那種情感，不難理解。在她心里，父親的形象一直停留在28歲的年紀，帶著英勇和年輕。她希望用自己的選擇，與這份記憶接續起來。

事情并沒有一帆風順。組織上在審查她的經歷時發現，夏蕓在高中時期，曾因環境所迫，集體加入過“三青團”。這是當年國民黨政權控制學校時常見的情形，但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政治環境下，這段經歷必須要認真對待。

很快，黨組織給出了明確意見：暫時不能吸收她入黨。這個結果，對一個懷揣強烈愿望的青年人來說，打擊不小。據回憶，她聽到通知后，沉默了好一陣子，只輕聲說了一句：“是我自己還不夠好，以后慢慢做給組織看吧。”這句話，既有自責，也有一種不愿放棄的固執。

畢業前的實習安排，讓她有機會接觸到更廣闊的社會。她被分配到江西革命老區鍛煉，深入農村，做農業和地方工作的實際調研。在這里，她遇到了后來改變自己人生軌跡的人——南下干部張景祿。

張景祿曾參加解放戰爭，后隨大軍南下，在地方工作崗位上摸爬滾打。他身上那種經歷戰火后留下的沉靜和樸實，很容易讓人產生信任。在工作和交往中，兩人逐漸走近。畢業后，夏蕓選擇來到他的工作地，組建家庭，也開始了一段新的生活旅程。

從1954年起，國家機構調整頻繁，地方工作也時常變動。張景祿的崗位幾經調動，夫妻兩人便隨之輾轉多個單位，工作內容時有變化，生活節奏也不算安穩。換了地方，換了環境，有一點她卻從未松動——每到一個單位，都會再次向黨組織遞交入黨申請書。

有的同志不免好奇，問她：“以你的出身和經歷，其實不用這么著急。”她只是笑了笑，說：“該做的事，總得做完?！痹捳f得輕，心思卻很重。

命運在這時忽然拐了個彎。反右斗爭中，張景祿被錯誤地劃為“右派”。從干部到“問題分子”，從領導崗位到被下放到中學教書，轉變來得很突然，也很刺痛人。工資待遇下降，社會評價一落千丈，這對一家人來說，是一場實實在在的考驗。

有人勸她：“你父親是烈士，又是老領導關心的對象，完全可以提出申訴，甚至另謀出路。”她搖頭，并沒有借烈士后代的身份去討任何特殊照顧。她把更多精力放在教書育人和照顧家庭上，生活雖然緊張，卻沒有失控。

更難得的是，在這段不平凡的歲月里，她并沒有放棄對黨組織的信任。雖然入黨心愿一次次被擱置，但對她來說，這是一件需要時間證明的事，而不是一樁討價還價的交易。不得不說，這樣的堅持，在當時的環境下，格外不容易。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思想路線逐漸撥亂反正。一陣政策春風吹來，許多冤假錯案開始得到糾正。張景祿的“右派”問題也得到平反，恢復了名譽，后來被任命為九江地區行署副專員。這不僅是個人命運的扭轉，也是那個時代整個社會氛圍變遷的縮影。

此時的夏蕓，已經是年過五十的人。按常理說，很多人到了這個年齡，會逐漸從單位中心退到家庭后方，對未來的要求也不再那么強烈。但她心里那件沒完成的事，一直沒有放下。等到組織處理完平反工作，她又一次鄭重遞交入黨申請書。

這一回，時間與條件都發生了變化。她在教育崗位上多年兢兢業業，群眾基礎扎實，對黨的認識也在實際工作中不斷加深。經過黨組織的考察，1982年，她終于被正式吸收入黨。距離她第一次遞交申請，已經過去三十多年。

有人替她算過這筆時間賬，難免感慨。她自己倒并不多言，只是平靜地繼續原先的節奏，把入黨當成一份責任，而不是一個終點。烈士的女兒，至此才真正以黨員的身份，站在父親曾經選擇的道路上。

四、一生不提要求的烈士后代

按照普通人的想法，作為著名烈士的后代，在生活和工作中提一點合理要求，似乎也不算過分。但從青年到老年，夏蕓很少主動開口求組織什么“照顧”。這點，許多同事都記得很清楚。

新中國成立以后，國家對烈屬有一系列優撫政策，一些地方還會在住房、醫療、子女安排上給予適當照顧。她要是愿意，完全可以借這個身份替生活減輕一些壓力。偏偏她自覺地把這些可能的便利放在身后，把崗位職責擺在前面。

在中學任教時，條件并不寬裕，教學設備簡陋，工作任務卻一點不少。她既要備課上課，又要顧家照料老人小孩，日子按今天的話說，就是“轉不開身”。即便如此，她也沒拿“烈士之女”的名頭去和人爭什么輕閑崗位，反而習慣把自己丟在最平常的位置上。

年紀漸漸大了，身體狀況大不如前，單位照政策安排她辦理退休。按手續辦完以后，校領導感到師資緊張，人手不足，想請她回來幫忙上課。按理講，這時候完全可以一推了之，畢竟她已經干了一輩子，到休息的時候了。

她考慮了一下，只問了一個問題：“學生夠不夠老師帶？”得知確實緊張，她點點頭，說：“那就再干幾年吧。”這一干，就是又多教了四年。工資不漲，補貼不提，她也沒提任何報酬問題，就像往常一樣備課、上課、批改作業，把課堂視作再自然不過的陣地。

身邊年輕老師曾好奇地問她：“你圖什么呢？”她只是笑笑，說：“能站得動，就多站站?！边@句看似輕描淡寫的話，其實折射出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個人能做點什么，就不要推給別人。烈士的后代，并沒有把自己的出身當成享受特殊待遇的理由，反而更愿意把它當成一種鞭策。

從更長的時間軸看，她的人生經歷和許多同代人有某種共通之處：經歷戰爭，經歷政治風浪，經歷生活重負，也經歷政策轉折。不同之處在于，她的名字背后，還站著一位28歲犧牲的烈士父親。許多人提起夏明翰，想到的是那句擲地有聲的豪言；而提到夏蕓，想到的則是幾十年如一日的堅守與低調。

值得一提的是，在漫長歲月里，社會上對烈士后代難免會有一些誤解，有的夸大其便利，有的則對他們的真實生活缺乏了解。夏蕓的經歷，恰恰提供了一個極為樸素的樣本：既不借榮譽鋪路，也不拿家世做資本，只是把烈士留下的精神，具體落實到“好好上學”“踏實工作”這類看似普通的事情上。

從1926年那場簡樸的婚禮，到1928年的刑場，從上海弄堂里的三輪車，到北京農大的課堂，再到江西九江一所中學普通的講臺，一家三代人的軌跡，被一條隱形的線串在一起。這條線的起點，是一個年輕共產黨人在槍口下的選擇；延長線，則落在女兒一生不多言、不多求的背影上。

當年毛澤東在批示中寫下“北京農大可收”時，或許很難預料后面的故事會這樣展開。但那次決定，讓一個曾經差點被生活壓垮的烈士遺孤重新走進校園，也讓她有機會把父輩的理想，化成看得見摸得著的職業生涯。沒有什么宏大的口號，只有幾十年不懈的教學、不停歇的申請入黨、不提要求的安靜人生。

很多年后，提起自己走過的路，夏蕓說得不多，只把“父親的遺志”和“應該做的事”這兩點放在一起。對于外界把她與“烈士后代”這個標簽聯系在一起，她既不刻意強調，也不刻意回避，只是用一輩子的平實生活，讓這個稱呼不至于空在紙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