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舞燈下的煙火氣：天涯舞廳的光鮮與迪樂會的現實人生

我叫老楊，在成都的砂舞廳里混了小十年，圈里人喊我“老野豬”——不是我長得兇，是我不愛湊熱鬧，不瞎花錢，就愛蹲在角落看人間百態。

這些年，我見多了舞廳里的男男女女，也聽多了那些藏在舞曲和燈光里的故事。

以前總有人說，砂舞廳里的姑娘都是些貪圖享樂的年輕丫頭，可我越往后看越明白，那些踩著高跟鞋、在昏暗燈光里旋轉的身影，未必都是鮮嫩的小姑娘，更多的是扛著生活重擔的母親、妻子、女兒。

成都的舞廳分兩種，一種是天涯舞廳這種“高配”場子，門票20塊，舞曲大多10塊一曲，個別搶手的姑娘要20塊，里頭晃悠的舞女，四十歲以下的占了八成，二十啷當歲的小姑娘一抓一大把，青春靚麗，往那兒一站就有人搶著邀舞。

另一種就是迪樂會這種“親民”場子，門票15塊，舞曲統一5塊錢一曲，這里才是李姐、楊大媽、葉子、圓圓她們的主戰場。

迪樂會的燈光比天涯暗，地板也磨得發亮，空氣里混著廉價香水和汗味，卻比天涯更接地氣。

每天下午三點，舞廳的鐵門一拉開，李姐準是第一個進門的。

她今年四十二，頭上總別著個珍珠發卡，衣服是夜市上淘的打折款，洗得發白卻熨得平平整整，一點不像舞廳里的人。

她第一次來的時候，站在門口手足無措，手都不知道往哪兒放，眼神怯生生的，像只受驚的兔子。

我看她可憐，就喊她跳了幾曲，幾十塊錢遞過去，她紅著臉說了聲“謝謝哥”，聲音細得像蚊子叫。

后來熟了才知道，李姐離婚三年了，前夫卷走了家里的積蓄，留下她和剛上小學的女兒。

她以前在超市當收銀員，一個月掙三千塊，女兒的幼兒園學費就要兩千五，剩下的五百塊要撐一個月的生活費，買菜、買米、交水電費，哪一樣不要錢？有次女兒發燒，她抱著孩子去醫院，掏光了口袋里的錢，連打車費都湊不齊，最后抱著孩子走了三站路。

那天晚上，她坐在醫院的長椅上，看著女兒燒得通紅的小臉，眼淚啪嗒啪嗒往下掉。

“哥，你說我能怎么辦？”李姐坐在我對面，手里攥著一瓶礦泉水，指節都泛白了，“去端盤子？飯店要熬夜，我女兒沒人管；去做保潔？一天才掙八十，不夠孩子買奶粉的。后來聽鄰居說，迪樂會跳舞能當天結錢，我就硬著頭皮來了。”

她第一次進迪樂會，看到男人們伸過來的手，嚇得差點跑出去。

是舞廳里的楊大媽拉了她一把，教她怎么跳舞，怎么跟客人說話。

楊大媽說：“妹子，咱這不是丟人的事，咱是為了孩子，為了活下去。”

楊大媽今年五十八歲，頭發白了一半，臉上布滿了皺紋，是迪樂會的“老人”了。

她不像天涯舞廳的小姑娘那樣穿得花枝招展。

她總是笑得很燦爛。楊大媽是農村人，年輕的時候嫁到城里，丈夫早逝，沒留下一兒半女。

她年輕的時候在紡織廠上班，后來廠子倒閉了，她就靠打零工過日子。

她沒有養老保險，也沒有醫療保險，年輕的時候攢下的一點錢，全給生病的婆婆治病花光了。

現在她年紀大了，沒人愿意雇她，迪樂會的5塊錢一曲，成了她養老的指望。

“我多掙點錢，就不用去求侄子侄女了。”楊大媽坐在舞廳的臺階上，曬著太陽，慢悠悠地說，“我侄子說，讓我去養老院，可養老院一個月要兩千塊，我哪有錢？我現在每天跳跳舞，能掙個兩百塊，攢夠了養老錢，就回農村老家，買幾畝地，種點菜，養幾只雞，安安穩穩過日子。”

她跳舞的時候，從不挑客人，不管是年輕的小伙子，還是跟她一樣年紀的老頭，她都樂呵呵地陪著跳。

有次一個毛頭小子罵了她一句“老東西”，她也不生氣，只是笑著。

楊大媽說：“我要攢夠十五萬塊，就回老家。”有次她生病，發燒燒到三十九度，還是硬撐著來迪樂會。

我勸她回去休息，她說：“不行啊，今天少掙一天，養老錢就少攢一天。”

本該是享清福的年紀，卻還要為了養老錢，在迪樂會的昏暗燈光里奔波。

迪樂會的角落里，總坐著一個不愛說話的女人，那是葉子。

她四十五歲，長得很漂亮，身材也保持得很好，不認識的人都以為她四十出頭。

葉子以前是個家庭主婦，丈夫是個小老板，日子過得挺滋潤。

后來丈夫的生意失敗了，欠了一屁股債，兩人就離婚了。

離婚的時候，丈夫把房子賣了還債，留下她和正在上大學的兒子。

兒子一年的學費就要兩萬，生活費還要一萬，葉子沒什么文化，也沒什么手藝，找工作處處碰壁。

后來她聽說迪樂會跳舞掙錢快，就來了。

她跟別的舞女不一樣，她不愛說話，總是一個人坐在角落里，有人喊她跳舞，她就站起來，跳完一曲就又坐回去。她跳的舞很好看，腳步輕盈，像蝴蝶一樣。

很多客人都喜歡找她跳舞，想多給點小費，可她從不主動要。

有次我跟她聊天，問她：“你這么漂亮，去天涯舞廳多好，那里一曲頂這兒兩曲，掙得多。”

她笑了笑，眼里閃過一絲落寞：“不去，天涯的場子太鬧，我不喜歡。再說，迪樂會的客人都實誠，不會亂動手動腳。”

她掏出手機，給我看她兒子的照片，照片上的小伙子陽光帥氣，笑得很燦爛。“我兒子學習成績好，明年就要考研了，他說以后要掙大錢，讓我享福。”葉子的眼里滿是驕傲，“我苦點累點沒關系，只要我兒子有出息就行。”

葉子從不亂花錢，她的衣服都是在夜市上買的，幾十塊錢一件。

她每天跳完舞，都會去舞廳門口的小攤買一份盒飯，五塊錢，一葷一素，吃得很香。

她說：“我以前一頓飯要吃幾百塊，現在覺得五塊錢的盒飯也挺香的。”

有次一個客人從天涯舞廳過來，看中了葉子，想包她一晚上，給她兩千塊錢，她拒絕了。客人罵她不識抬舉，她說：“我跳舞是為了掙錢給兒子交學費，不是為了別的。”

后來我才知道，她和前夫還保持著聯系，兩人一起供養兒子。

前夫現在在工地上搬磚，一個月掙五千塊，她每個月在迪樂會掙的錢，加上前夫的錢，剛好夠兒子的學費和生活費。她說：“等兒子畢業了，我就不干了，找個小房子，安安靜靜過日子。”

圓圓是迪樂會里最秀氣的女人，四十三歲，說話輕聲細語的，像江南水鄉的女子。

她結婚二十年了，丈夫以前是做建材生意的，生意好的時候，家里有車有房，日子過得紅紅火火。

后來丈夫投資失敗，欠了一屁股債，房子也被抵押了，現在一家三口擠在一間出租屋里。

丈夫的生意不景氣，每天回家都唉聲嘆氣，夫妻倆的感情也越來越差。每個月一萬塊的房貸，壓得他們喘不過氣。

圓圓以前在家里當全職太太，從來沒掙過錢，現在為了還房貸，不得不來迪樂會跳5塊錢一曲的舞。

“哥，你不知道，我第一次來迪樂會的時候，哭了一晚上。”圓圓坐在我對面，眼睛紅紅的，“我覺得自己特別丟人，以前我也是個要面子的人，現在卻要在舞廳里陪男人跳舞。”

她的丈夫知道她來舞廳跳舞，嘴上沒說什么，可心里卻很介意。

有次她跳完舞回家，丈夫聞到她身上的香水味，跟她大吵了一架，說她“不知廉恥”。

圓圓躲在衛生間里哭了一夜，第二天還是硬著頭皮來迪樂會。

“我不掙錢，房貸就還不上，房子就沒了，我兒子就要睡大街了。”圓圓擦了擦眼淚，“我兒子上高中，正是關鍵的時候，不能讓他受委屈。”

她每天跳完舞，都會在舞廳的衛生間里換上干凈的衣服再回家。

她說：“我不想讓兒子知道我在干什么，我怕他會自卑。”有次她兒子放學早，跑來迪樂會找她，看到她正在跟一個男人跳舞，兒子的臉瞬間白了。

她趕緊推開男人，跑過去拉住兒子的手，兒子卻甩開她的手，說：“媽，你怎么在這里？”那天晚上，母子倆在家門口的臺階上坐了一夜。

圓圓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訴了兒子，兒子聽著聽著，眼淚掉了下來，他抱著圓圓說：“媽，對不起，我以前不懂事，以后我會好好學習，等我長大了，我養你。”

從那以后，兒子放學回家，都會幫她做家務，還會給她捶背。圓圓說：“有兒子這句話，我再苦再累都值了。”

我有時候會去天涯舞廳轉轉，看看那些二十多歲的小姑娘，她們穿著時尚的衣服，畫著精致的妝容，一曲10塊、20塊地掙著錢，臉上掛著無所謂的笑容。

她們掙錢是為了買新衣服、買化妝品，為了跟姐妹去逛街、去旅游。

而迪樂會的李姐、楊大媽、葉子、圓圓，她們掙的每一分錢，都帶著沉甸甸的分量——是女兒的學費，是自己的養老錢，是兒子的生活費，是家里的房貸。

迪樂會的舞曲，永遠是慢悠悠的，5塊錢一曲，不長不短，剛好夠一個女人訴說半分心酸。

李姐跳完一曲，會趕緊掏出手機看一眼女兒的班級群；

楊大媽跳完一曲，會在小本子上畫個勾；

葉子跳完一曲，會望著窗外的天空發呆；

圓圓跳完一曲，會輕輕揉一揉發酸的腰。她們的舞步里，沒有風月，只有生活。

前幾天，我在迪樂會又遇到了李姐。她穿著一件新衣服，是女兒用壓歲錢給她買的。

她說女兒這次考試考了全班第一，老師還表揚了她。

她的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比舞廳里的任何一盞燈都要耀眼。“哥，我女兒說，等她長大了，要帶我去北京看天安門。”李姐笑著說，眼里閃著淚光。

我看著她，又看了看旁邊正在跟客人說笑的楊大媽、靜靜坐著的葉子、低頭揉腰的圓圓，心里默默祝福：愿所有為生活奔波的母親，都能被歲月溫柔以待；愿所有踩在高跟鞋上的夢想，都能開花結果。

迪樂會的舞曲還在響著，燈光依舊昏暗。可我知道，在那些旋轉的身影里，藏著一個個滾燙的靈魂，藏著一個個關于愛與希望的故事。

這些故事，無關風月，只關生存，只關母親，只關那些在生活里咬牙硬扛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