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軍授銜，有5名開國中將差一點被授予上將，分別都是誰？

1953年7月27日，板門店的清晨霧氣尚未散去，停戰協定的簽字聲把志愿軍代表團從一夜未合眼的疲憊中喚醒。自此，“該不該實行軍銜制”不再只是文件里的論題，而是刻不容緩的日程。沒有清晰的等級，聯合行動指揮常常掉鏈子；沒有醒目的軍服標識，外軍看不懂我軍建制。彭德懷回到北京的第一封電報便寫道：“推行軍銜，宜速不宜遲。”這成為兩年后授銜大會的直接導火索。

1955年9月27日，懷仁堂燈火通明。上將名額只有55個，卻有不少“準上將”在名單邊緣徘徊。軍委總參謀部統計后形成四條硬性標準：一是紅軍時期師長以上；二是抗戰、解放戰爭中任兵團或相當職務；三是參戰功績顯著；四是建國后仍在要害崗位。標準談不上完美，卻是折中的評判尺子。最終，有5位名將雖然資歷、戰功都亮眼，卻與上將失之交臂。名單如下，順序不分先后。

王近山被譽為“中野的頭號猛虎”。他1928年參加紅軍，1945年已坐上386旅旅長，解放戰爭時統帥第六縱隊，改編后又是志愿軍一個軍的軍長。論職務，他離“兵團”只差半步；論功績，他曾在黃橋、郯城、襄樊連破強敵。可惜“差半步”就是真差，授銜評定時他卡在職務等級線上。有人回憶，開會前夕他悶著頭抽旱煙，嘴里嘟囔一句：“老子打仗不看星星。”周總理笑著拍他肩膀：“少抽兩袋煙，肩章照樣閃光。”一句玩笑，把場面拉回輕松。

與王近山同列“虎將”的王必成，則出身新四軍老三旅。孟良崮鏖戰，張靈甫所部的主攻方向正撞在他六縱鋼墻上。夜幕里，六縱一個加強偵察連逼到74師指揮所三十米。張靈甫中彈身亡的那一刻，粟裕正通過電話催促：“必成，再壓一把。”可見信任之深。解放戰爭結束，王必成任二十兵團副司令，職務仍是“副兵團”。名額有限，上將先保兵團級，王必成只能向后排隊。謠傳他不滿軍銜，實情恰好相反，他拍著嶄新的中將肩章給家人照相時爽朗大笑：“這就夠了！”

郭化若是毛主席口中的“筆桿子參謀”。他1927年黃埔四期畢業，作戰之外，尤長條分縷析的作戰研究。百團大戰前夜，他熬通宵寫出《鐵路破襲要點》，朱德看后只批三個字：“可施行”。建國后，郭化若接管軍事學院，主持編寫《戰役學》《軍隊條例》，新軍校一大半教材出自他手。授銜時，他雖在國防部任副部長，但按級別仍屬“副兵團”。后方時間太長、統兵機會偏少，功在臺前卻難入“上將”框。毛主席親自向他道歉：“教書也算打仗。”郭化若回答一句：“主席，學生多拿星星，比老師拿星星更好。”

莫文驊，紅四方面軍出身，抗戰時任新四軍江南指揮部政委。解放戰爭進入東北，他隨林彪北上，1947年后一直擔任兵團政委，卻很少直接指揮作戰。廣西剿匪階段，他駐后方穩定政工，剿匪主力在前線吃勁，因此“作戰印痕”略淡。定銜會議上，楊成武坦言：“政工也是戰斗，但比前線亮度稍差。”最終，莫文驊肩章落為中將。外界傳他“賭氣不穿軍裝”，實則子虛烏有。1956年秋，南寧軍區訓練匯報，他戴著中將星走上檢閱臺，對學員說道：“別看星，看本事。”

廖漢生與彭德懷的關系最深。紅一方面軍長征途中，彭德懷左臂負傷行動不便，廖漢生騎馬跟隨寸步不離。抗美援朝，彭帥點名要他任后勤副司令，保障數十萬大軍的吃穿用度。1954年，國防部組建，他掛副部長，軍務口與人事口都要經他簽字。按職銜對照，這幾乎鎖定上將。出人意料的是，檔案里出現一份長篇申請——廖漢生主動請降：理由只有一句，“資格夠，但功勞不算大，部隊里比我能打的多得很。”軍委討論兩次未果。毛主席說：“他想低調，就讓他低調吧。”于是，這位副部長成為唯一一位中將級國防部領導。

這五人錯失上將，各有緣由：缺半級職務、功績側重參謀、戰區轉換過快、主動降銜……看似遺憾，卻折射出1955年軍銜評定的“剛性與彈性”。剛性是標準，不達即止；彈性是革命同志情，高的愿意降，低的依舊服氣。有人調侃，若按后世“績效加權”再來一次，名單或許會微調，但那年懷仁堂的決定，凸顯了公平，也體現了老一輩將領“星星不如理想閃亮”的胸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