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水青山背后：跨國公司拿什么贖污染罪？

氣候變化愈演愈烈，跨國企業都在想辦法為自己的碳排、污染買單。但“碳匯”“水匯”指標達成后，生態愿景真正實現了嗎？本文作者Qieyi記錄下濕地野蠻生長的情景：浮萍、水綿和來自南美洲的外來入侵生物福壽螺打破了項目構思。當精心設計的濕地景觀遇到農村生態的多變，只能不斷地創造新的指標、新的話語，試圖將它們囊括到項目綜述里，好讓企業持續擴張生產、擴大市場占有。

與此前食通社發布的文章《》相似，Qieyi關注的同樣是生態話語和實踐如何被現代化的景觀邏輯所扭曲。人類總是嘗試征服和馴化自然，但自然不會完全服務人類。《世界文明的作物遷徙》中也提到象鼻蟲對30年代棉花的影響，桉樹特性如何塑造人類世景觀。就在本周日晚上7點半，食通社將以本書為主題舉辦，并邀請本文作者Qieyi作為嘉賓。有興趣共學交流的朋友，記得掃描下方海報二維碼，預約直播！

?讀書會預告：1月25號、2月6號，食通社將舉辦兩次共讀分享會，通過共讀《世界文明中的作物遷徙》，把“作物景觀”作為歷史視角，重新思考世界史、地方史，以及人、植物與環境之間的關系。

2024年初，我來到以生態保護、鄉村振興著稱的綠水村，加入了本地環境保護組織綠水自然中心。綠水自然中心早年間致力于全村飲用水水源地（一座小型水庫）的水污染治理，近些年則將關注范圍擴大到整村、整個小流域的水保護。考慮到農業是鄉村地區的主要水污染源之一，綠水自然中心計劃開展農田小微濕地項目，用于處理農業污水。

綠水自然中心的同事向我介紹，近兩年，為了保護耕地、保障糧食安全，綠水村大面積的苗木林、經濟作物被清退還耕，恢復水稻種植。水稻種植過程中又大量施用化肥農藥，而化肥中的氮、磷等營養物質無法完全被作物吸收，隨著稻田排水進入河道，造成水污染。在稻田中建濕地則能起到天然“凈水器”的作用：濕地里水生植物的根莖、土壤中的微生物都能吸附氮、磷，濕地可以作為農業污水入河、湖前的預處理。

這一濕地項目由大型企業D資助。D企業產品的生產過程，會消耗大量水并造成水污染【1】。為了塑造更加環保可持續的企業形象，D企業在全球推行了“水戰略”，即通過積累可量化的“水匯”來彌補企業生產造成的水資源破壞。D企業購買水匯來抵消水足跡，類似于高耗能企業購買碳匯來抵消碳足跡。碳匯項目會通過植樹造林、保護森林等行動讓植物和土壤吸收更多的溫室氣體，形成可以核算、交易的碳匯；類似地，節水農業、污水處理、水源涵養等水保護項目都可以產生水匯。濕地水凈化是世界資源研究所（一家大型國際NGO，D企業是其資助方及項目合作伙伴）認可的、可量化估值出水匯的水保護方法之一【2】。

小微濕地項目完全符合綠水村的生態保護特色，又能將D企業的活動項目、鄉村文旅賦能等其他類型資源引入。因此，當地政府對濕地項目給予了較大支持。在政府、媒體宣傳中，濕地項目里企業、社會組織的協同參與，被描繪為國家近些年倡導的“市場化、多元化生態保護補償機制”的典范。

濕地項目擬采取的技術路線也是成熟可靠的。綠水自然中心最初由美國環保組織T倡議發起，也一向追隨T機構科學家主推的“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Nature-based Solutions）”概念【3】。 這一概念最早提出時叫做“自然的氣候解決方案（Natural Climate Solution）”，主要應用于碳匯領域，獲得許多大型企業的支持。其背后邏輯是：大自然本身提供吸收溫室氣體、自我凈化、提供生物棲息地等生態系統服務功能，于是當人類面臨氣候變化、污染、生物多樣性喪失等問題，應該做的是將自然還歸自然、依循自然之道來解決問題。具體到農田小微濕地項目，T機構曾在伊利諾伊州一家農場實施類似的實驗，證實了水體中的氮、磷能通過人工濕地得到削減。此外，在國內建造人工濕地來處理水污染，也已有很多先例，例如北京翠湖人工濕地、武漢三角湖等。

總之，從資金保障、政府支持、科學依據等多方面來看，濕地項目都值得期待。

由于前期負責該項目的同事離職，2024年9月起我開始參與項目的推進，直到2025年4月完成結項。目前，綠水自然中心繼續進行濕地的維護工作，期望在未來幾年內，通過濕地的運營，持續為D企業制造水匯、并獲得D企業對項目的資助。然而，無論是在項目實施的過程，還是項目產生的結果之中，都存在更復雜和值得商榷的面向，并沒有被寫入項目匯報書或宣傳文章，也未能得到充分討論。

建造濕地宛若搭建起一個舞臺，需要在舞臺上演完既定的腳本——在一年項目周期內實現項目目標。只是登臺的演員——包括人類與非人類——常常超出導演的預期，使得整場表演不得不應對不斷冒出的突發狀況，最終的呈現也包含大量的折衷，甚至違背初衷之處。最后，盡管項目的水匯目標“實現”了，我卻很難明確宣稱項目許諾的生態圖景也“實現”了。背后的原因既有項目具體實施中面臨的資源桎梏，也涉及項目邏輯本身。

為什么向善的自然保護使命，在企業資助、環保組織執行的模式下投入運行時，卻浮現出種種裂隙？下文中我將分享我在工作中產生的疑問和思考：首先，自然可以被形塑成為“解決方案”嗎？可以被“利用”來解決（人類所導致的）生態問題嗎？我將討論濕地項目試圖“利用”自然所帶來的一系列意料之外的結果。我認為，將自然視為可利用的工具來實現人類的目標，這種思維方式復制了造成生態問題的技術至上主義和控制自然的欲望，而忽視了自然本身超出人類計算的多元和能動性。

其次，“自然保護”可以被抽象為碳匯、水匯等單一維度的量化指標嗎？濕地項目需要實現的最終目標是D企業要求的“水匯”，為此要最大化濕地凈化處理的總水量和主要污染物的削減系數，用數據證明項目的成效。這種高度簡化的模型預先指定了一個系統內什么可以被看見和不被看見，偏離了對本土環境作為的一個整體的關懷。而當環保項目成為企業布局環保可持續戰略的一環，往往使得環保組織成為企業“洗綠”的共謀，遮蔽了真正需要解決的生態問題和值得實踐的行動。

不請自來的演員們

綠水村地處山區河谷，有天然的地形落差。一套網狀的溝渠系統將上游水庫、山塘的灌溉用水，輸送至下游各個田塊。每年的水稻種植過程會重復多次灌水、排水的過程，排出來的水同樣進入溝渠，最終匯入綠水村的主要河道——綠水溪。

農田小微濕地的的設計是：依托灌溉溝渠，收集上游稻田的排水，首先流經濕地、得到凈化處理，之后再排入綠水溪。因此，項目在綠水溪沿岸選擇兩塊地勢較低的稻田，改造為人工濕地。兩塊小微濕地占地面積分別為3畝（位于更上游的位置，下文簡稱一號濕地）和6畝（下文簡稱二號濕地），都是村集體已經流轉給種糧大戶的耕地，綠水自然中心每年支付每畝1300元的租金給大戶。濕地的設計和建設承包給了施工方，主要是用機械挖掘若干口彼此聯通的水塘，并在水塘內種植水生植物——它們是削減污染物質的主力。

水塘內種植的是苗圃采購來的水生植物苗，具體的植物選擇雜糅了多方考慮。由于各地公園景觀池塘、湖泊造景需要，水生植物是一個很大的產業，以觀賞性植物為主導，大部分并非本土原生物種，常見的有鳶尾、美人蕉、再力花、梭魚草等，這些“大路貨”在濕地項目中都有使用。我們也種了很多沉水植物——沉水植物是指植物體沉于水下的大型水生植物，其吸附污染物質的效果很強。常用于水體凈化工程的沉水植物包括伊樂藻、狐尾藻、苦草等，其中伊樂藻、狐尾藻原產美洲，屬于外來物種，甚至有一定入侵性；但為了實現凈水效果，我們也種植了這些外來物種。另外，為了在耕地保護問題上打擦邊球，我們還種植了很多茭白、茨菰、菱角等可食用的水生植物。其實，這些俗稱“水八仙”的本土水生植物可能對于鄉村生態和社區有更多價值，例如調動本地農戶的種植經驗與生態智慧、為特定的鳥類和昆蟲提供棲息地，但在施工方承包種植的工程中，這些潛能并沒有得到充分發揮。

水塘四周是土堆的田埂，主要的一條路上鋪了碎石子，其余地方施工方播撒了野花組合。田間播種野花條帶是近些年流行的農田生態修復手段之一，據稱可以吸引昆蟲，從而幫助農田防治病蟲害、減少殺蟲劑用量，也可以提升農田生物多樣性。最初我們要求施工方在田埂上種本土植物——蓬蘽、馬兜齡、蒲兒根等等。但等到夏天，當田埂上的植物長了出來，我們才發現，施工方也許是圖省事，播撒的還是波斯菊、格桑花一類非本土的園藝品種【4】。當然，即使不刻意種植，田埂上本土的野草長得也十分茂密。

綠水村的一位觀鳥愛好者認為，綠水自然中心建濕地后，鳥都走了。這種說法或許也有一定依據：濕地項目中使用了大量外來的觀賞性植物，這類植物具有速生、適應性強、花色美麗的特點，且相對容易買到、價格便宜，是對以水凈化為目的的人工濕地項目來說“好用”的植物，但鳥兒們可能有不同的想法。我們有必要意識到：看上去的綠草鮮花和凈水，未必意味著整全的生態。

浮萍與水綿

隨著轉年春夏氣溫升高，我們期待植物可以生長起來、發揮凈水作用。不過，問題開始一波波出現。

兩個濕地里首先爆發了水綿（絲狀藻），這是水體富營養化的指證。這可能是因為施工、種植時的低泥翻動，釋放了其中的營養物質。之后，二號濕地屢次爆發浮萍，同樣與水體富營養化有關，可能是因為上游有一家養雞場和一座魚塘，動物糞便中的氮、磷濃度都很高。最初選址時，我們已經注意到了上游的禽畜養殖情況，但當時我們認為更多類型的污染源并不是劣勢，反而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講述項目故事：小微濕地不僅處理糧食種植帶來的污染，還處理禽畜養殖的污水。

浮萍（本文所有照片來自作者）

濕地建設就是為了處理氮、磷等污染問題的，但氮、磷濃度太高，超出了濕地的凈化能力，卻帶來問題。水體富營養化使得水綿、浮萍滋生，大面積覆蓋水面、遮蔽陽光，會導致水下缺氧，有凈水能力的沉水植物無法正常生長。為了治理濕地水面，我們請來村民師傅用網打撈，但跟不上它們四處漂浮、繁殖的速度。只要遺留下一點，第二天又會覆蓋整口水塘。下水作業十分辛苦，哪怕工錢不低（一天250-300元），前后請來的兩三個村民師傅都不愿繼續。

為了徹底治理水面，我們施用了幾次商品名為“青苔凈”、“浮萍凈”的除草劑，它們是顏色橙黃或鮮黃、味道刺鼻的粘稠液體。兌水噴灑之后，大片的水綿、浮萍由綠色轉為枯黃焦黑，再人工打撈上來，同時水中殘留的藥劑可以在一定時間內抑制它們生長。除草劑大多具有一定的毒性，雖然聲稱專殺特定的植物物種，不危害高等植物、魚蝦等動物，但也有觀點認為其長期殘留、累積會對土壤、水生態造成負面影響，甚至間接危害人體健康。如此，建設濕地本是為了處理化肥帶來的水污染，卻又成為了施用農藥的污染源。

據說治理浮萍也可以用生物方法——鴨子或者草魚都吃浮萍，但操作起來有難度。養鴨需要每天早晨趕鴨下水，傍晚再喚回鴨棚，費人力，也是個技術活，鴨糞也可能帶來更多的水污染。養魚則擔心會被村民捉走。一號濕地里有不少從上游順著水流進入的魚，于是就有村民去放魚籠，我們也很難勸退：放一夜魚籠，第二天收獲的雜魚就能去市場上賣幾百塊錢，是可觀的收入來源。綠水溪里也常見到夜間用電瓶電魚的人，這并不合法，但在鄉村很難管控。

由于二號濕地的浮萍仍舊不斷復發，在幾次人工打撈之余，我們最近又請水產養殖專家制定了一份養魚方案，計劃啟動用食草性魚類控制浮萍的實驗。

打撈浮萍

福壽螺

另一位不請自來的角色是來自南美洲的外來入侵生物福壽螺。福壽螺最早作為食物引進國內，后來隨著景觀工程、水產養殖等人類活動，附著在水生動植物上，廣為擴散。近幾年，福壽螺也開始出現在綠水溪。由于一號濕地從綠水溪直接引了一股水，福壽螺也跟著大規模進入濕地，大塊朵頤施工方種下的水生植物幼苗，還爬上茭白、鳶尾等植物挺出水面的莖桿，產下紅色的卵塊，極其迅速地廣泛繁殖。這使得一號濕地里新種的水生植物——尤其是葉子較軟的沉水植物——幾乎沒能生長起來，水塘顯得頗為空蕩。

缺乏植物一來讓項目看上去不那么美觀，二來也不利于實現水質凈化的目標。我們請來另一家施工方，對水生植物進行整體改造并補種。施工方建議選擇葉子漂浮在水面的植物和莖桿細的植物，放棄沉水植物，也少種莖桿高大的植物——莖干要是有一定寬度，就方便了福壽螺產卵。然而，新種下的一塘黃花荇菜，福壽螺依舊吃得嘎嘎香，幾天就僅留一口空塘。睡蓮看上去葉子很硬，不是那么好吃，但后來福壽螺沒別的東西可吃，竟然也開始啃食，施工方說在其他濕地項目中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情景。

福壽螺卵塊（附著在植物莖稈上）

本地水稻種植戶也受到福壽螺困擾——畢竟水稻田也是人工濕地，水稻是先民馴化的本土水生植物。處于秧苗期的水稻莖葉幼嫩，是福壽螺的好食物，有的種植戶甚至遭遇過育秧田全被吃光。種植戶采取的主要方法是在關鍵期施用化學藥劑。好在水稻拔節茁壯之后，福壽螺難以啃食，對后續生長和收成影響較小。

我們咨詢的各方專家都說沒有防治福壽螺的好辦法，人工撿拾福壽螺和卵塊也再次輸給了福壽螺繁殖的速度。最后我們也用了幾次化學藥劑“殺螺胺”，這種農藥可以殺死福壽螺，但同時會殺死水中的魚蝦、螺蚌。整個夏天，化學藥劑配合人工撿拾，一號濕地里的植物生長狀態不算太好，但總算不是特別空曠。

二號濕地因為不直接從綠水溪引水、上游水路較長，初始進入的福壽螺相對較少，但因其繁殖速度奇快，逐漸也成規模。由于植物此時已經生長起來，被福壽螺團滅的情況沒有發生。

濕地維護工作量很大且密集，除了打撈浮萍和水綿、用藥劑和人工方式除螺，夏秋水生植物生長茂盛以及冬季枯黃時，需要加以割除，從而移除植物自身吸收的氮、磷物質。綠水自然中心雇傭了兩名村民師傅，分別負責兩個濕地的日常維護工作。

撿拾的福壽螺

浮萍與福壽螺在說什么？

面對濕地里層出不窮的事件，項目團隊想盡各種辦法，追加資金和人力投入做出修補和調整，試圖讓每個角色井井有條、各司其職。然而濕地項目映射出自然的多元和能動性，遠遠超出人類的規劃、計算。這讓我想起Timothy Mitchell的專著Rule of Experts (2002)中著名的第一章”Can the Mosquito Speak”【5】。他講述了1942年，一種外來入侵的蚊子，借助以阿斯旺大壩為首的一系列改造尼羅河的水利工程，進入埃及南部，使得瘧疾肆虐，十多萬人死亡。另一例是何其亮在《人民的西湖》一書中對20世紀50年代西湖疏浚工程的回顧。這項工程以巨大的資金和人力代價實現了增加湖深的目標，但也帶來了微生物消失、自凈能力變差、赤潮爆發的問題。這兩個故事里沒有單一的因果鏈條，而是無數角色的行動匯聚在一起，復雜交織而產生的一波波震蕩，其中蚊子、淤泥、微生物等非人類角色的能動性不可忽略，而且“正是人類的辛勤努力，激活了非人類的能動性”【6】；是人類相信并追求對自然的控制、工程化的治理，導致一連串不可預見又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環境后果、影響人類自身的疾病和災害。

農田小微濕地項目的規模遠遠小于阿斯旺大壩和西湖疏浚，然而過程中同樣顯現出來的是自然的不順從。被邀請和不被邀請的角色都被重塑自然的工程激活，展開它們各自的行動；所有的角色相遇、互相影響，引發新的行動，又進一步互相作用……這些行動不會全部按照項目預先的設計來發展。比如，濕地項目設計當然沒有“為福壽螺提供棲息地”的目標，然而，近些年一輪輪的建設工程、產業開發、環境美化將外來入侵生物帶進鄉村，福壽螺又“恰好”在濕地找到了大批食物和適宜產卵地。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我們最終多次使用化學藥劑去解決福壽螺和浮萍，可能給這片水土引入了新的污染；在之后補種水生植物時，我們為了保證存活率，也并未堅持選種本土原生物種。

作為“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濕地項目試圖模仿天然濕地的生態功能、借助水生植物的力量凈化水。然而，“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概念本身就暗含了自然的工具化，自然被簡化成“生態系統服務”、“綠色基礎設施”，“服務”的對象是人類和社會經濟【7】。雖然強調用自然手段取代人工手段（灰色基礎設施，例如污水處理廠），自然仍僅僅被視作工具，通過人類工程的改造和模塊化的安置，來實現某個特定的目標。

在這樣的治理模式下，雖說這些鄉村田間、用于處理污染的濕地是“基于自然”的改造，但看起來與城市公園供人欣賞游樂的人工水體差不多：兩者都是為了美化景觀、凈化水質等目的，經歷工程設計后被全盤改造而成的地景。在這里，人類玩弄起“神的把戲（god's trick）”，試圖將自然規劃地井井有條、為之所用。然而，自然不是簡單的輸入-輸出系統，工具化地去理解“自然”忽視了其更加整全、復雜、無法被分割的面向。如果說正是人類對自然的征服、控制、利用導致了無數環境破壞的問題，那么可能正如俗語所說，“我們不能用制造問題時的思維方式來解決問題。”

生產水匯：濕地為誰而造？

D企業之所以對濕地項目提供贊助支持，是因為建設濕地可以解決鄉村水污染問題，產生“水匯”，彌補D企業在生產中造成的水資源破壞。對于D企業而言，最終衡量濕地項目成效的就是“水匯”，這一數據也成為了項目建設與維護濕地時最受關注的指標。水匯的計算公式是：

水匯=濕地處理的總水量×主要污染物的削減系數

因此，我們工作的重心往往圍繞著計算公式中的兩個元素——濕地處理的總水量、污染物削減率來進行。值得注意的是，為了讓“濕地水凈化”顯得堅實可靠，水匯的核算采用類似科學實驗的方法：設立基線或對照組，進行各項指標的監測，來量化項目產生的影響。具體而言，我們通過監測“處理前”和“處理后”的污染物濃度，獲取污染物的削減系數。

濕地處理的總水量

首先要有足夠多的水流進濕地，流動的水對于濕地自身的健康也較為重要。我們在兩個濕地入水口安裝了太陽能流量計，每天都十分關注上面顯示的瞬時流量數字。流量計有時也會不準——當設備探頭下面有雜草等雜物，數字會忽然從幾十升高到幾百。

流量計

濕地設計、建造的出發點是通過灌溉溝渠系統，收集、凈化上游稻田排水，但溝渠里并非始終有水。一號濕地在溝渠之外還直接從綠水溪中引來一股水（就是上文提到的帶來了大量福壽螺的水流），因此進水量不成問題。二號濕地只從溝渠引水，上游稻田在春夏季會有幾次灌水期，農戶將上游溝渠攔住，引水淹泡稻田，那幾天濕地幾乎完全沒有進水量。8月底進入旱季，連綠水溪里的水都變得很少，溝渠更是見底，我們只能用柴油水泵從綠水溪把水泵進溝渠，使得二號濕地不至于完全斷流。

濕地的水量需要被保障和維護，但是這種需求有時又會與社區生計的用水、排水需求產生矛盾。這導致引水設施常常會被改動或破壞。比如在8月缺水的日子里，有一天，我們發現二號濕地有一整個水塘干了，同時岸邊草叢有水管壓過的痕跡，我們推測很有可能是缺水的村民抽走了整塘的水。

水塘被抽干

又比如，引水溝渠進入一號濕地前先經過一片竹林，我們在竹林旁設置了一塊閘板，將水分成環繞竹林的兩股，流入濕地。這塊閘板也屢次被扔掉、砸掉，因為竹林主人認為分出來的一股水流進竹林，會導致竹筍減產。而沒了閘板，一號濕地有一口水塘基本處于不流動、不與其他塘聯通的死水狀態。很難簡單地將這樣的舉動定性為“破壞”。環保工程憑借著測繪圖紙去改造土地，但作為不從事種植的外來者，我們離土地的距離很遠，忽視了家家戶戶地塊的細微差異與照顧土地的巨大努力。目前，我們只能用購買竹筍的方式暫時性地彌補竹林主人的損失。

除了對引水設施的擾動，溝渠還經常被垃圾堵住——上游工程施工或者開荒種菜時清除雜草雜木，有時就直接丟進溝里，堵在溝渠拐彎的地方。因此，機構需要雇傭村民師傅進行濕地維護，而其中一項重要工作就是巡護引水溝渠、閘板，確保水流通暢。

主要污染物的削減系數

水匯的另一個因子是“主要污染物的削減系數”。這個數字的計算公式并不是直覺上的削減率（削減率=(處理后濃度-處理前濃度)?處理前濃度），而是：

主要污染物的削減系數=(處理后濃度-處理前濃度)?(處理前濃度-目標濃度)

如果有不止一個主要污染物，則要進行加總平均再得出削減系數。圍繞著這一計算公式，選擇哪些污染物來計算、以及如何設定目標濃度，變成了獲得更佳“污染物削減系數”的重要策略。而這兩個參數，事實上往往是由項目執行方根據實際情況決定，有很大的變通空間。在這次的項目中，D企業建議我們設定一個更保守的目標濃度，這樣才能更容易實現目標濃度、最大化污染物削減系數。

因為濕地項目的初衷是處理化肥帶來的水污染，而化肥的主要成分是氮、磷，我們在綠水溪多個點位測量了幾次與水體中氮、磷含量相關的總氮、氨氮、總磷、溶解氧這4個指標，來了解水污染的情況和后續的凈化效果。幾個采樣點的總氮濃度都比較高，根據國家地表水質量標準，屬于最差的五類到劣五類，但總磷、氨氮、溶解氧都在二類至四類之間，由于并非飲用水，談不上嚴重污染。于是，我們將總氮設置為主要污染物，目標濃度設定在比五類提升一類的四類。

每個月，我會從兩塊濕地的入水口和出水口分別取一瓶水，送去做水質檢測，分別代表濕地處理前和處理后的污染物濃度。無論是在一號還是二號濕地，水質檢測獲得的數據都沒有什么規律，出水口的總氮始終沒有削減到目標濃度，徘徊在五類到劣五類。有些月份出水口的總氮濃度低于進水口，意味著有所削減，有些月份則比進水口還要高，意味著污染反而更重了。總氮之外的其他3個指標也存在類似的波動現象，始終無法明確證明濕地的水質凈化作用。

污染物沒有明顯削減有很多可能原因：濕地建成不久，植物系統還沒有穩定形成，一號濕地的水生植物甚至被福壽螺吃光了；村民在水塘四周田埂上開荒種菜，施用的化肥流入濕地產生了二度污染；由于濕地就在水稻田中央，種糧大戶用無人機噴灑化肥、農藥，也可能產生了一些影響……就種菜導致的化肥流入問題，我們一方面想辦法找到種菜的村民，盡力勸退；一方面將田埂全部鋪成碎石子路，以絕后患。同時，我們也聯系種糧大戶，請操作無人機噴灑的工人盡量避開濕地區域。

最終，結項報告分別選擇了兩塊濕地污染物削減系數數據最大的一個月，而不是取各個月份的平均值，來計算水匯。雖然主要污染物的削減系數沒有達到100%（沒有實現四類水這一“目標濃度”），但在乘以濕地處理的總水量后，最后得出的水匯也達到了立項時的目標。報告不需要附上第三方認證的全部原始數據，對于“選擇了數據最好的一個月”這件事也就語焉不詳。這份報告提交給了D企業委托的咨詢公司進行核查，咨詢公司詢問了我們為何只選擇總氮這一項指標作為主要污染物，但并沒有對具體數據提出問題，隨后通過了核查。

濕地項目并不處于真空的環境，受條件所限，數據被干擾、波動幾乎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即使在最理想的情況下，假設濕地能夠充分運轉——按照過往研究綜述，可以將水體中的氮、磷削減大約30-40%——因其面積較小，對于綠水溪這條鄉村河道的整體水質影響也很微小。

綠水自然中心的負責人認為環保組織的角色正是在于探索試點，并且在探索中積累經驗和方法，從而影響政府政策或促進進一步推廣。然而，兩塊濕地總占地9畝，理想情況下收集了約300畝水稻田的排水；整條綠水溪沿岸有3000多畝水稻田，按3%的占地比例，需要有總共90多畝的農田改造為濕地，才能將化肥對一條鄉村小溪產生的水污染削減30-40%。無論從高昂的建設維護成本還是占用農田的角度，“退耕還濕地”的可推廣性都很成疑（盡管是很有生態愿景的暢想）。

考慮到項目自身的實際效益和可推廣性都有限，大費周章建造濕地、安裝設備監測流量、定期取水送去實驗室檢測水質、雇傭村民時常維護，似乎都只為了產生D企業需要的水匯。

量化的水匯指標看上去很嚴謹、可追蹤問責，水保護的事業于是仿佛完全可以設計、控制和衡量。也因為高度抽象，這一方法和核算公式可以在全球任意地點移植，幫助跨國企業將水消耗、水污染轉移到水匯成本更低的地方。然而，對技術工程工具、實驗模型的迷戀，意味著過濾掉與計算公式無關的細節。建成的人工濕地是有益于本地生態和社區的嗎？現代農業帶來的無數生態問題能用一個一個的濕地及其他“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逐個擊破嗎？這些問題反而鮮少得到討論。

新自由主義保護模式的局限

學界對于時下環保組織的新自由主義保護模式（neoliberal conservation）已有諸多批判：環保組織的資金大量來自于大型企業，特別是化石能源、礦產開采、大型農業集團等，然而這些企業的生產和商品的全球流通嚴重依賴自然資源，正是氣候變化、生物多樣性下降等生態危機的最大推手。面對激烈的籌資競爭，環保組織紛紛兜售“解決方案”——具有普遍性、可復制或全球推廣的工具箱或方法論，聲稱這些簡潔優美的思路可以解決“資本主義增長以自然為代價可能毀滅自身”【8】這一深刻的矛盾。然而，“靈丹妙藥”往往意味著對具體地區實際情況的簡化，掩蓋對自然資源的爭奪和邊緣人群的聲音，也經常進一步帶來（并策略性地忽略或隱瞞）不可預測的、負面的副作用【9】。

“基于自然的解決方案”這樣的提法聽起來綠色、健康，卻遮蔽了“Cui bono——誰真正受益？”【10】的問題。歐洲活動家Jutta Kill認為，碳匯、水匯這類生態補償工具被大型企業利用來維持現狀，從而逃避真正需要采取的行動。例如，面對氣候變化，比起種樹，更應該做的是停止開采、減少使用化石能源；然而，購買碳匯的大型企業往往持續擴張經營，能源消耗不降反增。還有不少企業在資助碳匯項目的同時，繼續擴大單一作物大規模種植（導致毀林）、繼續進行化石能源及礦產采掘。由此，生態補償成為企業利潤鏈條上的一環，幫助企業“洗綠”、提高市場聲望，并從而得以進一步擴大生產、實現增長【11】。2024年一篇發表在Nature Communications的文章更指出，大量大企業買單的生態補償項目質量堪憂，未能達到所宣稱的減排效果【12】。

綠水自然中心的濕地項目也是如此，它并未幫助D企業的供應鏈實現實質有效的節水或水污染削減，而是在D企業預先設定的水匯框架下騰挪。項目以實現水匯為優先目標，疏于評估這些手段可能對本地社區以及生態產生的其他綜合影響。而且，盡管項目聲稱要削減農業造成的水污染（D企業的原材料大量來自農業部門），卻并不介入本地農業對農藥、化肥、激素與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也未發起或支持替代性的嘗試，而是以“修修補補”的心態，只在“水匯”這一單向度上做文章。

地理 學學者 Jessica Dempsey 基于三十多年對環保行業的觀察指出 ，盡管市場化、金融化日益成為自然保護領域的主流話語，由于資本的增長 、 擴張依賴免費的或廉價的自然，對生態價值的尊重仍 游走 真實政治經濟運作的邊緣， 環保組織對現有生產消費體系和資本流動的影響堪稱 微弱。 她質問生態學家和環保人士：政府、企業、國際組織并不是展開合作的唯一對象。為什么不和全球南方地區的社會運動、社區組織聯合起來？為什么不與實踐著富于生物多樣性的耕作方式的中農、小農站在一起？為什么不追究精英階層和大型企業對持續生態破壞行為的責任？【13】

小結

環保項目的迷思

在過去，無論是北方旱地還是南方稻田之中，都會留出若干坑塘。例如北方田間有“澇池”，用于儲水、灌溉等人類生活所需，同時也提供多重生態效益。盡管那時人們不會闡述“濕地”的生態服務功能，不會測算水質、生物多樣性指數，鄉村居民自身擁有與土地、水共生的知識，也通過日常生活勞作，適度讓自然“為我所用”。20世紀中葉以來高強度的開墾造田、70年代之后化學農業的席卷替換了曾經的鄉村景象，人與土地愈發割裂，來自外部環保組織反過來以“農田小微濕地”的科學話語試圖重塑田園。

如果說“農田小微濕地”讓人懷舊地聯想起舊日的俗民生態智慧，當它以項目的形式重新在田間“恢復”，卻已經有了不同的內核。我意識到“自然作為解決方案”的邏輯本身與“人類征服自然”敘事蘊含的人類中心主義和技術崇拜同構，其背后是一種機械論、還原主義的自然觀：認為自然界類似機器，由獨立部件組成，任何部件可以單獨拎出來被人類利用，出現任何問題也可以隔離出來修理。這一設想中，具備全知（omniscience）的人類可以通過生態學的計算最優化地分配資源，建構人類與非人類間中立客觀、高效、井井有條的關系，并通過自然資源金融化、商品化的計算來讓企業或政府買單。

于是，作為具體的執行者，環保組織通過一個一個的項目試圖修理自然這臺傷痕累累的“機器”。我們的每個項目都需要立項、結項，理論上這是一個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制訂目標-實現目標的過程，通過細分的目標、產出，來驗證解決方案的成就、鋪墊下一步的復制推廣。但是，當項目的內容涉及更廣泛的人和非人類，這個看似一環扣一環的結構和抽象的量化指標完全無法容納復雜的行動主體及其超出預測且彼此影響的行動方向。現存問題、項目目標和實際效果之間經常并不存在清晰的因果或線性關系，這一串看似順暢的邏輯關系更多是環保組織熟練運用的敘事框架。而且，為了符合基金會或企業資助方的目標（例如產生碳匯、水匯），環保組織更傾向于回避生態危機和氣候議題的系統性和復雜性，專注某一特定手段可以實現的效果，忽視了自然是不能被“分而治之”的整體。

圍繞濕地項目產生的種種“回響”可能是一個提示：當關注的主體是自然，用理性計算和技術官僚化的手段去試圖治理是高度傲慢也極有可能失效的。生態的復雜性意味著始終存在著人類無法掌控的地帶，需要長期細致地關注整體、具體地方性和復雜性。套用通用的簡化模型或片面追求單一的目標往往導致預料之外的后果。而當環保組織必須通過項目可量化的成效來說服利益相關方，以自然保護為初衷的項目反而演變成了對于項目計劃書的強制展演。

但我提出疑問和反思，并不是為了鼓吹做多錯多，不如什么也不做。有很多環保項目實現了棲息地恢復、環境教育等積極的影響。面對宏大的生態危機，局部的、小而美的改變仍然是鼓舞人心的，困難和錯誤也在所難免。但值得警惕的是展演成就的同時模糊掉矛盾、沖突，將生態危機簡單導向技術化的解決工具（techno-fixes）。批判（critique）不等同于負面評價，而是試圖拆解慣常敘事的拼裝和矯飾，還原真實世界的復雜。我們需要更多反思和批判，也需要新的組織形式、新的行動、新的敘事，在人類活動造成環境退化的當下探索替代性存在方式的可能性。

水稻田

注釋：

【1】值得一提的是，水污染和水消耗僅僅是其龐大生產銷售鏈條帶來的諸多負面環境影響之一。

【2】世界資源研究所（WRI）很難說是一家獨立、中立的科研機構。對于WRI的批判和案例研究非常多，例如環境正義的經典文本Agarwal, A., & Narain, S. (1991). Global Warming in an Unequal World: A Case of Environmental Colonialism. Centre for Science and Environment (CSE).

【3】B.W. Griscom et als., Natural climate solutions, Proc. Natl. Acad. Sci. U.S.A. 114 (44) 11645-11650, https://doi.org/10.1073/pnas.1710465114 (2017).

【4】果殼自然的一篇推文詳細解釋了為什么播撒格桑花不是個好主意：《被煙花炸過的高原環境如何修復？首先，別種格桑花！》https://mp.weixin.qq.com/s/K-8HMKGTRx91THd8R7t65A

【5】Timothy Mitchell, Rule of Experts: Egypt, Techno-Politics, Modernit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6】《人民的西湖：毛澤東時代的宣傳、自然與能動性（1949–1976）》何其亮 著．萬芷均 譯.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 2024.

【7】Devyn Remme, H?vard Haarstad (2022). “From instrumentalization to commoning: A critical review of participation in urban nature-based solutions.” Front. Sustain. Cities, Volume 4.

【8】資本主義全球市場的擴張實際上長期依賴對自然的攫取， 而其后果 —— 氣候變化等一系列生態危機 —— 是自毀式的。關于這一點 ， James O’ Connor 、 Jason W. Moore 、 Kohei Saito 等生態馬克思主義學者 ， Donna Haraway 、 Bruno Latour 等科學技術論學者 ， 以及 Vandana Shiva 等第三世界生態女權主義者等等從各自的脈絡皆有闡述。

【9】Donna Haraway在When Species Meet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中引用了這個據說源于古羅馬法官的關鍵問題：”Cui bono? For whom does the world work? These are the questions of the world-shaping kind.”（誰獲益？世界在為誰運轉？這些是塑造世界的關鍵問題。）很多人類學學者在環保、發展等看似“良善”的領域展開的田野研究都祭出了“cui bono”這把手術刀，指出哪怕帶著高尚動機的社會工程、環境干預也可能帶來或加劇不平等的權力和物質分配，進一步加強全球北方精英、跨國資本的統治地位。

【10】關于宏大優美的解決方案與被隱瞞的副作用之間的巨大張力，Sarah Milne的民族志Corporate Nature: An Insider's Ethnography of Global Conservation (Th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22)提供了生動的案例和分析。另外論文集Nature Inc.: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in the Neoliberal Age (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 2014)對于生態系統服務付費、碳交易市場、生態旅游等新自由主義保護模式的多個分支進行了批判。

【11】https://www.boell.de/en/2024/01/24/nature-based-solutions-trap

【12】Trencher, G., Nick, S., Carlson, J. et al. Demand for low-quality offsets by major companies undermines climate integrity of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 Nat Commun 15, 6863 (2024). https://doi.org/10.1038/s41467-024-51151-w

【13】Jessica Dempsey, Enterprising Nature: Economics, Markets and Finance in Global Biodiversity Politics. Wiley-Blackwell, 2016.

結繩志作者 / Qieyi 結繩志 編輯 / 葉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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