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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送通知取餐,我立馬下樓翻遍貨架,外賣還是沒了!”近期,四川某高校大一學生張旭東(化名)無奈吐槽。這已經是她入校以來第六次丟外賣了,這樣的遭遇在校園里并非個例。記者針對山東、四川、河北、新疆四所高校的80名大學生展開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超半數學生曾有過丟失外賣的經歷,65%的學生一提到外賣,首先想到的是“易丟失”。
“丟外賣”這種事,雖然社會上偶爾也發生,但高校屬于“重災區”。有學生“三個月丟六次”,有學生“一頓飯點兩回”,是外賣“易丟失”的縮影。這主要是因為高校推出“校園送”服務后,外賣騎手只能將外賣送到校門口,再由校內騎手接力送至指定地點,但因外賣柜供不應求,外賣只能放在無人看管貨架上,這給了“外賣小偷”作案機會。而“丟外賣”責任歸屬存疑。
調查顯示,外賣被偷后,37%的學生選擇自認倒霉、不采取任何措施。這意味著學生吃不到外賣,還得為丟失的外賣買單。即便學生維權,也要耗費時間、精力,未必能達到目的。學生向平臺投訴后,平臺會協助處理退款,這意味著平臺大概不會買單,那么買單者就不外乎騎手和商家,但“丟外賣”發生在校園里,與騎手和商家無關,讓其買單有些冤枉。這種情況有待協商處理。
顯而易見,“丟外賣”發生在校園,高校應該為此負責。然而,很多高校并沒有做到。比如,四川某高校學生“丟外賣”后,曾要求保衛處查監控,畫面里偷外賣的人的一舉一動都看得清清楚楚。可保衛處建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這種處置態度既縱容“外賣小偷”,也讓學生承受不該承受的損失。更重要的是,高校雖然推出了“校園送”服務,但沒有建立健全相關配套服務。
譬如,既然高校知曉學生對外賣需求很大,學生取餐高峰時間段外賣柜不夠用,容易丟失外賣,按理說,應該根據實際情況配置外賣柜,或者安排專人核對訂單分發外賣,但高校在設施投入、人員配置、壓實責任等方面,工作都很不到位。如果高校在外賣貨架處增加攝像頭,貼“防偷標識”以及偷外賣所要承擔的后果,相信會有震懾作用,但一些高校連這種基本工作都未做到。
也就是說,對于“丟外賣”,高校不是不能防范,而是不積極作為。實際上,有多種措施可防范“丟外賣”。另外,學生對預防“丟外賣”有各種建議,但未見高校傾聽和采納。這都表明高校推出“校園送”是好事,但沒有為此做好配套服務。如果監控發現,部分丟失的外賣被某些大學生所偷,更要以“丟外賣”為契機,對大學生進行道德和法律教育。這方面高校同樣缺少作為。
令人欣慰的是,國內不少高校已經開始探索破解外賣困局,且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例如,有高校采取自主管理、免費服務模式建設智能外賣柜;有高校明確宿管員的外賣管理職責等等。這些做法值得肯定,也值得推廣。當然,外賣平臺也可以在高校投資設置外賣柜,以方便學生使用。而且,“丟外賣”后的責任歸屬有待明確,將“鍋”甩給騎手和商家或者學生,顯然有失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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