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橫遭誣陷，氣憤難忍，當面找毛主席說理，主席：你得找陳云

1940年2月的一個深夜，延河水面仍結著薄冰，窯洞里卻燈火未熄。毛澤東放下剛讀完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手稿，隨手夾了一頁紙角。這時，門口傳來輕輕的腳步聲，負責警衛的陳士榘低聲通報：“丁玲同志來了。”

丁玲衣襟上還帶著白天趕路留下的塵土，顯得又急又氣。她先是行禮，隨即脫口而出一句夾著湘音的話：“主席，我得討個說法。”這句七分急切三分委屈的短句，讓屋里人都愣了一下。

幾分鐘前，她剛在黨校聽到“叛變自首”的流言，還被點名列為“可疑對象”。流言不是頭一次傳進耳朵，但這次來勢更猛，直接傳到課堂。丁玲自認把命都壓在黨和革命上，卻被指責動搖，她咽不下這口氣。

毛澤東示意她坐到炕邊，并未立刻表態，先讓勤務員端來一碗紅棗小米粥。短暫的沉默后，他語速平緩卻帶著分量：“要把話說明白，也要把事實查清。組織上認定才算數。”幾秒停頓，他加了一句，“你得找中央組織部長陳云。”

此時的陳云36歲，主持組織部工作已三年，以審慎和嚴密著稱。對干部考察，他向來依規矩不憑情分。正因為如此，毛澤東才會將矛盾引向他——不是推責，而是讓程序說話。

丁玲連夜提筆，把在南京被囚三年的細節寫得清清楚楚：何時被捕、何時被押、探監人員、獄中通訊、逃脫路線，一并列出可核對的在場人名。字跡略顯凌亂，卻句句到位。

信件送至組織部，陳云收到后并未急于下結論。他挑選了任弼時牽頭，組建三人小組：一名來自軍委的干事、一名長期在情報戰線工作的同志，再加延安保安處一名檔案員，三線交叉取證。

調查不只在延安。山城重慶、陜北綏德、乃至湖南常德，都有人被約談。陳云給小組的唯一要求是“材料要經得起十年后復查”。這種嚴謹態度，讓本就好勝的丁玲心里沒底，也暗暗佩服。

調查期間，康生又在一次內部討論會上暗示“文人最易變節”。空中彌漫的懷疑氣息，讓不少青年學生跟著起哄。試想一下，前線槍聲未歇，后方卻因一紙謠言暗潮洶涌，對士氣的殺傷并不輕。

40天后，組織部遞交報告。第一頁就寫明：“未發現丁玲同志自首或配合敵方記錄。”后面附三十余份證詞，逐條駁斥當年的坊間傳聞。陳云在結論欄親筆標注：“仍為忠誠黨員，可放手使用。”

結論公示那天，丁玲沒有去現場，她躲在魯迅藝術學院舊教室里，透過紙窗縫看見操場上人群散去。一位熟識的通訊員跑來遞信，只說了一句，“清白了！”兩個字。

短短幾個字抵得上一頓山珍海味，但她沒有立刻歡呼。三年監禁、千里奔逃、數度搜查，舊傷疤瞬間翻開，陣陣刺痛。可緊接著，更多的卻是踏實：至少，今后再走上講臺，沒有人能隨口再扣“叛徒”帽子。

陳云把調查材料又送一份給毛澤東。毛澤東在扉頁寫下一行小字：“宜以工作衡量人，勿以流言擊友。”隨后批示丁玲出任《解放日報》文藝版負責人，并抽調她參加籌建《延安文藝座談會》會務。

1942年5月，延安文藝座談會開幕。散會后，丁玲與毛澤東再度相遇，兩人并肩走出楊家嶺禮堂。毛澤東側頭說：“困難算不了什么，能寫，還得寫。”這句樸素叮囑成為丁玲后來堅持創作的最大理由。

抗日烽火中，丁玲奔走冀中、晉綏、陜北多個戰地，采訪、慰問、寫通訊、搞劇團，一口氣干到嗓子嘶啞。有人揶揄她“文藝界的女騎兵”，她笑著回一句：“槍里有子彈，筆里也有。”這句俏皮話迅速在前線流傳，幾乎成了戰地文工隊的口頭禪。

斗爭越激烈，流言也越頑固。1943年，個別小報仍不時翻炒“南京舊案”。但組織部那份蓋章的結論像一塊鐵牌擋在前面，再尖銳的輿論也只能繞行。丁玲把全部精力埋進文字和前線。

時間推到1949年，北京開國大典前夕，丁玲在新華廣播電臺現場記錄。她站在天安門城樓下，忽然想起九年前那碗紅棗小米粥。那時她滿腹憤懣，如今只余一句感慨：程序正義，有時就是戰場上的第二支部隊。

回看丁玲的遭遇，不難發現兩個關鍵詞：組織調查與個人堅守。前者為她擋下暗箭，后者讓她挺直腰板。毛澤東一句“找陳云”，既是信任也是制度安排；陳云的一紙結論，證明制度可以給人最大的安心。

1955年，丁玲在《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斯大林文學獎后接受采訪，記者問及往事，她抬手擺一擺：“事情早過去了，別再翻舊賬。那份報告在檔案室里，誰要看，就讓檔案說話吧。”

一句輕描淡寫，道出她當年的隱忍與今日的篤定。從南京囹圄到延安窯洞，再到新中國文壇，她最大的收獲不是獎項，而是那句書面結論背后的四個字：忠誠不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