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執法越過邊界：美國移民治理的撕裂時刻

文︱陸棄

1月的明尼阿波利斯，寒意尚未退去，卻已彌漫著緊張而對峙的氣氛。郵政工人走上街頭，舉著“讓移民與海關執法局離開明尼蘇達州”的標語，在日常最為安靜的遞送路線附近高聲呼喊。這并非一次傳統意義上的勞工抗議，也不是單純的移民權利示威，而是一場由一聲槍響引發的公共信任危機。7日，美國移民與海關執法局在抓捕非法移民行動中開槍打死37歲的美國公民蕾恩·妮科爾·古德，這個事實本身，已經足以撕裂“執法”與“安全”之間那條原本就并不穩固的界線。

在美國政治語境中，移民問題從來不是邊緣議題，卻很少像今天這樣，以如此直接的方式侵入普通人的生活空間。當郵政工人公開表示，聯邦執法人員試圖闖入他們日常服務的公寓樓，當居民開始在“執法行動”中感受到恐懼而非保護，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浮出水面：國家權力在何處止步，公共安全又應當如何被理解。

要理解明尼阿波利斯的持續抗議，不能僅停留在個案層面。移民與海關執法局的權力擴張，早已不是新現象。自“9·11”之后，美國將移民問題與國家安全深度捆綁，執法邏輯逐步軍事化、常態化。原本以行政程序為主的移民管理，被嵌入更為激進的治安與反恐框架之中。執法人員不再只是執行遣返命令的公務員，而被賦予了高度自由裁量的強制權力。

這種變化，在政治動員中被不斷強化。對部分選民而言，強硬執法象征著秩序的回歸與邊界的重申；對另一部分人來說，卻意味著權利的侵蝕與不成比例的暴力風險。問題在于，當執法邏輯以效率和威懾為優先目標，程序正義往往被視為拖累，而個體生命則容易在“必要代價”的敘述中被邊緣化。

蕾恩·妮科爾·古德的死亡，正發生在這種結構性張力之中。她并非移民，卻在移民執法行動中被擊斃，這一事實動搖了一個長期被默許的前提：強硬移民執法的“成本”主要由移民群體承擔。當成本開始外溢，觸及普通公民，社會的容忍度便迅速下降。明尼阿波利斯的抗議，正是這種外溢效應的集中爆發。

更值得注意的是，抗議主體的變化。郵政工人并非傳統意義上的激進政治群體，他們的職業本身象征著國家基礎服務與日常秩序。當這樣一群人站出來要求聯邦執法人員撤離，意味著沖突已經從意識形態領域，轉移到公共生活的核心地帶。執法行動不再被視為“遠離自己”的政治表態，而是直接干擾了社區的基本運行。

這種局面暴露出美國移民治理中的深層悖論。聯邦政府強調統一執法與中央權威，而地方社區則承受著由此帶來的社會成本。地方政府與居民并非否認法律存在，而是質疑執法方式是否仍然服務于公共利益。當“法律的執行”被感知為威脅本身，法律的合法性便開始松動。

從更宏觀的層面看，這場風波折射的是美國國家能力的某種錯位。強大的執法機器可以迅速部署，卻缺乏足夠的政治整合能力來修復由此產生的社會裂痕。移民問題被簡化為執法問題，復雜的經濟、社會與歷史因素被壓縮進“合法”與“非法”的二元對立之中。這種簡化在動員層面或許有效，卻難以支撐長期穩定。

風險并不僅限于一座城市。連日的抗議與沖突，正在放大全國范圍內對聯邦執法機構的不信任感。當地方居民開始用“趕出去”來形容聯邦機構，權力結構本身便出現了象征性的逆轉。國家不再被視為秩序的最終保障，而被看作外來力量。這種認知一旦固化，其后果遠比一次執法失誤更加深遠。

歷史經驗反復表明，依靠高壓手段解決高度政治化的社會問題，往往會加速問題本身的激化。移民執法如果脫離透明問責與清晰邊界，最終侵蝕的將不僅是移民群體的權利，也包括整個社會對法治的信心。槍支、制服與權力，無法替代制度性的信任建設。

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頭仍在回蕩口號，但真正需要回答的問題，并不在街頭。它存在于更安靜的制度層面：誰來界定安全，誰來監督執法，誰又為越界行為承擔責任。當這些問題遲遲得不到回應，抗議便不會停止，裂痕也難以彌合。

在一個自詡以法治為根基的國家里，執法若失去邊界，便不再是秩序的象征，而成為沖突的源頭。移民問題終究需要政治解決，而不是在不斷升級的執法行動中，被一再推向對立的深淵。明尼阿波利斯的寒冬，或許正提醒著人們：真正的安全，從來不只是槍口下的服從，而是社會對權力行使方式的基本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