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2023年10月7日，加沙邊境。
推土機的轟鳴聲撕裂了大清早的寧靜，哈馬斯的人乘著滑翔傘直接從天而降。
幾千枚火箭彈拖著尾巴劃破長空，那個曾經牛氣沖天的“鐵穹”防空系統，在這一波飽和攻擊下徹底被打懵了，顯得左支右絀。
這場震驚世界的突襲，讓以色列陷入了建國以來最黑暗的一天，也讓巴勒斯坦人迎來了更猛烈的報復。
可咱們要是把眼光往回拉一千二百年，看看當年的中國長安，你會發現這劇本簡直眼熟得很。
當好心的房東收留了流浪的客，結局往往是以血換血。
唐朝的滅亡與巴勒斯坦的喪地，難道真的只是歷史的巧合？
1947年7月，地中海海面上，“出埃及號”破浪而來。
船上擠滿了4500多名衣衫襤褸的猶太人。
他們剛從納粹集中營的毒氣室門口撿回一條命，眼神里全是驚恐和渴望。
對于巴勒斯坦海岸上的阿拉伯原住民來說，這是一群可憐的“天涯淪落人”。
出于人類最樸素的同情心，或者說是某種對命運的麻木，當地人壓根沒意識到，這艘船裝載的哪是難民啊，這分明是即將顛覆他們命運的“火種”。
誰能想到，短短十個月后，這種同情就變成了噩夢？
1948年5月14日，本-古里安宣布以色列建國。
僅僅一天后，第一次中東戰爭就爆發了。
戰爭的結局極具諷刺意味：那群曾經在這個世界上無處容身的流浪者，在戰火中展現出了驚人的戰斗力。
他們不僅守住了聯合國劃給他們的56%的土地，還順勢拿走了原本屬于阿拉伯人的大量領土。
一夜之間，70萬巴勒斯坦人從土地的主人變成了難民。
這不是什么簡單的地緣政治博弈，更像是一個關于“農夫與蛇”的殘酷寓言。
猶太民族帶著兩千年的流浪記憶，在這片“應許之地”上扎下了根，而代價是另一個民族的流離失所。
時間快進到1967年，六日戰爭。
以色列的空軍像閃電一樣摧毀了周邊阿拉伯國家的防線。
西奈半島、加沙地帶、約旦河西岸、戈蘭高地——以色列的版圖在急劇擴張。
此時的巴勒斯坦人，被硬生生擠進了加沙這個狹長的地帶。
高墻豎起，封鎖加劇，這里逐漸變成了一個每平方公里塞著5000多人的“露天監獄”。
仇恨就在封鎖中發酵。
哈馬斯的崛起哪是偶然？
那是絕望土壤中長出的帶刺荊棘。
從扔石塊到人體炸彈，再到如今的幾千枚火箭彈，巴勒斯坦人的反抗越發極端，因為他們已經退無可退。
但如果我們把時鐘撥回公元755年的冬天，你會看到另一場驚人的相似。
天寶十四年，漁陽鼙鼓動地來。
身兼三鎮節度使的安祿山，率領十五萬精兵南下。
這些士兵大多不是漢人，而是驍勇善戰的胡人。
他們打著“清君側”的旗號，實則是要吞噬那個對他恩重如山的大唐帝國。
唐玄宗李隆基這會兒正沉浸在《霓裳羽衣曲》的幻夢中呢。
他怎么也想不通，那個在宮殿里裝瘋賣傻、認楊貴妃為干娘、有著三百斤肥大肚皮的“忠臣”安祿山，怎么會反？
玄宗問：“祿山腹中何物，其大乃爾？”
安祿山答：“唯赤心耳！”
這句“唯有一顆赤心”，騙過了英明一世的玄宗，也埋葬了盛唐的繁華。
這顆“苦果”，其實早在一百多年前就種下了。
貞觀三年（629年），一代雄主唐太宗李世民擊敗了東突厥。
頡利可汗被俘，十余萬突厥部眾成了大唐的階下囚。
這成了一個巨大的難題：殺，不忍；放，不甘。
朝堂之上，群臣激辯。
大多數大臣建議將突厥人分散遷徙，徹底打散他們的部落組織，或者干脆貶為奴隸。
這在當時是處理戰俘的標準流程。
但李世民想做“天可汗”。
他不僅要當漢人的皇帝，還要當草原的主人。
為了展示大唐海納百川的胸懷，他做出了一個驚人的決定：全盤接納。
他在邊境安置突厥人，保留他們的部落編制，甚至提拔突厥貴族在朝中為官。
在長安的街頭，胡風盛行，胡姬壓酒，胡樂喧天。
那是一個令后人無限神往的開放時代。
李世民自信地認為，只要大唐足夠強大，只要恩澤足夠深厚，這些異族終將被感化，成為帝國的屏障。
可惜，他高估了人性的感恩，低估了野心的膨脹。
突厥人并沒有因為漢化而忘記草原的狼性。
他們住在大唐的土地上，吃著大唐的俸祿，卻時刻盯著大唐的軟肋。
安祿山就是這種政策下的“終極產物”。
他利用了唐朝對胡人的信任，一步步爬上了權力的巔峰。
他看透了唐朝內部的腐朽，明白那只看似強大的紙老虎一捅就破。
公元756年夏天，馬嵬坡。
曾經集三千寵愛于一身的楊貴妃，在禁軍的逼迫下，被一尺白綾勒死在佛堂前的梨樹下。
七十二歲的唐玄宗掩面而泣，這位開創了開元盛世的君主，最終連自己心愛的女人都保不住。
這一切的源頭，僅僅是因為當年的那個決定：引狼入室。
安史之亂雖然最終被平定，但大唐的脊梁骨已被打斷。
繁華的長安城化為焦土，人口銳減，藩鎮割據。
那個萬國來朝的盛唐，從此一去不復返，只留下“國破山河在”的悲涼詩句。
歷史的鏡頭在加沙與長安之間來回切換，雖然相隔千年，劇情卻如出一轍。
唐朝為了“天可汗”的虛名，接納了心懷異志的突厥；巴勒斯坦為了原本的善意或無奈，容留了絕境中的猶太難民。
前者導致了帝國的崩塌，后者導致了家園的淪喪。
猶太人在兩千年的流浪中學會了生存的殘酷法則：安全感只能建立在絕對的力量之上。
從《舊約》里的復國夢，到現代以色列的坦克履帶，他們信奉的是“鐵與血”。
而對于巴勒斯坦人來說，從1948年的帳篷，到2023年的廢墟，他們面對的是一個不僅要生存，還要擴張的對手。
這不僅是土地的爭奪，更是生存空間的零和博弈。
在加沙的斷壁殘垣中，當我們看到那些從地道里鉆出來的哈馬斯戰士，是否會想起當年安祿山麾下的那些曳落河騎兵？
他們都是在被壓抑、被利用、被忽視的邊緣地帶，積蓄著毀滅一切的力量。
以色列在加沙修建的高墻，擋得住行人的腳步，卻擋不住仇恨的蔓延。
唐朝在邊境設立的羈縻州，安撫得了胡人的身體，卻安撫不了他們的野心。
這似乎是一個無解的死局。
強者以為寬容是自信的表現，弱者以為隱忍是生存的智慧。
但當力量對比發生逆轉，或者當外部環境出現裂痕，曾經的“寬容”就會變成致命的毒藥。
2023年的戰火還在燃燒，加沙的慘狀每天都在刷新人類的認知底線。
而大唐的教訓，早已寫在泛黃的史書里，靜靜地注視著這一切。
《左傳》成公四年有云：“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這句話被后世無數次引用，常被視為狹隘的民族主義。
但在殘酷的地緣政治和生存斗爭面前，這往往是一句被鮮血驗證過的讖語。
唐太宗李世民雄才大略，卻唯獨在這一點上失了算，讓大唐付出了慘痛的代價。
巴勒斯坦人或許沒讀過《左傳》，但現實用最殘酷的方式給他們上了一課：在國家利益和族群生存面前，善良如果缺乏力量的支撐，往往就是毀滅的開始。
歷史不會簡單地重復，但它總是押著相同的韻腳。
不管是長安城的戰火，還是加沙地帶的硝煙，都在講述著同一個道理：對于一個國家或民族而言，盲目的接納與輕信，往往比直接的戰爭更危險。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里，看清這一點，或許比盲目的同情更為重要。
信息來源：
《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人道主義需求概覽》，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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