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觀點｜我是歐洲委員會秘書長。這些文字，我原以為自己永無須動筆書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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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蘭·貝爾塞（Alain Berset），貝爾塞先生現任歐洲委員會（Council of Europe）秘書長。

我在一年多前出任歐洲委員會秘書長時，從未想過自己會有一天必須寫下這樣的話題。那就是美國對一個成員國采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

但現實就擺在眼前。

特朗普總統揚言要讓格陵蘭成為美國的一部分。格陵蘭是丹麥的半自治領地，而丹麥既是歐洲委員會成員國，也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的創始成員國。他還說，他會用“輕松的方式”或“艱難的方式”實現這一目標。

他關于這片領地的言論，已經加劇了國家之間的緊張關系，并使格陵蘭人民的權利、是否同意以及民主選擇遭到質疑。目前，這仍停留在口頭層面。但委內瑞拉近期發生的事件表明，言辭可以多快轉化為行動。

特朗普還聲稱，他唯一受限的是“自己的道德”，而不是國際法，從而把二戰后確立的法律秩序擱置一旁，不以之為約束。

歐洲委員會擁有46個成員國，其中包括英國和土耳其等非歐盟國家。它正是從那場戰爭的廢墟上誕生的。它建立在這樣一種理念之上：必須由法律而非赤裸的強權，來保障個人的尊嚴與權利，以及國家主權平等。當一個在戰后法律秩序的創建中居于核心地位的大國，公開質疑國際法的必要性時，這會撼動我們數十年來努力加固的地基。

民主、多邊主義與問責，曾經界定了戰后秩序。如今，這些詞越來越常被輕蔑地貼上“精英”“覺醒”或“過時”的標簽。我們必須在大西洋兩岸同時追問自己，我們是否愿意生活在這樣一個世界里：民主被重新塑造成軟弱，真相被降格為觀點，正義被當作可有可無的選項。

丹麥對格陵蘭的主權，以及格陵蘭廣泛的自治安排，屬于既定法律事實。它建立在國際法所確認的丹麥領土完整不可侵犯之上。其目的在于保障穩定與合法性，同時維護而非限制格陵蘭以民主方式塑造自身未來的權利。

特朗普政府主張“獲取格陵蘭”的主要理由，基于并非虛構的國家安全關切。但美國已經在格陵蘭的皮圖菲克太空基地維持軍事能力，而且按照現有協議，即便不威脅丹麥主權，不尋求哥本哈根或努克的批準，也無需任何領土轉移，美國仍可在合作層面大幅擴展相關安排。

這意味著，背后可能還有別的驅動力在發揮作用。

我們正在目睹一種古老戰略反射的回歸。一種冷戰式思維正在抬頭，在這種思維里，地理被視為命運，影響力被視為零和，獨立被當作戰略風險，而不是民主選擇。人們擔心，一個獨立的格陵蘭終有一天可能滑向俄羅斯或????的勢力軌道，把他們的武器推到美國家門口。這會成為北極版的“豬灣事件”。

這就是勢力范圍的邏輯，是門羅主義的回聲。如今，這種回聲已經在上周一位國會議員提出的立法提案中顯現，該提案把吞并格陵蘭表述為與????和俄羅斯相關的國家安全議題。同樣的邏輯也體現在美國2025年《國家安全戰略》之中。該戰略于12月發布，把美國的主權與戰略利益置于多邊規范與集體安全之上。

歐洲必須采取行動，捍衛自身的法律框架，歐洲委員會也已準備好發揮應有作用。人民決定自身未來的權利，國際法的保護，以及對侵犯主權權利行為的問責，構成了我們的安全與價值的基礎。

危機時刻，歐洲往往通過各國首都發聲，而不是以單一的政治聲音表態。近期若干歐盟成員國就格陵蘭發表的聯合聲明，就是一例。這是一種政治現實，也反襯出為何擁有集體授權的法律機構至關重要。歐洲委員會在烏克蘭問責機制上的工作，包括“損害登記冊”與“國際索賠委員會”，說明即便在政治碎片化之時，法律依然能夠為國際行動提供結構。

同樣的方法也適用于北極。歐洲委員會隨時準備通過具體的法律與制度合作，支持丹麥與格陵蘭。如果歐洲無法清晰闡述一套法律與政治愿景，就會有其他力量填補真空，把安全從法律轉移到戰略杠桿之上。

事關的不只是格陵蘭的主權，還有信任。聯盟建立在可預期性之上，建立在這樣一種期待之上：權力，尤其是盟友的權力，仍然受法律約束。如果國際法在不合時宜時就能被擱置，信任就會消失。如果戰略算計導致人們在格陵蘭問題上漠視主權，那么歐洲又將如何繼續相信美國在其他地區作出的承諾？

當歐洲堅持主權與問責時，這不是擺姿態。這是在捍衛讓美國與歐洲都保持強大的根基。忽視這一點，就是在樹立一個危險先例，一個可能拆散跨大西洋紐帶，并削弱支撐我們站立的基礎的先例。

國際法要么是普遍適用的，要么就是毫無意義的。格陵蘭將顯示我們會選擇哪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