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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瞿秋白慷慨赴死時年僅36歲,建國后毛主席為何說:以后要少紀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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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2年秋,人民大會堂一間并不寬敞的會議室里,毛主席放下手中的文件,沉吟片刻,說出一句讓與會者意外的話:“以后對瞿秋白的紀念要少一些。”語氣平和,卻擲地有聲。消息不脛而走,許多人難以理解:七年前,中央剛剛為瞿秋白平反、追認烈士,如今為何又要“少紀念”?

      把時間撥回到1935年6月18日夜,福建長汀的監(jiān)室里,守衛(wèi)聽見一陣輕哼——是國際歌的旋律。瞿秋白靠墻而坐,咳嗽未停,仍對看守笑道:“明天去郊外散步,可好?”看守愣住,隨后扭過頭去。次日清晨,36歲的他在開闊地迎著朝陽走向槍口,從容、平靜。宋希濂事后回憶:“我生平第一次覺得,鋼槍在他面前如此笨重。”



      瞿秋白1899年出生,1922年2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比許多后來的元帥、將軍都早。他不擅握槍,卻善執(zhí)筆。1923年起,他連續(xù)翻譯《共產黨宣言》《國家與革命》等經(jīng)典,出版時常加上“按語”,用通俗文字解釋抽象理論。那幾年,基層黨小組借著他的小冊子在碼頭、校舍、報館悄然生根,這一點,在中央檔案里至今留有數(shù)據(jù)——1925年底北京地下黨員激增至800余名。

      1927年4月,蔣介石大開殺戒,瞿秋白赴武漢參加八七會議,主張“武裝保命,農村包圍城市”。會后他兼任前敵委員會書記,輾轉贛閩。黨內斗爭也隨之而來。1931年,他因反對王明“左”傾冒進,被撤去中央職務,調往瑞金宣傳部。政治上的冷遇,加上反復的肺病,讓他在長征出發(fā)前無力同行,只得留下。

      南方三年游擊,環(huán)境惡劣到“缺藥比缺糧更兇”,陳毅后來這么形容。1934年底,陳毅、項英商議護送瞿秋白去上海醫(yī)治,路上遭保安團截擊。何叔衡掩護突圍犧牲,瞿秋白與幾位女同志被捕。關于身份暴露的細節(jié),有“內部泄密”說,也有“敵軍碰巧識破”說,至今史料仍在比對。



      押往長汀的途中,他開始寫《多余的人》。這部十余萬字的獄中文稿,既有自述,也有沉思,其中夾雜幾段疑問:“革命道路在哪?我是不是多余?”這些句子被國民黨情報人員截抄后,大肆渲染“意志動搖”。蔣介石甚至親示宋希濂:“若肯為我所用,可免其死。”而宋希濂口述中提到,瞿秋白的回答只有一句:“此心不變,毋庸再議。”威逼利誘,俱化無形。

      抗戰(zhàn)爆發(fā)后,共產黨在敵后迅速發(fā)展,瞿秋白的犧牲被視作“信仰的注腳”。1942年,延安整風期間,毛主席多次引用他的譯句“自由不是我愛的女神,我自有我之母”。然而,1945年黨的七大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依舊對他持保留態(tài)度,原因在于早年路線上產生的分歧并未完全淡出集體記憶。

      建國后形勢瞬息萬變。1955年5月,政務院正式批準為瞿秋白平反昭雪,追認為革命烈士;杭州西湖、常州浣衣浜相繼立碑,人們排隊獻花。有意思的是,就在瞿秋白“回家”的同時,《多余的人》手稿首次公開,引發(fā)熱議。有人贊嘆其思想深邃,有人卻摘出幾句“疑似動搖”的文字,指責“消極”“頹廢”。討論愈演愈烈,甚至出現(xiàn)“哪有英雄自稱多余”的質疑聲。



      1962年,國際國內形勢再度緊張,蘇聯(lián)與中國的分歧公開化,意識形態(tài)斗爭驟然升級。少紀念瞿秋白的指示,一方面是出于當時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需要,擔心復雜論調被別有用心者利用;另一方面,也意在突出方志敏、劉胡蘭等在獄中“筆寫血書、詞鋒不減”的堅決形象,以鮮明的價值姿態(tài)鞏固斗志。毛主席對瞿秋白個人并無絲毫否定,早年在《矛盾論》中對他的評價仍在:《社會科學戰(zhàn)線的老戰(zhàn)士》。

      這并不妨礙后世形成更全面的認識。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研究者對《多余的人》進行文本細讀,發(fā)現(xiàn)瞿秋白的“迷茫”背后,是對革命道路的深刻反思,與其說是自我否定,不如說是以個人苦痛映照民族沉淪的憂思。試想,一個真正動搖的人,會在刑場上高唱國際歌嗎?

      如今走進常州瞿秋白紀念館,陳列柜里仍珍藏著他的鋼筆、英文辭典、半截煙斗。講解員常引用他在獄中最后的叮囑:“我死不足惜,惟愿真理大明。”觀眾多是中年男士,駐足凝視許久,有的低頭沉吟,有的輕聲唏噓。對理想的執(zhí)著,對自身的懷疑,對生死的達觀,都凝固在那句“此地正適合坐化”里,成為時代無法抹去的注腳。

      從翻譯室的小油燈,到閩西稻田里的硝煙;從長汀刑場的槍聲,到幾十年后關于紀念與否的爭論,瞿秋白的名字始終牽動著中國革命史的敏感神經(jīng)。他的一生短暫而耀眼,功過得失,自有后人評說。但有一點毋庸置疑:在那風雨如晦的年代,他選擇了最危險、也最光明的道路。

      毛主席當年的一句“少紀念”,放到具體歷史語境中,并非貶抑,而是一種策略考量;而今天資料日益完備,人們對那段往事也更能作出客觀判斷。方志敏、劉胡蘭的浩然正氣需要傳揚,瞿秋白在黑暗中發(fā)出的自我追問同樣可貴。英雄的形象有千百種,但走向刑場時不回頭,是所有烈士共有的背影,這個背影足以照亮后來者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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