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 寒：1951年派赴蘇聯的留蘇生

江平（前排中）留蘇期間參加十月革命節游行（選自江平回憶錄《沉浮與枯榮——八十自述》）

文|淺寒，作者授權發布

1951年初秋，中國第一次向蘇聯派出375名留學生，其中136名是研究生。由于年代久遠，找到那批人已相當困難。從2011年到2025年，我采訪到其中的13位，包括1名研究生和12名大學生。

第一批留蘇生的選派

通過訪談得知，當時選派留蘇生的決策出臺非常倉促，選拔過程相對簡單，從拍板到派出前后不足兩個月。選拔對象以大學在讀的一、二年級學生為主，考慮國家對其專業的需求，但也有一些大學已經畢業的學生出國以后重讀大學。清華大學派出七人左右，出國后學生物、物理、化學等。北京大學派出歷史系張軼東、潘潤涵，哲學系心理專業王甦等——這幾位后來都到了列寧格勒大學。北京農業大學選派了李麗英和趙世緒，二人同赴莫斯科季米里亞席夫農學院，分別學植物保護和育種。

據后來畢業于莫斯科航空學院的王之任、馬作新以及畢業于莫斯科機床工具學院的董茵回憶，那年從他們的母校 ——華北大學工學院（現北京理工大學前身）挑選了 20 人左右參加考試， 16 人出國后學了航空，其他人分別學了汽車、坦克、艦船等。當時華北大學工學院歸屬工業部。

2011年9月14日王之任接受采訪

2015年9月11日馬作新接受采訪

除各部委外，也有來自機關、高校的選派生。據赴喀山大學（后轉學莫斯科大學）學法律的江平回憶，他當時在北京團市委工作，是由華北局選派的，同去的還有華北局下屬天津法院的穆謨、李延茂，內務部選派的魏敏，法制委員會選派的陳漢章，已從北大法律系畢業的吳建璠，回國后在中國科學院法學所工作的王叔文，另有司馬念媛、佟明暉、劉鑒、謝讓柏、陸思明，共12名學法律的學生。

那批學生里來自解放區的老干部不在少數，研究生里甚至有三位老紅軍——后來的衛生部長錢信忠和后來的軍事醫學科學院正、副院長涂通今、潘世征。烈士彭湃之子彭士祿也在當年的派出之列。

錢信忠（左）、涂通今（中）、潘世征（右）

作為試點，還從北京和上海應屆高中畢業生中選拔了5名學生，分別來自北京師大女附中（王序昆）、女一中（汪麗華）、女三中（賈淑媛）以及上海南洋模范中學（楊棨）和大同中學（黃齊陶）。這幾所學校都是當時的名校，每個學校推舉了一名品學兼優的學生。

2009年9月4日《人民日報》報道王序昆

2014年12月4日楊棨接受采訪

2016年8月15日黃齊陶接受采訪

1986年1月21日，黃齊陶（后排右1）作為對中國核工業有突出貢獻的專家之一，受到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接見。（《人民日報》圖片）

這些預備生于1951年7月到燕京大學（今北京大學）集中，自帶行李，在現今的外文樓打地鋪，在圖書館（今北大辦公樓南側的檔案館）考試，然后張榜公布“正取”“備取”名單。落榜者有第二次考試機會，通過之后也于當年秋天派往蘇聯。他們那時的伙食不錯，有饅頭、油條、醬菜等。

北大西門內北側外文樓

那年的留蘇生至少是分兩批派出的。出國時，他們基本上都沒學過俄語，俄語基礎最好的是來自東北農學院俄文班的邵啟全，他后來到列寧格勒大學生物系學習；此外還有來自清華大學機械系的黃敦，他在東北哈爾濱工業大學進修過半年多的俄文；另據江平回憶，他的同學陳漢章俄文基礎還可以；李麗英則在北京農業大學上過俄語課。

2009年4月邵啟全、羅安仁（后排右2、3）與列寧格勒大學老同學合影（邵啟全提供）

黃敦回憶，到了莫斯科，留學生由中國駐蘇大使館文化參贊戈寶權負責分配到各校；董茵回憶，老干部劉鼎也參與了分配工作。由于俄文基礎差，留學生被安排第一年學俄文，然后開始學專業基礎課。

2011年9月20日黃敦接受采訪

戈寶權

當時發生過一件有意思的事。來自上海的兩名高中應屆生，黃齊陶被分配學物理，但他喜歡化學；而楊棨被分配學化學，但卻喜歡物理。兩個男孩一商量，向中國駐蘇大使館提出互換，獲得批準。這樣，黃齊陶去了列寧格勒大學化學系學無機化學，畢業后又兩度赴蘇聯進修，回國后長期在404廠從事核工業方面的工作；楊棨則進了莫斯科大學物理系，畢業后分配到蘭州大學任教——我們后面還會講到他的故事。

由于時間緊張，1951年那批留蘇生出國的時候，只領到單衣和夾大衣，冬裝是隨后運到莫斯科的。黃敦因為在莫斯科大學，又是研究生，時間比較靈活，所以由他花了兩天工夫，給已經去往各自學校的同學分發冬裝。他說，那年給他們配發衣服是按外交官標準，每人有一件狐皮大衣。后來在莫斯科的日子里，凡國內有教育口代表團來訪，使館就找黃敦當翻譯，因為莫大研究生住單間，有電話，找他最方便。

黃敦（后排左1）1953年與莫斯科大學中國留學生合影。（錢皋韻提供）

第一年的語言溝通

剛出國，語言問題是最大障礙；語言通了，交流就有了意思。初到莫斯科，俄文基礎最好的邵啟全帶大家游覽市容，誤把莫斯科河上的電動游船翻譯成無軌電車（這兩個詞在俄文里是同一個），惹得不懂俄文的同學都哄堂大笑。

2016年8月30日羅安仁接受采訪

黃齊陶回憶，到列大食堂吃飯，因為看不懂菜單，曾一口氣點了排列在菜單最上面的三個湯。王之任回憶，在宿舍里與蘇聯同學一起做飯，同學讓她去拿洋白菜，她一路走一路念叨капуста（洋白菜），走到半路忘了，只好跑回去再問。出門買東西，聽不懂該付多少錢，干脆用大票子，再帶個手提箱，裝回來的都是找零的硬幣。

2016年8月15日黃齊陶接受采訪

黃敦回憶，張聞天大使曾告誡留學生要學會自己做飯，黃敦讀研究生，時間相對充裕，留蘇期間就學會了燒菜。蘇聯人吃芹菜像中國人吃香菜，每次只放一點點，可黃敦喜歡吃，跑到菜店里張口要買一公斤。售貨員很吃驚，問買這么多干什么，他說炒著吃；售貨員又問怎么炒，他說切碎了加上牛肉絲放鍋里炒。黃敦說，莫大餐廳1955年以前都是坐下點菜，服務員開單子，要等很久才能上菜，難怪張大使要求他們自己做飯。但讀本科的李麗英經歷不太一樣，她說留蘇期間很少自己煮飯，一般都是吃食堂。

張聞天

李麗英在莫斯科畢業論文答辯

逐漸走上正軌

分配到各校之后，中國留學生都開始跟著蘇聯老師學俄文。莫斯科大學有

7 個人：物理系 4 個大學生，另外 3 個研究生，分別是數學力學系黃敦、化學系陶宏以及地質系留美歸國博士涂光熾——涂四十年代留學美國期間秘密入黨，到了莫大，其他同學仍不知他的身份，他一直單獨向使館匯報。留學生都跟老師一對一上俄文課，硬啃文學作品，開始每天兩小時，后減為一周一次。

涂光熾

王序昆回憶，到了列寧格勒大學，學校從東方系給十多個中國留學生派來一個懂日文的老師教俄語；黃齊陶記得，老師教他們念詩、背詩，還帶他們去列寧格勒的普希金紀念館參觀。雖然原計劃讓第一批留蘇生到蘇聯以后補習一年俄語，但實際上從第二學期，大家就開始插班上課。王序昆、黃齊陶二人高中剛畢業，無班可插。他們被要求通過了數理化考試，也開始跟班上課。生物系翟中和出國前已在清華大學念了一年，但坦言插班上課仍然很苦，其中最難的是政治課。不過讓他受益良多的是列大生物系不但有當時蘇聯主流的米丘林學派，還可以接觸到摩爾根學派，思想沒有被禁錮。

以下視頻來源于

美術史話

2012年8月31日翟中和接受采訪

在莫大，物理系的4個大學生也被學校建議從第二學期開始跟班上課。學校說，考不過沒關系，不會記錄壞成績；考過了，下一年就會比較輕松。他們接受建議，都考過了課程。

在農學院，已在國內讀完一年大學的李麗英從第二學期開始插入大一上課，但是邊學俄文邊上專業基礎課，聽完課要找蘇聯同學抄筆記，一年以后才基本可以跟上。

羅安仁出國前已從貴陽師范學院理化系畢業，還當了助教，出國后被分配到列寧格勒大學地質系念研究生。他認為自己沒有地質學基礎，應從大學本科讀起，獲得使館批準。后來他又申請轉學核物理，使館要求他從大一重讀，但因大學低年級基礎課大同小異，所以他得以于1952年轉入列大物理系，直接插班二年級。與他同時插班列大物理系二年級的還有1952年派出的幾位中國留學生，他們都已在國內讀完大學一年級。

羅安仁（左）與列寧格勒大學1952級物理系后來與他一起進了實習團的黃勝年

分配去學航空的學生最初都在莫斯科航空工藝學院，教他們俄語的是一個在大連生活過的俄羅斯婦女，懂中文，在莫斯科廣播電臺搞對華廣播，上課都是晚上來。王之任、馬作新等作為政治上最可靠的學生，一年后被分配學飛機發動機。當時莫斯科航空學院不招外國留學生，他們和十幾個同學一起去了喀山航空學院。當時喀山的三所高校有中國留學生，除航空學院，學法律的江平等在喀山大學；彭士祿等在喀山化工學院。三年后，喀山的中國留學生全部轉學到了莫斯科。

2019年8月1日江平接受采訪

然而，留蘇的學習、生活都是緊張的。黃敦回憶，到蘇聯不久，就有人因為身體出狀況、精神上承受不住壓力而輟學回國。黃齊陶記得，還有一個老干部出身的趙姓研究生，本來在留學生里負責收黨費，結果貪污被查出，被免職并送回國，沒有完成學業。

畢業、回國

董茵1956年大學畢業后，與另外四位1951年的第一批留蘇生彭士祿、阮可強、韓鐸、華戈旦一起，被安排轉去學原子能，進了莫斯科門捷列夫化工學院一個專為中國培養核工業人才的訓練班。他們回國后都在核工業系統工作，其中彭士祿成為中國核潛艇的第一任總設計師、中國工程院首批院士，被譽為“中國核潛艇之父”。

后排左起：彭士祿、韓鐸、阮可強；前排左起：華戈旦、董茵、蘇聯輔導員（董茵提供）

王之任、馬作新畢業后，到國防部五院工作，成為火箭發動機專家。

黃敦回國后到北京大學數學力學系任教，同時在國防部五院參加錢學森創建的高速控制動力組，帶著十幾個大學畢業生一起攻關。

翟中和畢業后，到北京大學生物系任教，1959—1961年又赴蘇聯科學院進修。

潘潤涵回到北大歷史系任教。

王序昆回國后，到蘭州大學化學系執教。

江平畢業后，任教于北京政法學院。

邵啟全、張軼東本科畢業，留在列大讀研究生，成為第一批留蘇生里僅有的留校讀研生。

2004年春節張軼東（后排右2）與列大老同學邵啟全（后排左1）、黃齊陶（后排右1）、羅安仁（后排中）等聚會（張軼東提供）

羅安仁列大還沒畢業，就于1955年被抽調進錢三強帶隊去莫斯科進修的實習團——當時蘇聯正在幫助中國建立核工業基礎，準備為中國提供一個反應堆和一臺加速器，同時培訓操控這一堆一器的人才。羅安仁結束實習培訓回國后，分配到中國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專門從事零功率堆方面的工作。

錢三強

楊棨的經歷比較獨特。他留學期間與同系一亞美尼亞女生相戀，畢業前二人結婚，楊棨回國分配到蘭州大學。妻子取中文名楊勝利，不久也來到中國。他們生了一個兒子，名楊誼。1960年困難時期，楊勝利攜子返回亞美尼亞。一天，孤獨的楊棨走在校園里，遇到因在北大領導反右不力而被貶黜到蘭州大學擔任黨委書記兼校長的江隆基。江校長主動問起楊棨的家庭情況，建議他去公安局辦護照，走正常途徑申請出國探親。楊棨照辦，1962年得以順利出國，闔家團圓，后因身體狀況延宕蘇聯，再回故里已是25年之后。他來到蘭大校園，到江隆基雕像前鞠躬致謝。

2009年4月楊棨（后排右1）、楊勝利（前排右2）伉儷與莫斯科大學老同學黃敦（后排左2）、賈淑媛（前排右1）等在京聚會（楊棨提供）

江隆基

同樣與蘇聯公民結了婚的張軼東則命途多舛。他在列寧格勒大學讀研期間結識在財經學院讀函授班的蘇聯姑娘克拉娃，但1958年底，他因所謂“右派”言論被遣送回國。途經莫斯科時，他私自返回列寧格勒，與克拉娃登記結婚。不久之后的1959年1月初，他還是被迫登上了回國的火車，從此與愛人天各一方。“文革”期間，他因“收聽敵臺”等“罪名”被判25年有期徒刑；“四人幫”倒臺之后，他于1979年提前出獄，獲得平反，多年后輾轉得知，克拉娃早已患肺癌離世。

2025年6月22日 初稿

2025年12月30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