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承拒絕接受楊森“起義”的來龍去脈

導讀

1949年末，二野進軍大西南時，劉文輝、鄧錫侯、盧漢等國民黨要人紛紛起義，并受到我軍熱烈歡迎。唯獨大軍閥楊森的起義要求，遭到了劉伯承的斷然拒絕……

01

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雙管齊下

1949年8月，毛澤東、蔣介石都認定“在大陸的最后決戰在四川”。蔣介石決意在四川與毛澤東作最后決戰，部署胡宗南20萬大軍把守四川北大門，宋希濂率18萬大軍阻遏林彪所部由東大門入川。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確定進軍大西南的戰略方針是“聲北擊東”。賀龍派部進攻胡宗南，擺出攻打川北大門態勢，劉鄧大軍從川東、川東南暗度陳倉。

由于重慶及川東、川南廣大地區迅速解放，蔣介石不得不命令由重慶及其以北地區西撤之部隊，在正面遲滯解放軍行動；命令胡宗南、張群等部，悉數退向成都，企圖向西康和云南逃竄。這時候，白崇禧集團主力在桂粵邊境被第四野戰軍及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殲滅。西南境內的國民黨軍更加孤立和氣餒。

劉伯承、鄧小平堅決不給敵人以喘息的機會，決定乘勢發起成都戰役。12月6日，令第五兵團主力及第十軍搶占樂山、青神、浦江等地，從南面兜擊敵人；又令第三兵團主力迅即攻占簡陽、邛崍、大邑等地，從東、西兩面向敵人推進。同時，電告賀龍、李井泉率領所部越過秦嶺，兼程南下，由北面壓向敵人。

在軍事打擊的同時，政治爭取也一直未有放松。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下，劉伯承、鄧小平積極開展了對敵政治攻勢和策反工作。

11月21日，他們向西南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四項忠告，號召他們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過自新，立功贖罪，并明確規定了政策界限，對業已起義和投誠的武裝，一律暫不編散，不收繳武器，指定地點集中，聽候處理。這在國民黨軍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2月9日，川、康、滇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員盧漢、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分別率部在昆明、雅安、彭縣宣布起義。12月10日，國民黨軍第十九兵團副司令官王伯勛率部在貴州盤縣起義。12月11日，國民黨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兼第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率部在宜賓起義。這些，加速了西南國民黨軍的分化和瓦解。

02

二野情報處與郭汝瑰起義

二野情報處為配合解放西南，做了許多重要工作，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貢獻。

郭汝瑰本來是董必武在重慶發展的關系。后來，二野情報處接過中央轉給二野的地下黨關系后，卻一直無法聯系上與郭聯絡的任廉儒。

任廉儒與郭汝瑰是同學，任廉儒的公開身份是川鹽銀行上海華山路辦事處主任。郭后來當了蔣介石國防部作戰廳(三廳)廳長，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聯系。郭曾多次把國民黨作戰計劃等絕密文件交給任廉儒，請他轉交中共地下黨負責人。

杜聿明一直不信任郭。如在徐州會戰時，蔣介石主持作戰會議，郭汝瑰報告情況，提出方案。討論時，杜聿明不發言。會后，杜單獨找蔣介石談了作戰意見，說郭不可靠。蔣介石說，年輕人嘛，怎么能不相信呢。

郭汝瑰后來按照中共地下黨的意圖，向顧祝同提出要到西南當個軍長，帶部隊和共軍作戰，經蔣介石同意后，組建了第72 軍，以后，又被蔣介石任命為第22 兵團司令兼72 軍軍長。

二野情報處接了中央轉來的郭汝瑰的關系，但卻聯系不上任廉儒。柴軍武(時任二野情報處處長，新中國成立后改名柴成文)設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又派趙力鈞(曾在馮玉祥部當參謀)陪同任英儒去找任廉儒，然后同去重慶和郭汝瑰聯系起義。

最終，郭汝瑰起義后，國民黨內部震動極大。蔣介石到臺灣后曾說：“沒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諜。”郭起義后，被任命為川南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中蘇友好協會會長。

西南軍區成立后不久，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劉伯承到南京兼任軍事學院院長。因郭汝瑰曾在國民黨陸軍大學當過研究員和教官，就被劉伯承點名調到軍事學院當教員(郭后任軍事史料研究處副處長等職。曾當選為第四、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03

劉伯承拒絕接受楊森“起義”

除郭汝瑰之外，還有其他中央轉給二野的老關系，主要是劉文輝、鄧錫侯(原四川省主席、國民黨第95 軍軍長，時任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潘文華(原第28 集團軍總司令、川陜鄂邊綏靖公署主任、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黃隱、魯崇義等。

西康省主席、第24 軍軍長劉文輝從抗日戰爭時期就設了秘密電臺，同中共保持聯絡。淮海戰役后，劉文輝為了避開國民黨軍統的耳目，更換了與中共和二野的聯絡暗號。為了保持與劉文輝的正常聯絡，李達曾兩次通知二野各軍電臺注意這一暗號。

1949 年12 月9 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盧漢率先通電起義。蔣介石氣急敗壞，讓胡宗南派部隊炸了劉文輝在成都的一處住所，拉走了數輛大卡車的財產。幸好劉文輝當時并不在此居住，逃過一劫。

在二野通過地下黨組織的爭取之下，1949年12月中旬，國民黨第7 兵團司令裴昌會、國民黨川陜鄂邊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 兵團副司令曾甦元、第15兵團司令羅廣文、第22 兵團司令兼72 軍軍長郭汝瑰等宣布起義，第5兵團司令李文率殘部投誠；25日， 第18 兵團司令李振起義。27日，成都宣布解放。

上述這些國民黨起義將領，都受到了歡迎。唯獨有位鼎鼎大名的楊森，卻遭到了劉伯承的拒絕。

二野進軍到湘西時，電臺收到了楊森(時任國民黨第20軍軍長、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總司令)發給劉鄧的一封明碼電報，表示要起義。柴軍武收到此電后，向劉伯承司令員和鄧小平政委作了匯報。劉伯承說：“千萬不要這些人，別理他！你們做起義工作，不要找這些人！”

楊森在國民黨軍閥中，以妻妾成群、兒女眾多而出名，是有名的風流將軍。他公開的妻妾有12位，子女共有43人。其荒唐畸形的婚姻，一直為人所詬病。

而且，當年劉伯承和楊闇公（闇，音àn，讀“暗”。楊尚昆的四哥）領導順(慶)瀘(州)起義時，遭到反動軍閥劉湘的殘酷鎮壓。楊、劉爭取楊森支持起義軍，牽制劉湘。楊森虛與委蛇，向楊、劉表示支持革命。但在起義軍危難之際，楊森卻坐視不救，致使起義軍失敗，楊闇公不幸被俘，慘遭殺害；劉伯承輾轉脫險，參加了南昌起義。

朱德也曾做過楊森的工作，但他仍然是采取兩面三刀的策略，表面應付，雖小有幫助，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在國民黨反動派陣營。他此次致電劉伯承表示起義，也是見蔣介石大勢已去，自知如果頑抗，也難逃被殲的命運。

楊森沒有收到劉伯承的答復，還不死心，在重慶解放之后，又派“使者”到重慶找劉伯承面談，這是因為他還有一部分殘余部隊被二野包圍在山上。

楊森的“使者”對和他接洽的柴軍武等人說，楊森要求起義，但條件是把他的“籠灶”(在重慶的浮財)運走，用那些被包圍的部隊作交換。劉伯承聽了匯報后，非常生氣，說：“你們去跟他談去，讓他轉告楊森：有多少槍繳多少槍，就是繳械，別的不談。”

楊森碰了個大釘子，灰溜溜地跟隨蔣介石逃到了臺灣，還做了一任臺灣的“國防部長”。如果蔣介石知道他曾向劉伯承要求起義，不但做不成“國防部長”，恐怕連性命也難保吧。

本版文章據《世紀》、《劉伯承傳》、《二野情報史》等導讀

1949年末，二野進軍大西南時，劉文輝、鄧錫侯、盧漢等國民黨要人紛紛起義，并受到我軍熱烈歡迎。唯獨大軍閥楊森的起義要求，遭到了劉伯承的斷然拒絕……

01

軍事打擊與政治爭取雙管齊下

1949年8月，毛澤東、蔣介石都認定“在大陸的最后決戰在四川”。蔣介石決意在四川與毛澤東作最后決戰，部署胡宗南20萬大軍把守四川北大門，宋希濂率18萬大軍阻遏林彪所部由東大門入川。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確定進軍大西南的戰略方針是“聲北擊東”。賀龍派部進攻胡宗南，擺出攻打川北大門態勢，劉鄧大軍從川東、川東南暗度陳倉。

由于重慶及川東、川南廣大地區迅速解放，蔣介石不得不命令由重慶及其以北地區西撤之部隊，在正面遲滯解放軍行動；命令胡宗南、張群等部，悉數退向成都，企圖向西康和云南逃竄。這時候，白崇禧集團主力在桂粵邊境被第四野戰軍及第二野戰軍第四兵團殲滅。西南境內的國民黨軍更加孤立和氣餒。

劉伯承、鄧小平堅決不給敵人以喘息的機會，決定乘勢發起成都戰役。12月6日，令第五兵團主力及第十軍搶占樂山、青神、浦江等地，從南面兜擊敵人；又令第三兵團主力迅即攻占簡陽、邛崍、大邑等地，從東、西兩面向敵人推進。同時，電告賀龍、李井泉率領所部越過秦嶺，兼程南下，由北面壓向敵人。

在軍事打擊的同時，政治爭取也一直未有放松。在中共中央、中央軍委的統一領導和部署下，劉伯承、鄧小平積極開展了對敵政治攻勢和策反工作。

11月21日，他們向西南國民黨軍政人員提出四項忠告，號召他們停止抵抗，投向光明，改過自新，立功贖罪，并明確規定了政策界限，對業已起義和投誠的武裝，一律暫不編散，不收繳武器，指定地點集中，聽候處理。這在國民黨軍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2月9日，川、康、滇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員盧漢、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等，分別率部在昆明、雅安、彭縣宣布起義。12月10日，國民黨軍第十九兵團副司令官王伯勛率部在貴州盤縣起義。12月11日，國民黨第二十二兵團司令官兼第七十二軍軍長郭汝瑰率部在宜賓起義。這些，加速了西南國民黨軍的分化和瓦解。

02

二野情報處與郭汝瑰起義

二野情報處為配合解放西南，做了許多重要工作，為解放大西南作出了重要貢獻。

郭汝瑰本來是董必武在重慶發展的關系。后來，二野情報處接過中央轉給二野的地下黨關系后，卻一直無法聯系上與郭聯絡的任廉儒。

任廉儒與郭汝瑰是同學，任廉儒的公開身份是川鹽銀行上海華山路辦事處主任。郭后來當了蔣介石國防部作戰廳(三廳)廳長，任廉儒一直同他保持聯系。郭曾多次把國民黨作戰計劃等絕密文件交給任廉儒，請他轉交中共地下黨負責人。

杜聿明一直不信任郭。如在徐州會戰時，蔣介石主持作戰會議，郭汝瑰報告情況，提出方案。討論時，杜聿明不發言。會后，杜單獨找蔣介石談了作戰意見，說郭不可靠。蔣介石說，年輕人嘛，怎么能不相信呢。

郭汝瑰后來按照中共地下黨的意圖，向顧祝同提出要到西南當個軍長，帶部隊和共軍作戰，經蔣介石同意后，組建了第72 軍，以后，又被蔣介石任命為第22 兵團司令兼72 軍軍長。

二野情報處接了中央轉來的郭汝瑰的關系，但卻聯系不上任廉儒。柴軍武(時任二野情報處處長，新中國成立后改名柴成文)設法在上海找到了任廉儒的弟弟任英儒，又派趙力鈞(曾在馮玉祥部當參謀)陪同任英儒去找任廉儒，然后同去重慶和郭汝瑰聯系起義。

最終，郭汝瑰起義后，國民黨內部震動極大。蔣介石到臺灣后曾說：“沒想到郭汝瑰是最大的共諜。”郭起義后，被任命為川南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中蘇友好協會會長。

西南軍區成立后不久，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主席的劉伯承到南京兼任軍事學院院長。因郭汝瑰曾在國民黨陸軍大學當過研究員和教官，就被劉伯承點名調到軍事學院當教員(郭后任軍事史料研究處副處長等職。曾當選為第四、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

03

劉伯承拒絕接受楊森“起義”

除郭汝瑰之外，還有其他中央轉給二野的老關系，主要是劉文輝、鄧錫侯(原四川省主席、國民黨第95 軍軍長，時任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潘文華(原第28 集團軍總司令、川陜鄂邊綏靖公署主任、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黃隱、魯崇義等。

西康省主席、第24 軍軍長劉文輝從抗日戰爭時期就設了秘密電臺，同中共保持聯絡。淮海戰役后，劉文輝為了避開國民黨軍統的耳目，更換了與中共和二野的聯絡暗號。為了保持與劉文輝的正常聯絡，李達曾兩次通知二野各軍電臺注意這一暗號。

1949 年12 月9 日，劉文輝、鄧錫侯、潘文華、盧漢率先通電起義。蔣介石氣急敗壞，讓胡宗南派部隊炸了劉文輝在成都的一處住所，拉走了數輛大卡車的財產。幸好劉文輝當時并不在此居住，逃過一劫。

在二野通過地下黨組織的爭取之下，1949年12月中旬，國民黨第7 兵團司令裴昌會、國民黨川陜鄂邊綏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16 兵團副司令曾甦元、第15兵團司令羅廣文、第22 兵團司令兼72 軍軍長郭汝瑰等宣布起義，第5兵團司令李文率殘部投誠；25日， 第18 兵團司令李振起義。27日，成都宣布解放。

上述這些國民黨起義將領，都受到了歡迎。唯獨有位鼎鼎大名的楊森，卻遭到了劉伯承的拒絕。

二野進軍到湘西時，電臺收到了楊森(時任國民黨第20軍軍長、西南長官公署副長官、重慶衛戍總司令部總司令)發給劉鄧的一封明碼電報，表示要起義。柴軍武收到此電后，向劉伯承司令員和鄧小平政委作了匯報。劉伯承說：“千萬不要這些人，別理他！你們做起義工作，不要找這些人！”

楊森在國民黨軍閥中，以妻妾成群、兒女眾多而出名，是有名的風流將軍。他公開的妻妾有12位，子女共有43人。其荒唐畸形的婚姻，一直為人所詬病。

而且，當年劉伯承和楊闇公（闇，音àn，讀“暗”。楊尚昆的四哥）領導順(慶)瀘(州)起義時，遭到反動軍閥劉湘的殘酷鎮壓。楊、劉爭取楊森支持起義軍，牽制劉湘。楊森虛與委蛇，向楊、劉表示支持革命。但在起義軍危難之際，楊森卻坐視不救，致使起義軍失敗，楊闇公不幸被俘，慘遭殺害；劉伯承輾轉脫險，參加了南昌起義。

朱德也曾做過楊森的工作，但他仍然是采取兩面三刀的策略，表面應付，雖小有幫助，但一直死心塌地站在國民黨反動派陣營。他此次致電劉伯承表示起義，也是見蔣介石大勢已去，自知如果頑抗，也難逃被殲的命運。

楊森沒有收到劉伯承的答復，還不死心，在重慶解放之后，又派“使者”到重慶找劉伯承面談，這是因為他還有一部分殘余部隊被二野包圍在山上。

楊森的“使者”對和他接洽的柴軍武等人說，楊森要求起義，但條件是把他的“籠灶”(在重慶的浮財)運走，用那些被包圍的部隊作交換。劉伯承聽了匯報后，非常生氣，說：“你們去跟他談去，讓他轉告楊森：有多少槍繳多少槍，就是繳械，別的不談。”

楊森碰了個大釘子，灰溜溜地跟隨蔣介石逃到了臺灣，還做了一任臺灣的“國防部長”。如果蔣介石知道他曾向劉伯承要求起義，不但做不成“國防部長”，恐怕連性命也難保吧。

本版文章據《世紀》、《劉伯承傳》、《二野情報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