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黨“黑金”重生與高市早苗新政下的日本政治重構

文︱陸棄

2026年1月中旬，日本自民黨內部正在為即將到來的眾議院選舉進行緊鑼密鼓的協調工作。令人矚目的是，涉及2023年11月曝光的“黑金”派閥丑聞——多名自民黨派閥下令所屬國會議員出售政治籌款派對券——的相關議員和前議員，正被允許在小選舉區與比例代表選區重復參選。黨內高層稱，這部分議員“已經贖清罪責”，并且此舉被視為鞏固黨內凝聚力的重要手段。這一決策引發輿論的廣泛關注：在上一次選舉中，公眾批評重復參選和派閥操作明顯影響了政治透明度，而如今這一行為的回歸，似乎揭示了自民黨在高市早苗上臺之后，如何在維持內部秩序與回應民意之間進行權衡。

表面上，這是一場黨內人事安排的技術性操作，但其背后折射出的，卻是日本政治制度與權力邏輯的深層運行機制。在自民黨長期的派閥政治中，黨內資源配置、議員晉升與選區控制緊密綁定，金錢、關系和組織網絡構成了政治行為的基礎。所謂“贖清罪責”，不僅是一種道德評判，更是一種權力自洽機制——通過黨內協調與資源重新分配，既化解派閥內部潛在矛盾，也保證了執政聯盟在選舉中的最大化優勢。這一邏輯與公眾對政治公正和透明的期望形成明顯張力，也揭示了日本政黨運作中制度性灰色地帶的持久性。

高市早苗的上臺，則為這一現象提供了新的語境。她所倡導的政治理念，既強調對黨內紀律的控制，也試圖在選舉策略上取得主動。這意味著，對于過去丑聞中的議員，自民黨不再采取簡單的排斥，而是以整合和重用為主要策略。黨內協調的背后，是對選舉勝率和黨內團結的權衡：面對社會輿論的不滿和年輕選民的關注，黨內高層選擇以制度化手段解決派閥矛盾，而非徹底清算，這既顯示了權力邏輯的現實性，也暴露出政治倫理在現代選舉制度下的妥協空間。

重復參選的安排，也折射出日本選舉制度本身的特殊性。小選區與比例代表并行的制度設計，使黨派在候選人安排上具備高度操作空間。自民黨通過黨內背書和資源調配，能夠在選區和比例代表之間實現策略性布局，優化選舉收益。這種操作雖然合法，但其政治文化含義復雜：一方面，它強化了黨內組織控制力，確保議員行為服從整體戰略；另一方面，也容易被公眾解讀為對不透明行為的縱容，甚至可能削弱政治信任度。日本政治的制度邏輯與社會期待之間的張力，在此次事件中被無限放大。

這一現象的成因并非偶然，而是歷史與現實交織的結果。自民黨作為長期執政黨，派閥文化根深蒂固，資源控制與政治忠誠構成內部運作的核心。在過去幾十年中，通過財政資金、黨內職位和政治籌款網絡維持派閥平衡，已成為常態。高市早苗上臺后，面對經濟下行壓力、物價上漲和社會信任危機，她需要穩固黨內支持，同時在選舉中爭取公眾認可。在這種背景下，重復參選安排不僅是派閥利益協調，更是對整體戰略風險管理的體現——通過“贖罪式”再啟用，黨內潛在對立被消解，選舉操作空間被最大化。

然而，這種安排也存在明顯風險。公眾對政治透明度和倫理的期待，并不會因為黨內協調而消失。重復參選行為可能激化輿論不滿，尤其在年輕選民中，其反應與傳統選民群體明顯不同。輿論調查顯示，盡管年長選民更易接受執政黨策略，但年輕群體對政治丑聞的敏感度和對改革的期待更高。在選舉中，如果黨內操作與民意產生脫節，不僅可能引發投票行為反彈，也可能對自民黨的長期信譽造成潛在損害。同時，媒體與民間監督機制的存在，使重復參選的合法性和道德正當性將持續成為輿論焦點，形成制度性壓力。

對未來選舉與黨內政治格局而言，此次操作的影響不容忽視。通過整合派閥利益，自民黨短期內可能在選舉中保持穩定優勢，但中長期來看，黨內道德信號與選民認知之間的差距或加大政治信任成本。若這種信任缺口持續擴大，可能催生新的政黨重組動力，或促使社會運動與選民行為對黨內決策形成制約力。此外，重復參選安排對日本政治文化的潛移默化作用，也可能強化黨內資源依賴型操作模式，使制度創新和政治透明化進程面臨阻力。

從更深層次觀察，這一事件展示了現代民主國家在權力分配、制度操作與社會信任之間的復雜張力。自民黨通過黨內協調與贖罪式策略實現選舉利益最大化，其邏輯雖合理，但同時提醒我們，政治操作的短期勝利不能替代制度正當性與民意基礎的長期穩固。在高市早苗的新政框架下，日本政治正面臨選擇：是繼續在黨內操作空間內尋求短期效率，還是嘗試建立更透明、更能回應公眾期待的制度約束。重復參選的安排不僅是一次黨內策略事件，更是一面鏡子，映照出日本政治制度運作的深層結構，以及現代民主社會中權力、責任與公眾信任之間的微妙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