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再提“漲工資”！2026年工資上調在即，哪些人享受，普調嗎？

?——【·前言·】——?

歲末年初，“提高勞動報酬”再度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列為年度重點任務！多地已陸續釋放明確信號：

最低工資標準、民生補貼額度、行業薪酬指導線，都將迎來新一輪動態調整。公眾最關切的問題浮出水面：這一輪調薪是否覆蓋全體勞動者？答案很清晰：并非普惠式上漲，而是聚焦關鍵群體、突出行業導向、實施分類推進。

低收入勞動者與基層一線崗位從業者、機關事業單位在崗人員、具備高附加值能力的技術型人才，以及依托數字經濟平臺就業的新形態勞動者——這四類人群，正站在本輪收入提升政策的“第一梯隊”，有望率先收獲實質性利好！

漲工資不是口號，要看真實經濟脈搏

不少人一聽到“漲工資”就聯想到企業主動加薪、全員同步上調，但現實邏輯遠比想象更理性：工資變動是宏觀經濟復蘇進程中最晚啟動的一環，其節奏由整體運行質量決定，比亞迪、寧德時代等龍頭企業的發展軌跡就是有力佐證。

2020年資本市場表現強勁，股價屢創新高，可產線上的技術工人薪資并未同步躍升；真正獲得超額回報的是資本端，而普通勞動者若身處產能收縮、招聘凍結、財務報表持續承壓的企業環境中，加薪仍屬小概率事件。

這一現象背后，深嵌著一條不可逆的經濟傳導規律：利潤回流先于勞動報酬增長，資本收益先行修復，工資水平隨后跟進。當前我們正處于這個“滯后窗口期”，判斷時機成熟與否，需緊盯三項核心風向標。

首看M1與M2剪刀差變化。長期來看，大量資金滯留銀行體系，企業投資意愿低迷，居民消費信心不足；但近期二者增速差逐步收窄，表明流動性正在加速進入實體經濟，市場活躍度悄然回升。

再看PPI（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若該指標持續走弱，意味著制造業普遍面臨“賣貨即虧損”的困境，企業無盈利空間，談加薪便是空中樓閣，不裁員已是最大善意。

值得期待的是，PPI已連續數月溫和上揚，預示著工業企業盈利基礎正在夯實，不過從利潤改善傳導至薪酬調整，通常還需3至6個月的落地周期。

三看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物價溫和上漲反映終端需求回暖，居民敢花錢、愿消費，說明內需引擎開始點火；唯有M1-M2、PPI、CPI三大指標協同向好，工資調整才具備堅實支撐條件。

因此，切勿幻想2026年會出現“一刀切式普調”，這既違背經濟運行規律，也不符合政策設計初衷。本輪薪酬優化，本質是一場精準發力的“靶向調節”，而非粗放式的全面提標。誰能成為首批受益者，關鍵取決于你所處的職業賽道、技能層級與社會價值貢獻度。

四類人率先邁入增收通道

在這輪系統性收入結構優化中，并非人人同步受益。依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部署及地方配套細則釋放的信息，四類重點人群將優先納入調薪范圍，其余群體則需視后續經濟恢復節奏逐步跟進。

第一類是低收入及一線勞動者，包括環衛保潔員、制造業普工、物流分揀員等基礎崗位從業者。他們收入基數偏低，哪怕小幅上調，也能切實緩解生活壓力。國家上調最低工資保障線、擴大基層崗位專項補貼，目的并非單純增加福利支出，而是筑牢民生安全網，守住社會公平底線。

第二類是機關事業單位在職人員，涵蓋公務員、中小學教師、公立醫院醫護人員等公共服務骨干力量。過去幾年部分區域因財政承壓，體制內人員實際收入增長受限甚至出現階段性回調；隨著財政狀況持續改善，合理適度調薪不僅增強職業吸引力，更向社會傳遞出穩預期、強信心的積極信號。

第三類是高技能型專業人才，在高端制造、集成電路、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研發等領域具備不可替代能力的技術骨干。能熟練駕馭進口精密設備、攻克關鍵工藝瓶頸、解決產線突發復雜問題的工程師與技師，其市場議價能力顯著增強，薪酬自然水漲船高。

第四類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如外賣配送員、網約車駕駛員、直播電商運營者、自由接單設計師等依托數字平臺實現靈活就業的群體。過去這類崗位社會保障薄弱、平臺規則不透明，如今政策正加快補齊制度短板：抽成比例趨于合理化、職業傷害保障試點擴圍、勞動權益認定機制逐步完善——這些實質性的制度進步，相當于為他們構建起隱形的“收入托底機制”，也是本輪政策傾斜的重要方向。

政策底層邏輯極為明確：既要兜住基本民生底線，也要強化對高價值技能和新興勞動方式的正向激勵。至于那些缺乏核心競爭力、職業發展停滯、僅靠慣性維持現狀的中間層從業者，此次調整帶來的可能不是春風拂面，而是倒逼轉型的緊迫感。

漲工資的根本指向，是激活經濟內循環

暫且擱置個體獲得感，從宏觀視角審視：國家為何在2026年再次強調“提高勞動報酬”？核心動因并非單純改善民生體驗，而是為整個經濟系統注入可持續運轉的新動能。

曾幾何時，我們依靠低成本勞動力優勢打造“世界工廠”，以出口導向驅動制造業高速擴張。但當下外部環境日趨復雜：國際貿易摩擦頻發、歐美設置技術與市場雙重壁壘、外需增長動能明顯減弱。

同時，國內多數成熟產業面臨供給過剩與需求疲軟并存的局面，房地產、汽車、智能手機等大宗消費品類已接近市場飽和臨界點。

倘若居民可支配收入長期徘徊不前，消費意愿必然萎縮，企業產品積壓難銷，庫存壓力加劇，最終傳導至用工收縮與投資降溫，形成負向螺旋。因此，此輪薪酬調整的底層邏輯異常務實：不是講情懷、不是發福利，而是通過提升居民購買力，讓內需真正扛起增長大旗。

當老百姓錢包鼓起來，資金便會自然流向餐飲住宿、教育托育、醫療康養、文旅休閑、社區服務等廣泛領域，企業訂單隨之回升，地方政府稅收穩步增長，就業崗位得以穩固，整個經濟生態由此煥發活力。

貨幣只有在流通中才能創造真實價值，若收入增長乏力，大眾傾向儲蓄避險、壓縮非必要開支，市場溫度只會進一步下降。

以胖東來為例，其成功印證了一個樸素真理：將部分經營成果反哺員工，不僅能激發服務熱情、提升客戶滿意度，更能帶動門店復購率與口碑傳播，最終實現營收與品牌雙贏的良性閉環。

國家層面推動勞動者報酬合理增長，正是希望將這種“勞動者增收—消費提振—生產擴張—就業擴容”的正向鏈條，從單個企業放大至國民經濟全局。此外，薪酬上漲還承擔著倒逼產業升級的深層使命。

人工成本上升，將加速淘汰依賴廉價勞動力、靠低價傾銷生存的粗放模式，迫使企業轉向提質增效：加大自動化投入、深化技術研發、拓展高附加值業務板塊。最終留存下來的，將是更具創新力、更重研發投入、更能依靠技術溢價獲取利潤的優質主體，而非僅靠壓榨人力成本維系生存的傳統作坊。

橫向對比國際經驗可見，同為制造業強國，歐美國家一線技工薪資水平普遍高于我國，除發展階段與匯率因素外，收入分配機制更傾向勞動者亦是關鍵原因。這種差距客觀存在，同時也昭示著未來改革的巨大空間。

2026至2030年擴大內需戰略實施方案，本質上是在經濟潛在增速放緩的大背景下，通過優化初次分配結構，推動更多財富向勞動要素傾斜，以消費升級承接增長動能轉換。

讓揮灑汗水的人獲得更體面的回報，讓投機套利的空間持續收窄——這才是本輪薪酬調整浪潮之下，最質樸卻也最具戰略縱深的治理邏輯。

參考資料：《國家發改委再提漲工資：正研究制定城鄉居民增收計劃》——時代周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