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譚余保向毛主席申請回老家清理叛徒，主席親簽電文：同意

1949年2月25日的一個清晨，北平城墻上的積雪尚未化盡。一名身著粗呢大衣的軍人匆匆奔向西苑作戰(zhàn)值班室，他懷里揣著折成三角形的電報紙。值班參謀看清落款后忍不住挑眉——發(fā)報人：譚余保。
電報寫得干脆：“不求官職，乞回湘贛，徹底清理叛徒，望準。”末尾那幾個力透紙背的字似乎還帶著南方山野的野勁，讓讀電報的人都能想象出那張絡(luò)腮胡底下緊抿的嘴角。短短兩行，卻字字見血。

彼時的譚余保已五十二歲，肺疾纏身，又剛結(jié)束一段緊張的南下督戰(zhàn)行程，按理說需要靜養(yǎng)。但他咬定“先清算叛徒，再療舊疾”。中央書記處內(nèi)部有人替他打圓場：“余保同志脾性急，他若不回去，夜里都睡不踏實。”毛主席看完電文，只在批示欄寫了一個字——“準”，隨后又添了句：“無論大小，務請秉公。”
4月中旬，譚余保抵達長沙。第一樁案子就發(fā)生在烈軍屬代表大會現(xiàn)場。他正向在座老區(qū)婦女致意，忽然目光像鷹一樣定在角落一張面孔上。只聽他喝道：“坐第三排的，站出來！”會場瞬間靜若寒窯。公安人員核對身份后，當場確認此人正是1932年出賣紅軍游擊小分隊的劉某。槍聲壓過掌聲，一排窗戶玻璃抖了一下，譚余保轉(zhuǎn)身繼續(xù)講話，好像剛才只是一陣風聲。

譚余保“殺伐果決”的名聲早在井岡山時期便傳遍敵友。1935年棋盤山肅反，他對短槍隊政委彭克勝的處置一直被后人議論。事發(fā)那日，顏福華帶回兩個下山“失聯(lián)”的警衛(wèi)干部，未及詳細審問便先處決一人。事后譚余保懊惱，卻仍咬牙認定：“特殊時勢，爺們只能擔干系。”多年后他回憶，自己錯在“太信部下的刀子”，卻仍不后悔當場把剩下那名隊長流放前線，以敵火自證清白。
譚余保的嚴厲源自血債。1934年秋，一條警戒線外的紅軍醫(yī)院前，他偶遇八歲的長女“嬌仔”。小女孩只有一句話：“他們都沒了。”家被燒，親人慘死于“清剿”。那夜，他在水缸邊抹刀，誓言“只要有一口氣，決不讓叛徒活著回村”。此后他再談家事，必沉默。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譚余保奉命北上延安。途中誤把陳毅當作“勸降密使”的插曲常被戰(zhàn)友拿來取笑，陳毅卻樂呵呵說：“好家伙，差點就折在他那泡桐棍下。”事后兩人成為好友。1938年延安馬列學院課堂上，陳毅遞來一張紙條：“多讀兩本書，刀口更快。”譚余保回了三個字：“記下了。”

然而，延安窯洞里養(yǎng)病的這段時間，卻讓湘贛邊出了大亂子。1940年，老警衛(wèi)顏福華叛逃，攜槍支財物投往桂系。譚余保聽聞消息，當場咳出一口血。他把顏的名字寫在竹片上，壓在枕下多年。新中國成立后，他逢會必問湖南公安：“顏福華，可有下落？”直到1965年香港雜志出現(xiàn)一篇署名文章，他才確定此人已潛逃海外，“此生恐難擒捕”成了終身遺憾。
值得一提的是，譚余保在湖南清剿叛徒的時候，并非只知道“動刀動槍”。針對少數(shù)被威逼裹挾、罪不至死的基層人員，他采用了“半個月政治學習+田間勞作”的方式處置，隨后公示“摘帽名單”。這樣既震懾了頑固分子，也給動搖者留了生路。湖南新寧縣公安科長回憶，那段時間每天日落后縣城廣播響起：“今日寬大處理××人”。百姓議論紛紛：“譚主席這回不光砍頭，還要救人。”
1950年春，他完成湘贛邊的集中清理，向中央遞交一份厚厚的《肅叛工作報告》。毛主席在扉頁批示：“此稿可存檔，供中南區(qū)各省借鑒。”隨后安排譚余保進入湖南省軍政委員會。有人私下議論：“譚老殺氣太重，怕不好共事。”但短短幾年，他大興水利、減免田賦、嚴懲貪腐，一改外界成見。常德農(nóng)民寫來表揚信：“他罵官，官不敢回嘴；他護農(nóng)，農(nóng)暗里叫好。”

到1964年，湖南公安廳統(tǒng)計，1949年至1952年三年間共清理隱匿叛徒六百八十余人，其中一百一十份關(guān)鍵線索直接來自譚余保親筆批示。數(shù)據(jù)乍看冰冷，卻是湘贛邊多年安定的基石。新華社記者后來采訪他，問及“肅反是否有過誤傷”。譚余保沉默片刻，只說一句“刀子翻過來，心里也難”。
1980年1月10日，他病逝北京。追悼會在長沙舉行，老區(qū)群眾自發(fā)排成兩公里長隊送行。有人提起當年那封僅有三十六字的電報，“不求官職”的誓言仿佛仍在紙背滾燙。握著花圈的老兵低聲道：“他這輩子，一件事做到底——該死的絕不放過，該活的就得活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