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子平、謝有順、叢治辰共話“文學批評的當代使命”

1月18日，一場關于“文學如何批評？當代意味著什么？”的深度對談在越秀公園花城文學院展開。香港浸會大學榮休教授黃子平與廣東省作家協會主席、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謝有順、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叢治辰共同回溯文學批評的歷史現場，探討其在當下的價值與困境，并重新審視“當代性”的深刻內涵。

黃金時代的回望：批評曾是指揮棒，而非學院論文

對談從對上世紀80年代文學“黃金時代”的懷念開始。叢治辰提到，與前輩批評家交流時，能感受到他們那種“自信文學批評價值與效用”的強烈氣場，那時的批評直接有效地引領創作，小說家會認真閱讀批評文章。黃子平教授以親身經歷印證了這一點。他回憶，80年代的文學批評與文學社團活動緊密相連，帶有鮮明的實踐性和介入性。他指出，當時的批評有一種“草根”特質，與后來的“學院派”研究涇渭分明。“最好的詩歌評論是詩人自己寫的，”黃子平說，“他們有自己的主張。而后來，許多本應關注同時代創作的同行者‘都讀研究生去了’，陷入了文學史研究的重壓，反而失去了對活生生文學現場的感知能力。”

謝有順教授補充道，80年代批評的輝煌，在于它不僅是文學的引領，更是思想的先聲。“很多西方現代哲學思想，首先是在文學批評界被應用和傳播的。”那時的批評家個性鮮明，文體意識強烈，敢于說真話，充滿討論甚至爭論的活力，構成了文學場域中最生動活潑的部分。他犀利地指出，當下批評氛圍的弱化，部分原因在于“過度歷史化”的傾向，使得現場對話變成了居高臨下的“史學考察”。

中文系的悖論：是培養論文機器，還是激發創作靈魂？

話題自然引申至中文系教育的核心矛盾。謝有順對“中文系不培養作家”這一傳統理念提出了強烈質疑，稱之為“中文系衰落的開始”。“從來沒有聽說音樂專業不培養音樂家，美術學院不培養畫家，只有中文系這么干，這是典型的自我設限。”他呼吁中文系應大膽改革，顛覆舊有觀念，“大張旗鼓地說中文系要大力培養作家”，甚至允許學生以小說、詩歌等創作成果代替畢業論文，讓創作與研究真正兼備。

黃子平從歷史維度分析了這一現象的成因。他回顧了從京師大學堂以來文學史研究如何逐漸壓倒寫作訓練，成為中文教學主流的過程。其后果是，學生被沉重的文學史教材和必讀書目壓得喘不過氣，最終可能只讀了一部“最糟糕的作品”——《文學史教材》，卻失去了對文學本身的感受力和創作的沖動。叢治辰以親身教學為例，指出當前中文系學生普遍存在的感性缺失問題，他們善于背誦理論觀點，卻難以對具體文本產生鮮活的個人體驗。

何為“當代”？危機時刻的凝視與言說

在對“當代性”的探討中，三位學者賦予了它超越單純時間概念的哲學深度。黃子平指出，“當代”作為一個概念，其產生本身就意味著線性時間的斷裂，是身處“危機時刻”的自我命名。“我有時候把‘當代’這個詞等于危機的時刻，”他強調，“批評家所要承擔的，是要在這個時候來應對危機，包括文學的危機或文明的危機。”他引用馮夢龍“史統散，小說興”的觀點，認為當歷史敘述出現問題時，恰恰需要文學的想象力和好奇心來厘清當下、追問未來。

謝有順認為，“當代”更是一種意識和精神。“哪怕你研究先秦，都要有當代意識。”即研究者需吸納最新思想，關懷當前問題，通過學術工作確認“我是誰”“今天的中國到底怎么了”。他贊賞那些兼具當代眼光的古典文學研究者，如王國維借叔本華理論評《紅樓夢》，陳寅恪在《柳如是別傳》中寄寓對當代知識分子命運的深刻批判。

叢治辰進一步闡發，認為“當代”是一個折疊了所有歷史時間的復雜概念。真正的“當代性”要求研究者具備淵博的學識，能與過去所有時代對話，并以當下的問題意識激活歷史。他引用本雅明和阿甘本的觀點，指出能夠深入“當代”的，往往是那些與時代主流保持一定距離的“不合時宜者”，他們才能更清晰地凝視時代的本質。而文學及其批評，正是實現這種凝視的重要方式。

批評的當下與未來：在冷清中堅守，在寫作中自我確認

面對文學批評在當下相對邊緣化的處境，批評家展現了不同的姿態與思考。黃子平對批評的功能仍抱有詩意的期許，強調文學是“想象力、好奇心和勇氣”的綜合，在“史統散”的危機時刻，文學批評更應承擔起言說的責任。謝有順將批評視為一種寫作，與小說、詩歌平等，其核心是“自我解讀和自我闡釋”，目的在于通過解讀他人作品來了解自我和世界。叢治辰將文學批評的工作比喻為擺渡人，即在讀者與作品之間搭建理解的橋梁。

叢治辰總結道，“當代”是“一切不確定和一切生機勃勃的地方”，而文學批評正以其活潑的、未定型的特質，持續介入文學現場，參與著對“當代”的建構與言說。

采寫：南都N視頻記者朱蓉婷 通訊員：梁寶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