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叫停對阿援助，耿飚回憶：他們就沒考慮借的東西還是要還的

1978年7月7日清晨，北京外交部大樓的走廊里回蕩著敲擊電報機的噼啪聲，一份措辭冷靜卻意味深長的照會發往地拉那，宣布中國即刻終止全部對阿爾巴尼亞的經濟與軍事援助，同時召回在阿工作的專家。十一年的密切合作，在這一天驟然劃上休止符。

要理解這紙照會的來龍去脈，需要把時間撥回到1949年11月23日。那時新中國成立才過一個月，阿爾巴尼亞率先伸出友誼之手提出建交。對于急需國際支援的新中國，那是一根難得的橄欖枝。短短幾年后，中阿關系被外界稱作“山鷹與雄獅的聯盟”，象征意義幾乎與日后中巴情誼等量齊觀。

1954年，中國首次向阿爾巴尼亞提供貸款。一邊是剛剛打完抗美援朝、百廢待興的內地，一邊是人口不足兩百萬的小國。可就是在自己都缺糧的局面下，中國仍然把18０萬噸糧食、批量拖拉機甚至最先進的化肥設備源源不斷地送往巴爾干半島。有人私下打趣：“家里飯勺還沒撈穩，就開始給朋友夾菜。”

1960年，中蘇論戰爆發。赫魯曉夫在布加勒斯特會議上點名批評中國時，只有阿爾巴尼亞代表站出來反駁。那一句“毛澤東—恩維爾，哥倆同根生”的口號迅速傳遍地拉那街頭，也讓北京下決心把援助額度升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貸款七十五筆，金額逾一百億元人民幣；十九個成套工業項目打包上馬；軍援比例甚至高達四成以上。

數據看上去輝煌，執行過程卻并不理想。耿飚大使后來回憶，阿爾巴尼亞的機場跑道邊堆著被雨淋得發紅的發電機；農田里，沒拆封的化肥袋隨風滾動。當中國專家提醒要蓋庫房時，對方工作人員聳聳肩：“壞了再說，中國還會送。”這種“有求必應”的模式，最終讓阿方習慣于伸手，缺乏自我造血的動力。

1971年7月，基辛格秘密抵京，為尼克松訪華鋪路。中國對外政策的重大轉折讓阿爾巴尼亞領導人霍查坐臥不寧，他疾書萬言信，質問為何事先不征求“兄弟意見”。同一年，中國恢復聯合國合法席位，“兩阿提案”功不可沒，但分歧的種子已在兩國心中悄然發芽。

矛盾在暗處發酵：地拉那中國大使館新館被發現安裝了三十五個竊聽器；阿方多次追加援助要求，連“每個農業社都要配電視機”這樣超出現實水平的設想也寫進清單。耿飚向國內報告時直言：“再這樣供血，兩國都難受。”

1978年改革開放的序幕剛拉起，鄧小平著手“算舊賬”。經過兩個月詳盡核對，援阿賬面數字令人咋舌，而阿方對償還問題從未給出時間表。鄧小平一句“銀子不能再這么撒”定了基調，叫停援助也就順理成章。耿飚在回憶錄里寫下那句耐人尋味的話：“他們就沒考慮借的東西還是要還的。”

撤人也是插曲。雙方原定飛機同時起飛，但阿方嫌中國飛機過境僅幾分鐘而阿機在華要飛七小時，堅決要求改動。最終兩國各自起飛，誰也沒在意所謂“同步”，算是對多年來禮讓有加的諷刺收尾。

援助戛然而止，阿爾巴尼亞經濟旋即陷入低谷。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內大規模“地下銀行”高息攬儲，最終演變為舉國范圍的金融崩盤。那口由學生用廢舊彈殼鑄成的“和平鐘”，至今仍掛在地拉那市中心，鐘面上“我在子彈中出生”八個鉛字，見證著一個國家在依賴與陣痛間反復拉扯。

歷史并不排斥慷慨，卻從不寬恕缺乏自省。中國與阿爾巴尼亞之間那段橫跨二十余年的援助故事，給后人留下最直白的一條啟示：友情再深，也需互信與平等來維護；外力再強，也替代不了自力更生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