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彭真獄中見江青，江青出言不遜提出：我要見華國鋒鄧小平

1949年10月，北京城秋風勁烈，天安門城樓上禮炮轟鳴。就在同一時刻，西山深處一間簡陋平房里，時任北平市長的彭真正捧著厚厚一摞待批公文，燈火通明到深夜。那一夜，他把“依法治市”四個字寫進了第一份市政工作報告。沒人會想到，三十多年后，他會在秦城監獄里面對昔日的“第一夫人”江青；無人料到，那場對峙會以一句“我要見華國鋒、鄧小平”收場。

時間撥到1966年5月。人民大會堂西大廳樓梯口，彭真剛參加完座談會，迎面撞見江青。四目相對，氣氛驟冷。江青冷冷開口：“你開會從不通知我。”彭真答得平淡，卻暗含鋒芒，“同志之間，意見可以直接提。”一來一往，火藥味在空氣中彌散。十天后，彭真“錯誤路線”的帽子扣了下來，“四人幫”步步緊逼，他被停職審查，旋即失去自由。

1978年12月28日清晨，彭真回到了北京。他已七十六歲，身體依舊硬朗，每天沿著什剎海慢跑三圈。老同事見面總要問一句：那十二年怎樣熬過來的？彭真笑說：“靠信念。”寥寥兩字，卻像磐石，沒人再追問細節。

同年，全國人大法制委員會需要一位“懂法律又懂斗爭”的主管。鄧小平點將：“彭真行。”于是，曾被囚禁多年的老人重新拿起法律利劍，主持“兩案”審判指導委員會。林彪、江青兩大集團的命運，由此系于法槌。

1979年夏天，預審組第一次向彭真送來江青的卷宗。厚厚二十四冊，他整整讀了三夜。批注里最醒目的幾行字是：“證據鏈再補強；必要時，當面核對。”幾個月后，他確實走進了秦城監獄，卻沒有立即見江青——程序必須嚴謹，情緒必須摁住。

1980年11月20日，北京電視臺轉播公審現場，全國億萬觀眾第一次見到昔日“紅都女皇”坐在被告席上。江青或冷笑，或瞪眼，打斷審判長的提問，一再叫囂：“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法庭依規記錄，每一次無理爭辯，都添加到犯罪事實一欄。

一審宣判完畢，江青被押回看守病房。她的情緒并未平復，臥室小桌上擺著厚厚的書稿，自稱《我的一點看法》。監區管教說，她常對值班醫護念那稿子，反復強調自己與毛主席“共同生活了三十八年”。

1981年1月25日午后兩點，北風凜冽。彭真乘吉普車抵達秦城。他只帶了一支鋼筆和幾頁提綱，沒有隨行記者，也拒絕照相。獄方簡單核驗后，將他引至會見室。房間不大，白墻，木桌，兩把椅子。江青被帶進來時，頭發梳得一絲不亂，藍呢大衣緊扣到最上端。

短暫靜默后，是江青先開口：“我要見華國鋒。”音調平淡，卻透出命令口氣。彭真搖頭。江青再道：“那就見鄧小平。”彭真仍搖頭。拒絕沒有多余解釋，因為依據監獄條例，死緩犯無探視權。江青眼神倏然鋒利，空氣像被撕裂。對話到此戛然而止，彼此都再未提一句。

十五分鐘后，彭真起身，合上手中的提綱，輕聲問：“還有別的要求嗎？”江青沉默，面部肌肉微微顫動。獄方記錄“無其他要求”。門關上的瞬間，她的身影投在墻上，長而黯淡。

同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終審維持原判：江青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判決送達那天，江青在簽字欄寫下三個字：“不服判”。執行人員淡淡回應：“知曉你的意見，依法記載。”

秦城歲月漫長。江青每天被允許戶外活動一小時，其余時間讀書、寫稿。她堅持用舊式鋼筆抄錄毛主席詩詞，自言“自我療救”。1984年冬，因食道問題動手術，保外就醫獲批，居住于東交民巷醫院宿舍樓。1991年5月，在寓所浴室，江青用床單系于窗框自盡，終年七十七歲。

將鏡頭轉回彭真。1983年，他主持六屆人大第一次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起草小組加班至凌晨，彭真一字一句推敲，常說“法律條文經得起歷史檢驗才有分量”。1997年4月26日，這位九十五歲的老人病逝于北京醫院，留下七十余冊工作手稿，至今仍被后人研讀。

有人好奇，那場1981年的短暫會見到底意味著什么？對江青，是命運走到盡頭的徒勞掙扎；對彭真，則是用法治方式和過去切割。歷史無法改寫，但每一次制度化的審判，都是對野蠻政治的沉重回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