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就是下一個委內瑞拉？全國斷網、軍隊下場，這次要變天了嗎？

下一個委內瑞拉？斷網、宵禁、軍隊上街：伊朗要變天了！

伊朗會不會變天，不能只看這次抗議的人多不多，

也不能只看伊朗政府的鎮壓，畢竟伊朗最近幾年隔三岔五就發生全國性抗議，

每次都喊著這次不一樣，伊朗要完了，但是每次又都挺過來了。

伊朗的問題也不是他們不想動，而是伊朗這個國家的矛盾實在是錯綜復雜，

牽一發而動全身，國內的經濟、水源、能源還有外界制裁糾纏在一起，

就算進行改革，也很難撼動根本，挽救局勢。

伊朗這次抗議主要原因不是因為政治動蕩，而是由于社會生活，

在伊朗，這是常態，

并且伊朗還有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百姓的日子當然不好過，

因此在伊朗就爆發了抗議，并且得到了全國的響應。

將伊朗抗議過程拆成四部分就能更好的理解他到底有沒有走到政權更替的臨界點，

第一段是伊朗民眾的不滿被點燃。

2025年12月28日前后，德黑蘭市中心的商圈最先爆發起義，

最具象征意義的大巴扎商戶關店歇業，走上街頭發起抗議。

這一步其實是最關鍵的一步，巴扎在伊朗不僅僅是一個普通的市場，

對于中亞和西亞高度依賴商業活動的民族來說，

商人不僅是買賣東西，還承擔了社會中消息流通的功能，

并且可以說商人是這個國家的中堅力量。

商人重利，伊朗的通貨膨脹讓盈利變得不確定起來，

說不定今天進貨明天就得虧本，市場變得極不穩定。

長期以往，這些商人肯定不樂意，就對政府失去了耐心，

這可不是在網上罵兩句就算過去了，而是伊朗社會最敏感的一部分開始松動了。

第二段是擴散。

很快，事件從首都外溢到外省城市，并進入校園，

性質從經濟議題被推著向政治議題滑行。

商戶代表的是秩序與可預期的崩壞，學生群體往往會更進一步，把問題政治化、結構化。

兩股力量疊加后，社會面對的首先是民選政府與行政系統。

總統方面對外釋放“愿意傾聽與對話”的信號，

而在金融層面則出現央行負責人辭職與換人的震蕩。

但在一個被長期制裁壓縮政策空間的經濟體里，工具箱本來就有限，

換人不等于換結構，市場更關心的是外匯來源、財政缺口與制裁環境是否改變。

第三段是升級。沖突出現公開化的傷亡數字、暴力對抗與更強的安全化治理，

同時外部力量與海外反對派的聲音開始被放大，

美國方面釋放“可能介入”的威脅與道德敘事鋪墊，

海外的反對派人物呼吁建立過渡安排。

在信息層面，1月8日左右開始的全國性網絡中斷，國際通話也出現受限跡象。

斷網的后果往往不是單一的：

其一，抗議組織溝通成本陡增；

其二，支付、醫療、銀行、物流與企業運營受影響，

未必參與抗議的人也會被迫感受“生活系統被拉閘”；

其三，對外界來說，“看不見”的黑箱會讓給大家認為伊朗鎮壓更殘酷。

據透露出的消息來看，這次抗議應當造成了較大的人員傷亡

第四段是拉鋸。

最高領袖與強力部門把矛盾更多歸因于外部敵對勢力，

革命衛隊等安全系統強調“安全紅線”。

與此同時，抗議與鎮壓在多個城市反復出現，誰都沒有準確的數字。

如今雙方都在爭奪敘事主導權

一邊強調政府“殺人”、以此為潛在介入提供道德理由；

一邊強調“外國干預”、以此凝聚強力系統與保守社會基礎。

伊朗現在想要穩住國內政治，但是美國想以此為借口發動名正言順的襲擊，

除此之外，俄羅斯作為伊朗的老朋友也進行了發聲，

公開表示反對外國干涉他國內政，并且還要和伊朗進行合作。

還有許多人認為美國會突襲伊朗，就像委內瑞拉一樣，

但是兩者之間略有不同，首先就是伊朗不像委內瑞拉一樣靠海，

美國沒有辦法像綁架馬杜羅一樣快速的綁走哈梅內伊。

或者是準備利用特種部隊刺殺哈梅內伊，但是伊朗軍事實力高于委內瑞拉不少，

美國想偷偷摸摸派部隊進去幾乎不可能。

或者美國直接發動軍事行動，但是這會增加美國的政治成本，國會不一定同意，

不過特朗普不是一個按套路出牌的總統，做什么都有可能，

可能性做大的還是轟炸，美國和以色列各轟炸一次，伊朗可能就撐不住了。

于是接下來才是問題的核心，伊朗要不要“變天”，它真正的問題是什么，

它需要什么樣的統治，需不需要世俗化。

伊朗是不是“神權”并不是決定它能否穩定的唯一變量，甚至不是最底層的變量。

伊朗的底層約束來自地理與資源結構，它決定國家能力的下限，

也決定“溫和收縮派”在伊朗幾乎沒有生存空間。

伊朗周邊是土庫曼斯坦、阿塞拜疆、亞美尼亞、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阿富汗，

北靠里海，南臨波斯灣，地形以高原與山脈為骨架，

扎格羅斯山脈、厄爾布爾士山脈提供天然屏障，

外來征服者很難徹底消滅伊朗，但代價是可耕地與可穩定供水的區域被切碎。

更致命的是“水”，

伊朗年均降雨量折算約376立方公里，其中約66%在到達河流前蒸發；

長期平均可再生水資源約137.5立方公里/年，外部來水約9立方公里/年。

這意味著很多時候不是“發展方式選錯了”那么簡單，

而是“盤子本來就小”。盤子小、人口多、城市化高，任何沖擊都會更快傳導成政治危機。

現實層面，德黑蘭的水危機在2025年11月已非常尖銳，

德黑蘭水庫庫容下降、夜間水壓降低，

總統甚至談到若無有效降雨將不得不配水，極端情況下討論過疏散的可能性。

水危機疊加能源短缺，會把社會的“忍耐閾值”壓得更低，

家里缺水缺電時，意識形態爭論會迅速讓位于“生存與尊嚴”的憤怒。

在這種底層約束下，伊朗政治長期呈現一個特點，

無論是君主制、軍人強人，還是今天的伊斯蘭共和國，統治形態都偏向強硬與安全優先。

原因不是“伊朗人天生愛強人”，而是它的通道焦慮與外圍壓力太強。

伊朗像歐亞十字路口，高原臺地連接兩河與安納托利亞、

連接高加索與中亞、連接印度洋與波斯灣。

通道稀缺，關口值錢，國家就更容易圍繞控制通道來組織政治與戰爭。

外部勢力總想伸手，伊朗即使不出擊也會被惦記，

久而久之形成“長期強硬、隨時備戰”的國家習慣。

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伊朗歷史經常在戰爭與政權更替之間擺動。

從與奧斯曼帝國圍繞伊拉克、外高加索的反復爭奪，

到1639年的左哈布條約確立現代邊境線，再到之后與周邊力量的拉鋸，

伊朗的政治合法性常常與“能不能打、能不能守、能不能爭到緩沖”綁定。

打不過就丟合法性，打得過就得聲望，甚至將領推翻舊王朝自立為王。

這個邏輯一路延續到現代，只是形式從刀槍變成了軍隊、情報系統、財政與敘事。

再回到今天的伊朗體制。

很多人把伊朗想象成一座金字塔，頂端是最高領袖，下面是政府、軍隊、社會；

于是以為“只要頂端倒了，塔就塌”。

但伊朗更像一個聯盟結構：同一塊蛋糕被多個集團分割，

它們結盟又互相提防，形成一種“穩定但高成本”的平衡。

具體表現為“幾乎什么都有兩套”：有總統與政府，也有最高領袖體系；

有正規軍，也有革命衛隊；有地方行政，也有基層民兵網絡；

還有大量基金會與半公半私的經濟實體。

這個結構的優點是，單點斬首未必能立刻改寫全局；

缺點是，否決點太多、分贓層級太多，經濟越困難，

系統摩擦越大，社會空間越容易被擠壓到崩裂。

把主要利益板塊按功能拆開，會更清晰，

高領袖與核心圈層掌握方向與關鍵任命；

安全系統掌握“槍桿子”與一部分經濟命脈；

民選政府與官僚系統負責日常治理、預算與對外談判的執行，但在國家戰略上空間有限；

被納入體制的教士群體更像“宗教名義下的公務員體系”，

合法性更多來自神權結構而非選票；

體制外的基層宗教網絡與地方勢力又未必完全聽命于中心；

巴斯基等基層民兵網絡承擔情報與動員功能；

各類基金會與權貴經濟體則把政治關系變現為資源配置能力。

聯盟越復雜，越不容易“一夜塌方”，但也越難改革。

很多爭論集中在“需不需要世俗化”。

世俗化當然可能降低某些治理成本，比如減少宗教紅線帶來的政策僵硬，

減少合法性敘事對社會生活的過度侵入，讓妥協空間更大。

但把“世俗化”當成萬能鑰匙，會忽略西亞政治的一條鐵律：資源、水與安全比意識形態更硬。

伊拉克的薩達姆、敘利亞的阿薩德并不是神權政體，但并沒有因此就走向低成本治理。

換句話說，即便伊朗實現更世俗的政治形態，

它仍要面對制裁陰影、地緣對抗、通道焦慮、水與能源約束、以及國內多集團分贓結構。

世俗化能解決一部分問題，但很難從根上抹掉伊朗的“強硬邏輯”。

因此伊朗更像是一個需要猛人的國家，

這里的猛人是指能夠壓住伊朗內部的分歧，

以及能在財政與安全的雙重壓力下能夠做出取舍的強力中樞。

除此之外，伊朗還對網絡進行了控制，

伊朗可能試圖把這次斷網推向更永久化的國家互聯網路徑，

讓多數民眾只能使用國內受控網絡，把與全球互聯網的連接變成少數許可制。

如果把視角拉回更現實的問題，伊朗需要什么樣的統治？

它需要的首先是能把國家能力從“多頭分贓”里解放出來的強中樞，其次才是意識形態包裝。

世俗化可以是工具之一，但不是充分條件。

無論誰上臺，都繞不開水與能源的硬約束、制裁與對抗的外部環境、以及國內利益集團的再分配。

所謂“變天”，如果只是換一面旗子但不改變國家能力的組織方式，

很可能只是把舊矛盾換一種方式繼續壓在社會身上。

最后補一句與外部觀察有關的提醒，

越是全球進入動蕩期，越多國家會出現類似伊朗這種“高治理成本、低社會回報、強集團膨脹”的冷內戰結構。

外部力量最擅長的往往不是直接顛覆，而是利用對手的焦慮誘導其犯錯。

判斷伊朗，不必被某個突發新聞牽著跑，

更要盯住內部秩序能否維持、資源盤子是否還能穩住、聯盟結構是否出現不可逆的裂縫。

只要這些關鍵點還在，伊朗就仍有能力“挺著”；

而一旦這些點斷了，哪怕街頭暫時平靜，也可能在接班與財政崩塌的節點突然急轉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