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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我國免簽政策持續擴容,越來越多外籍人士以“就醫”為目的免簽進入中國。
這股“反向就醫潮”雖然催生了醫療旅游的市場紅利,卻也引發公眾對醫療資源被擠占的廣泛憂慮。盡管外籍患者基本上為自費診療,但我國醫療體系的發展根基,是國家財政投入、稅收優惠與醫保基金共同構筑的國民福利屏障,我國相對低廉的就醫費用,是全社會共同托舉的結果。面對與日俱增的外籍就醫需求,亟需構建精準適配的政策規制,在秉持開放包容之姿與堅守國民福利保障底線之間,尋求平衡。
公眾的憂慮絕非空穴來風,其核心指向的是醫療資源的公共屬性與國民福利的專屬邊界。我國醫療資源,尤其是三甲醫院的優質資源,長期處于供需緊平衡的緊張態勢——普通民眾“掛號難、候診久”的困境尚未徹底紓解,不少人仍需通宵搶號、等候數周方能問診專家。
更為關鍵的是,公立醫院的穩健運營與不斷發展,乃至醫療人才的培養,都離不開國家財政的持續賦能與稅收減免的政策托舉。這些公共資源的配置初衷,是保障本國公民的醫療訴求,是國民福利的核心組成部分。即便外籍患者自行承擔診療費用,其占用的醫護精力、設備時長等核心資源,本質上仍分流了本可服務于國內患者的醫療產能,這種隱性的資源擠占,亟待政策層面予以正視。
或許有人認為,現有特需醫療規制已能規避資源擠占風險,實則不然。盡管醫療簽證的申請需提交資金證明、境外保險等材料,但免簽政策的便利化紅利,讓部分外籍人士得以借旅游簽證“曲線就醫”,鉆政策空子規避醫療簽證的審核,這無疑加劇了醫療資源管控的難度,讓本就緊張的監管體系更添壓力。
規范外籍人士來華就醫,絕非閉門謝客的保守之舉,而是以精準施策厘清福利邊界、筑牢資源底線的理性選擇。
首先,應當筑牢入境就醫的準入屏障,理順醫療簽證與免簽政策的銜接機制。對持旅游免簽入境卻有就醫訴求的外籍人士,需要增設資質審核環節,要求其出具境外醫院轉診證明、足額國際醫療保險憑證及明確的費用擔保,從源頭上杜絕“低成本就醫”對公共資源的擠占。同時,可借鑒上海等先行地區的實踐經驗,細化醫療簽證的材料清單與審批流程,明確診療周期與停留時限,實現全流程可追溯、可管控。
其次,需要筑牢醫療資源的隔離屏障,堅守基本醫療的保障紅線。應強化對公立醫院特需醫療的監管力度,嚴守特需服務占比不超過全院總量10%的硬性底線,推動涉外診療的診室、設備、醫護團隊與普通醫療實現物理隔離與流程分置,互不混淆、互不擠占。
同時,積極引導涉外醫療需求向民營醫療機構與專業醫療旅游先行區集聚,譬如依托海南博鰲樂城的“特許醫療”體系,承接高端涉外醫療服務——以新增資源承載國際需求,而不是挪用現有公共醫療資源,實現供需兩端的良性適配。此外,還需構建涉外醫療的價格規制體系,明確公立醫院涉外服務的定價邏輯,確保價格水平與資源占用成本匹配。
最后,要明晰醫療資源的福利屬性,錨定公共投入的核心導向。國家財政投入、稅收減免等政策紅利,應明確向基本醫療領域傾斜,筑牢民生保障的根基。公立醫院借助公共資源開展涉外醫療服務,其收益需按比例反哺基本醫療體系,用于提升本土醫療服務能力與改善診療條件。同時,建立“外籍就醫國民福利補償機制”,對占用公共醫療資源的涉外診療,適度征收專項費用并入醫療資源保障基金,用于改善普通民眾的就醫體驗。
開放的中國,當有海納百川之胸襟,但包容絕非無底線的資源讓渡。醫療資源的公共屬性與國民福利的專屬特質,決定了必須為外籍人士來華就醫構建清晰的政策框架。唯有以嚴苛的準入管控、清晰的資源隔離、科學的價格規制為支撐,才能在搶抓醫療旅游發展機遇的同時,守住國民醫療福利的底線,達成開放與保障的良性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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