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評價《李宗仁回憶錄》？不能不信，但全信的話就上大當了！

1985年秋，北京三里河的一間小型研討室里，幾位退役老將與研究員圍坐閑談，有人把剛再版的《李宗仁回憶錄》往桌上一拍：“這書，真能把蔣介石罵得體無完膚。”一句玩笑話掀起了長達兩個小時的爭論，也把這本回憶錄的價值與陷阱再度推到聚光燈下。討論至今依舊耐人尋味，因為它觸及了讀史最棘手的問題——相信誰、如何信。

回憶錄是一種極其個人化的材料。李宗仁以桂系首領、國民政府代總統的身分寫下此書，自帶“失意者”的獨特視角，而執筆者又是文采斐然的唐德剛。“一個善憶，一個善寫”，看似珠聯璧合，實則暗藏偏向。文學色彩濃郁的敘事，讓讀者讀得痛快，卻也容易忽略文字背后的私念和情緒。不得不說，閱讀此類作品若只圖酣暢，難免被帶著情緒走。

將時間撥回1949年，那是李宗仁最灰暗的節點。內外交困，他遠走美國，帶著滿腔不甘開始口述往事。身在海外，無需顧忌蔣介石的臉色，也無須遷就臺北當局的審查，他終于把長年壓抑的怒火化作文字。正因如此，書里對蔣介石的指責蜿蜒貫穿始終：北伐、抗戰、內戰，幾乎每一章都有“委座失策”的批判。但情緒越濃，史料的客觀度就越容易失衡，這幾乎是回憶錄的通病。

一個常被引用的例子是“四平追擊”問題。李宗仁宣稱，白崇禧主張北進窮追，蔣介石卻因“這主意不是自己提的”而強行叫停。現存的電報與作戰會議記錄表明，蔣系高層真正顧慮的是遠程補給難以為繼，以及美蘇對東北局勢的復雜態度。將大局策劃簡化為個人妒忌，雖讀來痛快，史實卻并不買賬。

再看淮海戰役。李宗仁說邱清泉拒救黃百韜，是因為蔣介石暗自授意“寧可丟雜牌，也保嫡系”。可是，11兵團的進退猶豫，更多源自情報失真、地形不熟與后勤拉鋸。當時蔣介石連續電令催促救援，亦有檔案可查。李宗仁把這段失敗寫成“主帥妒功”，邏輯未免單薄，卻精準擊中了讀者的情感靶心。

有意思的是，書中隱藏著另一條不易察覺的主線——作者對己身的勾勒近乎完美。北伐的勝利乃他一手策劃，西安事變的善后仿佛全憑他斡旋，1948年出任代總統也被描繪成“救亡圖存”的無奈赴難。若真如他所說的通天徹地、胸懷寬廣，桂系怎會在內部傾軋與中央博弈中多次陷入被動？唐德剛頗有分寸地在《序言》中打了個底，“此公外圓內方，忠厚之余亦自有機心”，算是提前給讀者提了個醒。

值得一提的是，李、蔣纏斗二十載，不僅是個人斗法，更是南北派系、中央與地方的結構性矛盾縮影。閱讀《回憶錄》如同站在桂系山頭俯瞰全局，自然會發現南京中央政府的一切都被置于顯微鏡下，而廣西集團的種種權術則往往被輕描淡寫。凡是蔣介石做對了的事，書里大抵以“迫于形勢”帶過；凡是做錯的，則濃墨重彩，甚至歸為“嫉賢妒能”。這種“用放大鏡照敵手、用濾鏡看自己”的寫法，在庚子記事、清末回憶錄中亦屢見不鮮。

試想一下，如果《李宗仁回憶錄》完全擺脫了個人成敗的陰影，它還會如此扣人心弦嗎？正因為作者心中有恨、有愛、有自辯的沖動，敘事才鮮活而有溫度。這種“帶著火氣的記錄”并非不能讀，而是要會讀。史家常說的“就事論史”，在這里尤其重要：凡涉戰役、談判、干部任免，不妨對照國民政府檔案、解放軍戰史、美國務院文件，三相印證，精彩與真實才能分得清楚。

當然，李宗仁的某些評價并非空穴來風。例如他指出蔣介石喜以私人感情定天下大事，這一點自“中原大戰”至“整肅新桂系”多有案例可循。另如他嘲諷國府體制“官多兵少，卡子多炮少”，在《財政金融統計年報》中也能找到支撐數據。換言之，這本書在細節上可疑，宏觀判斷卻并不乏銳度，這正是它仍被史學界珍視的原因。

在史料的金字塔里，回憶錄屬于“雜磚碎石”。磚石也許殘破，卻能補全縫隙；可用前必須先拋光、量尺、比對。學術界常用的辦法很樸素：一句記述，若獨家且情緒強烈，先標紅；隨后找檔案、報紙、電報、日記互證，能對得上則勉可采用，對不上就先擱著。如此操作，才能避免跌進“全信”的陷阱。

一次口述、一支妙筆，鑄成了《李宗仁回憶錄》獨一無二的魅力，也留下滿紙可供商榷的缺口。當年三里河討論會散場前，一位老兵半開玩笑地對旁人說：“李白兩位都精明，讀他們的書，眼睛也得跟著亮一點。”此言雖短，卻把這本書的閱讀要訣概括得干干凈凈——可以不信？不行；全部相信？更不行。學會提煉可信之處，識別情緒裹挾的夸張，才是對歷史、對自己都負責任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