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聶榮臻建議由錢學森任導彈研究院院長，中央批示：同意

1960年11月5日傍晚，酒泉靶場冷風獵獵，倒計時的嘶啞喇叭聲劃破戈壁。人群屏息，火焰驟然噴涌，導彈劃出熾亮的弧線沖向夜空。掌聲、呼喊、淚水交織在一起，一位頭發花白的科學家只是抬頭望了望，再低頭記錄數據——他就是錢學森。外界很少有人知道，四年前的一紙批示，為這個激動時刻奠定了根基。

時間撥回1956年5月10日。中南海勤政殿的燈亮到深夜，聶榮臻伏案疾書，將厚厚一摞參考材料壓在胳膊肘下。稿紙第一頁寫著“關于建立我國導彈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見”。字跡不算工整，卻句句擲地有聲：在航空工業委員會下設導彈管理局，由錢學森任第一副局長兼總工程師；籌建導彈研究院，由錢學森任院長。寫到這里，他抬頭對身旁參謀說了一句略帶口語味的話：“咱們得把最合適的人放在最要緊的位子。”

聶榮臻為什么點名錢學森？原因并不復雜。1955年秋，周恩來數次同美方談判，甚至釋放朝鮮戰場俘虜的11名飛行員，才換來錢學森全家踏上克利夫蘭總統號。下船那天，聶榮臻專門派人去碼頭迎接，他一句寒暄都沒說出口，甩給錢學森的第一句話是：“你回來了就好，國家等得很急！”

回國后三個月，錢學森便在陳賡陪同下拜見彭德懷。那天，軍裝筆挺的彭總司令敲著辦公桌問：“能不能先弄出五十公里射程的東西？”錢學森掰著手指算技術指標，回答很干脆：“理論沒問題，關鍵是要建完整體系。”正是這場對話，讓聶榮臻堅定了“錢院長”方案的可行性。

意見書送到周恩來手中時是半夜。總理在案頭批了兩個字：“抓緊。”隨后文件被轉送政治局。一周后，中央批示——同意全部建議。就這樣，中國第一家導彈研究院在籌建之初便確定了最高技術領導人。這一步走得快，也走得準。

研究院選址問題又是一場拉鋸。有人主張放在上海，交通便利；有人力推東北，工業基礎好。錢學森琢磨半天，提出折中思路：先在北京近郊設設計部，方便與中央溝通，同時派人分赴長春、西安建立試驗基地，“分布式”模式誰也沒想到。聶榮臻聽完后拍板：“按錢先生的方案辦。”

建機構容易，湊班底卻難。1956年夏天，錢學森翻遍了科學院和清華、北大的人才名冊，畫了三十多個人名，隨后拿著那張單子找到李四光、華羅庚逐個“求賢”。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導彈是系統工程，沒有誰能單打獨斗。”短短半年，研究院匯聚了力學、材料、自動控制、電子工程等200多位專家，平均年齡不到32歲，一支“雜牌軍”迅速成形。

設備不足是第二大攔路虎。那年冬天，蘇聯專家團來訪，對我方實驗條件直言不諱：“像鐵匠鋪。”話雖刺耳，卻句句真話。錢學森當場回應：“鐵匠鋪也能打出好刀，只要給我們一點時間。”離場時有專家悄悄對助手嘟囔：“這位院長看似溫和，骨子里倔得很。”事實證明，這份“倔”帶來了意想不到的推進速度。

1957年春節前夕，北京西郊破舊的試車臺上，液壓泵突然炸裂，冷卻劑漫得到處都是，連大衣都被凍得硬邦邦。錢學森頂著零下十幾度的寒風蹲在殘骸前，一連寫了三頁分析報告，最后一句是：“失敗不是停步理由，只是校正坐標。”簡簡單單十幾個字，后被工程人員印在實驗樓門口，成了口號。

就在技術人員埋頭苦干的同時，聶榮臻緊盯進度。1958年3月，他去研究院現場檢查，聽完匯報，沉思片刻，說了句意味深長的話：“別怕慢，就怕停。”這句話后來被內部簡報全文刊登，給科研人員打了強心劑。

一連串節點被迅速拿下：1958年6月完成第一臺固體發動機靜力試驗；1959年10月完成制導系統地面聯調；1960年4月總體方案通過審查。外界所見的“高歌猛進”，背后是無數個夜里燈火通明的車間和寫滿算式的草稿紙。

再次回到1960年11月5日。導彈升空成功后，指揮大廳里氣氛熱烈到極點。聶榮臻用略帶沙啞的聲音喊：“錢先生，這第一條記錄屬于你們！”錢學森卻把功勞推給年輕人，他笑著說：“我只是點了火，真正把火苗養大的，是你們。”短短一句話，把許多二十多歲的工程師感動得紅了眼眶。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當年之所以在“錢院長”人選上如此干脆，并非簡單“舉賢”，更有長遠謀劃：讓懂技術又懂管理的人站在第一線，避免紙上談兵。事實證明，這個決定對后來“兩彈一星”乃至整個航天工業具有連鎖效應。試想一下，如果1956年的批示稍稍猶豫，建制推遲一年，中國第一枚導彈能否在1960年飛天，恐怕要打一個大問號。

導彈成功之后，錢學森沒有放慢腳步。1961年，他相繼提出火箭多級化、衛星工程化、遙測自動化三條技術路線，繼續把研究院往前推。與此同時，大批學員被送往蘇聯、東德深造，也有專家下沉工廠搞聯合設計，科學與生產兩端逐漸合攏。短短五年，研究院從最初的200人擴展到3000多人，成為全國最龐大的尖端科技集群之一。

遺憾的是，前期資料多散落在不同檔案館，很多細節鮮有人提及。比方說，1959年夏天，研究院稿紙短缺，后勤人員跑遍北京也沒買到合適型號，最終是一家小造紙廠臨時改產，才解燃眉之急；又比如，1960年初，液氧運輸專列僅僅因為幾節車皮調度不當，險些耽誤總裝測試。正是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插曲，拼出了我國早期導彈工業的完整圖景。

多年以后，時任設計部門總工程師的某位老專家回憶那段日子，說得頗為直白：“要命的事情天天有，熬過去就贏。”這一評價，恰好印證錢學森常說的那句話——“科學不相信眼淚，只相信數據。”

如今回望，1956年那紙“同意”批示并不起眼，只寥寥數行，卻像啟動開關，讓一臺巨型機器轟然運轉。機器由人驅動，人又被信任點燃。聶榮臻提出方案，中央迅速拍板，錢學森統籌落地，三方缺一不可。整件事，短則說是一次組織決策的勝利，長看則是新中國從落后走向自主的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