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陳獨秀李大釗，為何是張國燾主持一大？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法租界的簡樸客廳中召開，24歲的張國燾被推舉為主持人，這一歷史選擇并非源于單一的“實力”碾壓，而是早期共產主義運動萌發階段，多重歷史因素交織的必然結果。

彼時的中國共產黨尚處初創，黨員總數僅五十余人，各地早期組織分散孤立，會議主持者的產生，更多依賴于當時的革命活動經歷、組織協調能力與具體歷史情境的適配。張國燾能走上這一位置，本質是他的早期實踐、角色定位與時代需求形成了短暫的契合。

五四運動是張國燾積累革命資本的關鍵起點。1919年，正在北京大學求學的他，以北京學生聯合會講演部部長的身份，成為這場愛國運動的核心組織者之一。他將講演團分赴街頭、車站、集鎮，廣泛宣傳抵制日貨、揭露親日派行徑，在游行中始終沖在前列，成為第一批被逮捕的學生領袖。出獄時，他以“凱旋英雄”的姿態走在隊伍前排，這一經歷讓他在進步青年群體中積累了初步聲望。

更重要的是，他在運動中展現出的組織才能——全國學聯成立后，他主持北京學聯工作時，曾連續一個月每日工作十六小時，統籌會議、聯絡各校、對外溝通，這種高強度的組織實踐，讓他掌握了早期群眾運動的運作邏輯，也錘煉了協調各方的能力，這成為他后來參與建黨事務的重要鋪墊。

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與運作，是張國燾獲得一大主持資格的核心依托。1920年10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成立，李大釗任書記，張國燾負責組織與交際工作，成為北京支部第三位黨員。他并非空談理論，而是以扎實的實踐推動工作：為開展工人運動，他選址長辛店創辦勞動補習學校，將家中寄來的三百元全年生活費悉數捐作辦學經費，這在當時是極具分量的投入。

他與鄧中夏、羅章龍等人輪流授課，用通俗的語言向工人傳播革命思想，李大釗也曾親赴學校講課。此外，他還承擔了替李大釗接待進步師生、借閱進步書刊、組織理論辯論的工作，成為北京黨組織對外聯絡的重要樞紐。這種深度參與而非淺層附和的實踐，讓他在早期黨組織中積累了遠超普通成員的話語權。

核心創始人的缺席，為張國燾的出線提供了關鍵歷史契機。中共一大召開時，陳獨秀正因主持廣東教育委員會事務、爭取校舍修建款項而無法抽身，這位被視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領袖雖未參會，卻通過書面意見影響會議方向。而另一位核心創始人李大釗，因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校務繁忙難以脫身。

兩位精神領袖的缺席，使得各地代表中缺乏天然的權威核心。北京作為馬克思主義傳播的重要陣地，其代表的話語權自然凸顯。北京黨組織開會推選代表時，鄧中夏等骨干因其他事務無法參會，最終確定張國燾與劉仁靜出席，張國燾作為北京支部的核心執行者，自然成為代表中的重要一員。

跨地域聯絡與共產國際的認可，進一步鞏固了他的主持地位。從北京前往上海參會途中，張國燾特意在濟南停留，與王盡美、鄧恩銘等濟南黨組織代表在大明湖游船上詳談，這種主動的聯絡互動，讓他在各地代表中建立了初步共識。

據史料記載，他與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尼克爾斯基保持著良好溝通，而當時的一大籌備離不開共產國際的支持與指導，這種溝通順暢性成為他主持會議的重要加分項。此外，他在上海與陳獨秀的早期接觸中，已深入探討過黨綱、黨章等具體問題，陳獨秀希望他“從速在北方發動組織”，這種與核心領袖的直接溝通經歷，讓他在代表中具備了更強的議題主導權。

會議主持的現實需求，最終促成了這一選擇。中共一大的核心議程是匯報各地工作、討論黨綱黨章、選舉領導機構，需要一位具備組織協調能力、熟悉各地情況、能把控會議節奏的主持人。張國燾既有五四運動中組織大型活動的經驗，又有建黨籌備中統籌聯絡的實踐，其口才與交際能力在當時的代表中較為突出。

盡管部分代表如陳公博回憶稱他“專權、主觀主義嚴重”，但在當時的情境下，這種“強勢”反而能有效推進議程——面對13位來自不同地域、背景各異的代表，需要有人能夠快速統一議題、協調分歧。他的組織才能恰好契合了早期秘密會議的運作需求，成為當時最現實的選擇。

回溯這一歷史選擇，張國燾能主持中共一大，并非源于超凡的個人實力或絕對的權威，而是多重因素的疊加：五四運動積累的組織經驗、北京黨組織的核心參與、核心創始人缺席后的權力真空、跨地域聯絡的樞紐作用，以及會議主持的現實適配性。這些因素共同構成了他走上這一位置的歷史邏輯。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的選擇帶有鮮明的早期革命特征——注重實踐經驗與組織能力，而非后來形成的成熟政治資歷體系。而張國燾后來暴露的心胸狹窄、權力欲強等缺陷，也讓這一歷史選擇成為后世審視早期黨史復雜性的一個重要切口，它既展現了中國共產黨初創階段的樸素與靈活，也印證了歷史選擇往往是特定情境下的多元耦合，而非單一維度的實力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