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家鄉鎮企業的成長之路看中國的工業化—“轉型中國”深度調研

通過微觀個例看宏觀大勢，以充分理解中國經濟社會深度轉型的底層邏輯，在中國資產重估中尋找可以長期戰略級配置的核心資產。基于此，趙建博士率領研究團隊推出“轉型中國”系列深度研究報告，向社會公開發布，部分會形成內參上報，歡迎有意向的企業和機構聯系我們(VX號：heyliuyue)作為調研和研究對象。希望第一時間獲取重頭報告，并解鎖包括會員專屬直播、內刊、高端交流群等全部權益，歡迎文末掃碼加入西京研究院會員，洞察趨勢，快人一步。本文發表于2019年1月，全文被《經濟研究參考》收錄，全文1萬3千字，閱讀時長約35分鐘。

我們一家民營企業，為什么能在歐洲“雙反”中勝訴？原因之一是歐洲的客戶都一直在替我們說好話。全球貿易戰對我們幾乎沒影響，美國的客戶最后都主動承擔上調的關稅。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他們離不開我們，全球經濟離不開“中國制造”！
——天工國際創始人、董事長 朱小坤

正文

中國的崛起，可以說是近半個世紀世界最重大的事件。無論理論上如何說不通，現實中存在多少問題，都不能否認中國億萬人民付出艱辛代價創造的這一事實。而形成這一奇跡的核心動力，是中國在不到一個世紀內推動的工業化進程。

從我們的視角來看，改革開放后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已經經歷了四波浪潮：1980s以鄉鎮企業基層實驗和迅速崛起為標志的初級階段，1990s以外資和民企結合經濟特區為主導的發展階段，2000s即21世紀前10年結合國企改革和全球化為新動力的飛躍階段。次貸危機至今約2010s，我們處于后工業化階段，是在互聯網信息技術革命和全球經濟政治環境大變局的背景下，進行的艱難而又富有成就的探索和轉型。

后工業化時代疊加宏觀風險出清的后危機時代，形成了當前國內的“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只有認識到這一點，才能理解當前中國發生的行行種種的突變。

如何將舊產能和舊債務有效出清，重塑一張有利于中國第四波工業化浪潮的“國家資產負債表”，是當前深化改革的核心任務之一。近幾年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在這方面的探索和努力，雖然取得了較大的成果，但未來的任務還依然艱巨。

中國的工業革命，并不是宏大的敘事。梳理改革開放后的工業化歷程，我們發現它是在中國勞動人民特有的精神資源—堅韌、勤勞、智慧—的基礎上，從一家家簡陋質樸的村鎮企業開始，經歷了無數次的考驗和挑戰，在頂層設計下，在國運騰飛的時代浪潮中，完成了從無到有、從跟隨到引領、從本地到全球的“奇跡式跨越”。

偉大的背后，都是一個個具體而又活生生的案例。特殊歷史背景下的時代精神，是恪守西方新古典經濟學范式的經濟學家所忽視，或者不能理解的。否則，在宏觀上將無法解釋四十年前中國工業革命引爆的原因，在微觀上也無法解釋中國企業家精神和心智結構的成長歷程—他們沒經歷過現代教育，卻從生產隊長一步步成長為具有全球競爭力企業集團的企業家。無論經院學者多么不愿意承認，但是在工業化進程中基層人民和企業家付出的艱辛卻是毋庸置疑的。他們是這個偉大歷程的創造者，也是這個光榮歷程的見證者。

天工國際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微觀案例：從一個村辦農機具修配廠，到五金廠、電視天線廠，到發展成為在特種鋼、模具鋼等領域全球名列前茅的企業集團，期間艱難而又光榮的歷程，不是坐在溫室內的經院學者和批評者所能體會到的。

當下的中國正處于錯綜復雜的“后工業化時代”。在這一階段，既無法像建國初期那樣依靠蘇聯的直接援助，也不能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借鑒西方的技術和管理模式。而且在很多細分領域中國已經走在了前端，“跟隨+學習”的模式將向“引領+創新”的模式轉變。這一轉變過程，也是對內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過程，但是對外卻很可能陷入大國之間的“修昔底德陷阱”，這正是中國第四次工業化進程—中國制造2025—所遭遇的外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然而，我們相信只要中國的制造業精神仍在，從鄉鎮企業一步步磨礪出的企業家精神仍在，堅守改革開放的初心仍在，中國的高端制造業將繼續推動甚至開始引領全球的工業化進程。

正如天工國際創始人、董事長朱小坤所說：“我們中國人這么勤勞簡樸，這么兢兢業業，這么善于學習和變革，沒有理由做不好！”。

01前工業化時代：建國后三十年的艱苦積累

每一步，都不會白走。

談起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大部分人似乎認為發生在改革開放之后。實際上，中國的前三十年，對完善工業體系和資本積累打下了重要的基礎。可以說，沒有前三十年的艱苦積累，就沒有后三十年的厚積薄發；不僅僅是在物質資本方面，在工業化生產組織和企業家精神的培育上，計劃經濟體制下的集體生產模式及規模化動員機制為引爆中國的工業革命醞釀了“火種”。

新中國成立后，作為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得到了蘇聯、部分東歐國家的承認和支持。但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一個新生的社會主義國家，無論是意識形態還是政治立場上，都抱有天然的敵意。為了盡快在戰后恢復元氣以及鞏固新生政權，中國在社會主義陣營老大哥蘇聯的援助下（毛澤東的“一邊倒”戰略），開始了在社會主義工業化道路上的探索。

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四個階段

中國從1949到1978年的工業發展史大致可分為五個時期，分別為恢復時期（1949-1952）、過渡時期（1953-1957）、“大躍進”時期（1958-1960）、國民經濟調整時期（1961-1965）、文革與三線建設時期（1966-1978）。

1.恢復時期，1949-1952。由于經久不斷的戰亂，建國初期的中國在工業、農業、交通等方面實力都十分薄弱。工業生產方面，與抗戰之前的最高年產量比，建國初期的生鐵產量只占23.9%，鋼占17%，煤炭下降了42.4%，發電量下降了28.3%，水泥下降了71.2%。沒有真正的機器制造工業，沒有現代國防工業。農產品供應已無法滿足工業發展的需要，全國共有兩萬公里鐵路、200多個隧道和3000多橋梁受到戰爭的破壞，無法繼續使用，這對各種生產性資源的運輸造成了極大的不便。從1949年到1952年，新中國在共產黨的帶領下，開始了國民經濟的恢復工作，并將鋼鐵、煤炭等工業基礎原料以及交通業的恢復作為重點，為以后的“一五”計劃建立較完整的工業體系打下了基礎。

2.過渡時期，1953-1957。1953年，毛澤東指出“黨在這個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和總任務，是要在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基本上實現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標志著我國工業發展進入過渡時期。同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以蘇聯援助中國的156個項目企業為核心，包括煤炭、電力、鋼鐵有色、化學、機械加工、醫藥、食品等，幾乎囊括了工業生產的各個方面，它幫助中國在較短的時間內建立起獨立和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

3.“大躍進”時期，1958-1960。1957年“一五”計劃完成后中國工業的喜人成績，使黨內滋生了驕傲自滿和急于求成的激進思想，過分夸大了人的主觀意志和主觀能動性而忽視客觀經濟規律，提出了十五年鋼鐵產量趕超英美的口號。1958年，以“全民大煉鋼鐵”為代表的“大躍進”運動展開。這場運動雖然客觀上使中國工業各項指標有著較大的增長，比如同1957年相比，1960年煉鋼、煉鐵、鐵礦開采、煤炭開采、石油開采的新增生產力分別增長了4.45倍、3.95倍、1.32倍、2.13倍和3.82倍。1960年的工業總產值比1957年增加了1.34倍，但是由于生產的低效益低質量，許多產出品都是無法進行工業再生產的廢品，并且由于工農業比例的失衡，國內糧食產量大幅下降，發生了嚴重的糧食危機。

4.調整時期，1961-1965。“大躍進”導致國民經濟遭遇嚴重困難，人民的生活也受到嚴重影響。中共中央在八屆九中全會后出臺了《關于調整管理體制的若干暫行規定》（簡稱“八條”），后續所有調整政策都圍繞這八條展開，核心在于加強中央集權；同時，1962年的七千人大會也對黨內檢討問題和統一思想提供了良好基礎。通過“硬”和“軟”兩方面調整，1962年開始，經濟形勢逐漸好轉，農業和工業也相繼恢復。

5.文革與三線建設時期，1966-1978。60代初期，由于種種原因，中蘇關系逐漸惡化，蘇聯不僅單方面撤走了在中國的大量專家和技術人員，使中國工業化建設陷入僵局，還試圖與中國在軍事上制造事端，并且美國此時對越戰爭局勢不斷升級，威脅到了我國的國防安全。面對嚴峻的國際形勢，中共中央意識到必須加強工業建設，尤其是國防工業的建設，才能應對可能到來的危機。于是“三線建設”應運而出，“三線建設”開始于1964年，1978年基本收尾，橫跨了三個五年計劃時間，投入資金2052億元，投入人力共400多萬，安排建設項目1100個。其效率之高、規模之大，堪稱世界工業發展史上的奇跡。也為西部大開發特別是城市化進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它改變了中國落后的國防面貌，促進了西部交通、城市化的發展。另外“三線”地區的國防工業固定資產、技術力量和設備水平都超過了一、二線地區。以“三線”建設的重點工業項目為骨干，形成了三十多個各具特色的新興工業城市。交通的便利、資源的開發以及科研院所的內遷，使內地的經濟水平有了顯著提高。

繼“156項”工程之后，始于1972年的“四三方案”又一次從國外大規模引進生產技術，并且是第一次從西方國家引進技術。從1972年開始，直到1977年，中國先后同十幾個工業發達國家（美國、法國、荷蘭等）簽訂了250多項新技術和成套設備引進合同，項目成交金額達到了39.6億美元。“四三方案”不僅使中國的工業體系進一步得到完善和升級，并且打開了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學習的大門，為隨后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02工業化時代：改革開放后四十年的“中國奇跡”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在已有的基礎上啟動了快速的工業化進程。根據發揮作用的核心要素，我們將改革開放后的工業化進程分為四波浪潮：以鄉鎮企業和集體承包為主的

探索起飛階段，以特區經濟、民營經濟和外資企業為主的快速發展階段，以國企改革和外向型經濟為主的穩步發展階段，次貸危機以后我國開始步入以轉型升級為主的后工業化時代。這些階段的時間劃分并不是那么精確，期間不同階段也有交疊，但大體上分別發生在1980s、1990s、2000s、2010s，每十年一波浪潮。

（一）第一波工業化浪潮（1980s-1990s）：鄉鎮企業的制度實驗與艱苦探索

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普遍實施，解放了生產力，大量勞動力從農活中解放出來，形成了一大批待業人員。為解決農村新生待業群體的就業問題，國家在七五計劃中，提出“發展鄉鎮企業是振興我國農村經濟的必由之路”、“鼓勵農民興辦鄉鎮企業”并實施了“星火計劃”等。鼓勵鄉鎮企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加上農村勞動力的解放以及農業剩余的積累，直接推動了鄉鎮企業的快速發展。

據統計，1978—1997年，鄉鎮企業數量從150萬戶增加到2020萬戶。1978年，鄉鎮企業創造的產值僅占農村總產值的24%，到1997年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鄉鎮企業產值只占國內工業部門總產值的9%，1997年這一比重達58%。

鄉鎮企業貢獻舉足輕重：

（1）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1998年鄉鎮企業實現增加值22 186億元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27.9%；上繳國家稅金達1583億元，占全國稅收總額的20.4%。當年鄉鎮企業出口產品交貨值為6854億元，比1995年增長27%，占全國出口的34.8%。

（2）鄉鎮企業充分借助農村勞動力優勢謀求發展，極大改變了中國農村落后的經濟面貌，大大促進了農村工業化、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1998年，鄉鎮工業企業完成增加值15530億元，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46.3%。1998年我國僅建制鎮就發展到1.9萬個，是1978年的5.7倍，全國建制鎮約容納了1.5億農村居民定居，完成了由農民轉向城鎮居民的歷史性跨越，有力地促進了我國農村城市化的進程。

（3）鄉鎮企業的蓬勃發展，不僅為農村地區培育了大量技術工人和企業經營管理人才，而且為企業轉型后通過技術改造和升級提升競爭力奠定了必要的資金和技術基礎。1997年非公經濟發展突破所有制束縛后，大量鄉鎮集體企業轉制成為私營股份制企業，使后者迅速成長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生力量。

這一波工業化浪潮主要以輕工業產品為主。

（二）第二波工業化浪潮（1990s-2000s）：外資企業、民營經濟與特區經濟

上世紀90年代，在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1994年鄧小平南巡講話以后，中國的改革開放向全世界展現了決心和誠意，穩定的社會環境和不斷完善的法制環境，以及全世界優惠的外資政策，開始大幅度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從下圖中我們可以看到正是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進入中國的FDI開始快速增長。

FDI從1990s開始飛速增長

1979年，國務院設立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1982年，國家將原進出口管理委員會、外貿部、外國投資管理委員會等機構合并，統一設立對外經濟貿易部，作為專門的外資管理機構。1986年，國務院出臺《關于鼓勵外商投資的規定》，1988《關于沿海經濟開放區鼓勵外商投資減征、免征企業所得稅和工商統一稅的暫行規定》，1991年，全國人大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商投資企業和外國企業所得稅法》。在2007前實行新稅法之前，中國是周邊國家對外企收稅最低的。

1994年東亞各企業稅率比較

外資企業對我國工業發展提供了重要的資金、技術支持和先進的企業制度與管理經驗，極大帶動了中國產業的擴張和升級。中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從1983年的9.2億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1 260億美元1997—2016年，實際利用外資累計達1.59萬億美元，制造業實際利用外資累計達7 809.6億美元，占比49.1%。2000年以來的數據表明外資企業創造了1/4以上的工業產值，是拉動中國工業增長的重要力量。

從2000—2014年的數據看，外商投資企業在工業企業資產總計中的占比始終保持在20%以上，平均達到23.8%；在固定資產合計中的占比平均為20.6%，銷售產值占比平均達28.4%。截至2013年，已經有1800多家外資研發中心在中國運營，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地區總部超過50家。

作為中國融入世界產業分工體系的重要橋梁，外資企業擴大了中國進出口規模，增加了工業制成品的出口比重，改善了中國出口商品的結構，提高了中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

外資企業出口額及占比情況

私營工業企業的崛起持續推進工業化進程。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1994年鄧小平的南巡講話又進一步推動了改革的進程，民營經濟開始步入中國經濟發展歷史的舞臺。從1998年開始，私營工業企業作為一個獨立的企業類型納入國家統計局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統計范疇。對比1998年和2016年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1998年，在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私營企業的數量僅為6.5%，資產規模、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總額均在5%以下。到2016年，私營企業在數量上已超過一半，資產規模超過20%，主營業務收入和利潤總額均超過1/3。

在這段時間，1980s設立的特區經濟開始發揮出區域帶動優勢。在短短的十幾年里，本著工業投資以吸收外資為主，產品以出口為主的基本原則，特區經濟在迅速發展的同時，逐步形成了以工業為主，工貿結合，外向型、城市型經濟為基本特征的產業結構。1992年深圳三資企業工業總產值占全市工業總產值的69.58%，珠海為69.2%，廈門為55.7%。1986年深圳特區的工礦產品占出口比重60.1%，1992年上升到85.34%；1986年珠海、汕頭工礦產品出口比重則從45.22%上升到58.84%。1986年深圳出口的國家和地區19個，1992年增至122個；1987年珠海出口的國家和地區16個，1992年增至48個；1987年，廈門市屬外貿企業出口27個國家和地區，1992年增至102個。

這一波工業化浪潮開始轉向重工業品和中間品，也就是開始制造生產機器設備。

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的工業增加值情況

（三）第三波工業化浪潮（2000s-2010s）：國企改革與加入WTO后的全球化紅利

國企改革盤活了國有資產，為工業化進程提供了舉國體制優勢，尤其是在發展具有超級規模效應的“大國重器”方面，國企有自身的獨特優勢。1999年出臺的《中共中央關于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為國企改革作出具體部署，加快了國企改革的進程。

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伊始，就開始推動國企改革。四十年來，國有企業改革大體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放權讓利”，嘗試通過承包經營等方式，賦予企業更大的經營自主權和生產積極性，以提高企業活力。第二，從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科學管理”到本世紀初的制度創新與結構調整階段，大體經歷了十年時間。第三，以2003年成立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為標志，改革進入以體制變革推動企業改革與發展的新階段。

工業制成品出口規模增長趨勢

2000s推動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另一核心動力是2003年加入WTO，這標志著中國有了更加廣闊的國際市場，利用勞動力成本優勢將“中國制造”推向了全球。2003年以后工業制成品出口總額不斷攀升，從工業品的出口結構看，大體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分界線，入世前二十年以輕紡產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1994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比重達到60.5%的歷史最高值。入世之后，以2003年機電、高新技術產品等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比重（47.3%）首次超過勞動密集型產品為標志，我國出口商品結構實現了從低附加值的勞動、資源密集型產品向較高附加值的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重要轉變。從工業結構看，呈現明顯的重化工業加速發展趨勢，工業品占世界市場份額大幅提高。

這一波工業化浪潮開始以重工業品，即以機械裝備產品為主。如下圖。

不同類型產業在工業中的產值占比變化

（四）第四波工業浪潮（2010s-）：后工業化時代下的創新式突圍

2000s年代末，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開始進入轉型升級階段。但是由于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并向全球擴散，對中國經濟造成了巨大的影響從而阻斷了這一進程。“轉型升級”只能被迫讓位于“穩定經濟”。為了對沖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下滑，中國在2009年推出所謂的“四萬億”，成功的將經濟挽救于衰退的懸崖，但同時也付出了漫長的代價。其中之一就是中國的工業化轉型升級受到影響，很大程度上重走了數量和速度型的老路。

影響的結果是出現供需錯配問題。2013年以來，鋼鐵、煤炭、水泥、玻璃、石油、石化、鐵礦石、有色金屬等幾大行業，虧損面已經達到80%，產業的利潤下降幅度最大，產能過剩很嚴重。到2015年底，幾大行業的生產價格指數（PPI）已連續40多個月呈負增長狀態，這幾大行業對整個工業PPI下降的貢獻占了70%—80%。傳統工業產能過剩的同時，部分高精尖產品需求得不到滿足。即使在占全球產能一半以上的的鋼鐵行業，2014年我國也有1450萬噸的進口量。而在高精尖制造業，中國每年的芯片進口額超過2000億美元，與每年進口石油的支出差不多。

針對這一問題，中國在2015年前后開啟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并開始啟動推動工業進程向高端產業鏈升級邁進的“中國制造2025”。經過兩年的努力，取得了明顯的效果，PPI自2016年轉負為正，中國制造2025也逐漸發揮出頂層設計和舉國體制的優勢，戰略新興產業創造的工業增加值占比也在不斷提高。但是這一次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后工業時代下，中國將面臨更加嚴峻的考驗。中美貿易摩擦只是其中之一。

供給側改革成效顯現，產業升級任重道遠

改革開放后的工業化進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導致很多學者往往割裂中國的前工業化時代，即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對中國工業化進程的重大作用。實際上，除了物質基礎，前三十年也為后三十年引爆工業革命創造了組織、人力和企業家精神基礎。

首先，人民公社可以看作是一個按照大型工業企業組織的“團隊”生產模式，這種模式突破了“小農經濟”那種碎片零散的組織形式，使得農民較早的適應了集體勞動形式下的生產和考核模式，為后來農民進入鄉鎮企業參加工業化生產打下了基礎。

其次，企業家精神的培育。工業革命引爆的1980s，中國并沒有專門的培養管理者和企業家的商學院，但是卻誕生了大量的卓越的企業家。主要原因就是計劃經濟模式下，尤其是人民公社模式下培養了一批管理干部，他們作為“生產隊長”，在長期的實踐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團隊管理經驗，當鄉鎮企業崛起的時候，他們就搖身一變成為廠長、企業家。我們調研采訪過的很多優秀的企業家，基本都有生產隊長的經歷。比如天工國際的朱小坤先生，曾經同時擔任過三個“生產隊”的隊長！

第三，鄉村層級作為基層單位，具有較大的自治空間，可以大膽地進行制度實驗。即使從高層的角度去看，也認為鄉土中國的制度實驗不會造成大的可以沖擊全局的影響。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在極度嚴密的意識形態禁錮下，從頂層自上而下的進行制度實驗風險非常大，甚至冒著“殺頭”的風險，因此率先允許或至少不明文禁止鄉村層面進行自發式的“承包制”制度實驗，在經濟已然非常落后、制度試錯的機會成本較低的情況下，逐漸成為一種默許式的改革方式。承包制首先在農業生產上進行，繼而在農業器具和機械方面，最后發展成初具規模的、面向消費品的鄉鎮企業。鄉鎮或街道企業，為后來中國工業革命的騰飛打下了基礎。

03世紀之謎：為什么工業革命能在中國引爆——以民營鋼企天工國際為例

天工國際董事局主席 朱小坤

文一教授在《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中提出了一個“世紀之問”：為什么同等條件下，中國能在1980s引爆工業革命？他提出三個令人矚目的解釋：一是在工業化進程中中國龐大的市場自我創造的需求，內生的推動實現了初期的資本積累；二是地方政府官員的資源整合和主動推動區域經濟發展的能力和動力，也就是張五常等提出的“縣域經濟錦標賽”模式；三是計劃經濟體制下的“生產隊長們”釋放的企業家精神，以及集體勞動生產模式下農民訓練形成的工業生產紀律意識。而這些，在同等人口條件下的印度和非洲等地區并不具備。

這些觀點引發了激烈的爭議，國內的很多知識分子并不認同。我們認為，文一教授的解釋并不是沒有道理。至少，在當時意識形態是生產力第一桎梏的束縛下，鄉鎮經濟具有特殊的體制優勢，能實現自下而上的制度實驗。這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相近的邏輯。

這是因為，與城市的國有工廠相比，農村集體工業組織由于處在“兩不管”的夾縫，即身在農口，工業不管它；在農口，又不務農，農口不管它，這就使得它得以享有比較完全的經營管理自主權，自謀生存與發展。因為計劃部門沒有農村集體工業的戶頭，所以它一開始就同市場建立起緊密的聯系，在競爭中安排產、供、銷活動，并接受市場機制的考驗與檢驗，使它具有較強的應變能力和競爭力。農村集體工業同農業有著直接的聯系，較早并比較容易地吸收了農業勞動管理的經驗，實行了比較靈活的勞動制度和分配制度，較少有國營工業中存在的諸多弊端，勞動生產率相對較高。在1965-1976年期間，按不變價格計算，社隊工業產值由5.3億元增長到123.9億元，在工業總產值中的比重由0.4%上升到3.8%。正是集體經濟的存在，一些生產者或者說生產管理者，較早地感知到了市場經濟的脈搏，并在組織生產的過程中習得了許多更加適應市場競爭的管理生產經驗，這些人擁有靈活的頭腦、敏銳的市場感知度、敢為人先的勇氣。可以說集體經濟是他們的試煉場，讓他們隨后的改革開放大浪潮中顯得游刃有余。

為了進一步印證“鄉鎮企業引爆中國工業革命”的假說，我們對一家具有典型“中國工業化進程”印記的企業——“天工國際”進行了深入的調研和分析，發現天工國際的成長經歷，就是一個完整的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微觀縮影，并印證了“生產隊長”成長為全球集團“企業家”的“中國奇跡”。

與中國的工業化進程相對應，天工國際的成長也經歷了大致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1980s，探索與積累階段

1981年，“生產隊長”朱小坤集合后巷和前巷村村民成立農機具修配廠，主要維修農業生產機械用具。從此開始了一個村辦企業長達十年的探索和積累階段。

1982年，成立前巷五金廠，開始生產以紙繩為主的五金用品。

1984年，成立后巷電視天線廠，主要生產電視天線。

1987年，成立丹陽市刃具廠，投資生產工具麻花鉆，成為中國最大的高速鋼切削工具生產企業。

1990年，成立丹陽市機械工具廠，生產機械器具。

從上面十年的歷程可以看出，這一階段的發展思路真的是“摸著石頭過河”，摸著什么樣的石頭？答案是“市場需求”的石頭，即市場需要什么就生產什么，從維修農機具，到生產紙繩、門把手、電視天線、工具麻花鉆，門類多樣，可以說是還沒有聚焦的主要產品，但是慢慢的正在向鋼鐵業靠攏。雖然這一階段是在隨著市場需求進行探索，但是初步實現了原始的積累。這個階段也印證了文一教授的工業化初期中國龐大的市場需求支撐資本積累的解釋。

第二個階段：1990s，突破與聚焦階段

1992年，投資600萬元興辦特鋼廠，開始聚焦鋼鐵行業，成為最大的高速鋼生產企業。高速鋼連續11年位居世界第一。

1994年，產值首次突破億元大關。

1995年，獲得自營進出口權。

1996年，銷售首次突破億元大關。

1997年，經省人民政府批準設立了江蘇天工工具股份有限公司，高速工具鋼產量榮登全國第一位。

1998年，通過中國方圓委IS09002質量認證體系，稅收第一次突破千萬元大關。

1999年自營出口突破1000萬美元大關。

這個階段開始突破鄉鎮企業的固有邊界，開始通過與國有企業進行技術合作，全面聚焦特種鋼行業，為接下來的“羅斯托起飛”（微觀意義）打下厚實的基礎。

第三階段：2000s，發展與飛躍階段

2000年，投資6000萬元國內首創高速工具鋼連軋工程生產。

2002年，從奧地利進口投產了500T精鍛機，M7鉬系高速工具鋼，被審定為國家火炬計劃項目。成立絲錐廠。

2003年，投資近2億元，上馬了1250T快鍛、650、400軋鋼機組。

2005年，開始生產模具鋼。

2007年，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

2010年，成為全球領先的模具鋼生產企業之一，連續五年位列世界模具鋼強企前三強，中國第一位。

這十年是天工國際發展深化的關鍵階段，非常重要。在這十年里天工國際打造了行業中繼特種鋼之后的第二個拳頭產品——模具鋼，并開始在全球范圍的競爭中站穩腳跟、嶄露頭角。當然，這與中國加入WTO后參與全球制造業產業鏈競爭的時代脈搏息息相關。

第四階段：2010s，轉型與升級階段

2012年，開始生產鈦合金。

2015年，開始生產硬質合金刀具產品。

2018年，啟動中國首條粉末冶金生產線建設，并成立中國首個粉末冶金研究院。

天工國際的產品近80%出口到海外。面對金融危機以來嚴峻的國際市場，在發展的第四階段，天工國際不斷增強憂患意識和創新能力，加快了轉型升級的步伐。一方面在技術升級方面，短短6年的時間上線了三大領先國際的生產線：鈦合金、硬質合金刀具和粉末冶金，保持了全球競爭力；特種鋼、鈦合金和粉末冶金入選《中國制造2025》新材料產業名單；另一方面在生產模式方面，大力采用自動化和智能制造技術，在產能不斷翻番的同時，人力投入也在大幅減少，人均產出和生產率也就大幅提高。

《中國制造2025》與鋼鐵行業相關的內容

可以說在當前這一階段，面對錯綜復雜、機遇與挑戰并存且都非常巨大的國內外環境，天工國際表現出了中國制造業特有的精神：保持定力，聚焦主業，絕不涉足主業以外的“來錢快”的領域；傳承吃苦勤勉的精神，保持民企特有的憂患意識，時刻走在技術和模式變革的前沿；保持民企市場化的發展思路，不刻意追求速度和規模，永遠將重心保持在質量和效益上。正是這種獨有的戰略思路，才使天工國際聚焦于那些很難帶來規模、需要靈活體制配套而國企不屑做或很難做的細分領域。

尤其是，四十年來以董事長朱小坤為首的管理層，所沉淀和積累的中國民營企業家獨有的企業家精神，是其它企業并不具備且很難復制的。朱小坤當過三個隊的生產隊長，還當過安保主任，在基層積累了豐富的管理經驗。正是這種土生土長的企業家精神，充分融合了中國特有的勤勉敬業、堅韌不拔和誠信守道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中國民營企業獨特的國際競爭力。用朱小坤的話說，“我最喜歡的是工作，最害怕的是節假日”，“我們是民營企業，我們必須時時刻刻保持憂患意識”。中國這一代飽含“中國制造”精神的企業家令人敬佩，也是未來中國第四波工業化浪潮順利推進的希望所在！

04未來展望：世界離不開中國制造，中國制造離不開優秀民企——以西京投資的投資邏輯為例

中國工業革命的獨特之處是，它先是自下而上的基層實驗，形成寶貴的經驗以后，再自上而下設計成合法化的體制變革。從而形成改革試錯成本最低、觸及既得利益者最少的改革路徑。

當前，這種“摸著石頭過河”的模式正在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百年未有之大變局”，這一詞匯并不是來自于自媒體，而是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官方語境。當前投資的主邏輯，需要站在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時代河流上，從國內和國外兩個層面去理解這個“大變局”。

國內層面，要認識到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進入了新的階段，類似西方發達國家曾經走過的“后工業化時代”（當然中國有自己獨有的特征）。同時，我們依然沒有完全走出10年前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從而引爆全球的金融危機，至少當時為了對沖經濟滑坡而采取的刺激政策所形成的直接和間接連鎖債務不僅沒有出清，還形成了不斷滾存的新債務和新的過剩產能。因此可以說我們依然處于“后危機時代”，這也是高層啟動供給側改革和防風險攻堅戰的根本原因。因此，國內的“大變局”，主要體現在“后工業化時代+后危機時代”的疊加局面，有挑戰的一面，更有機遇的一面。

國外層面，在中國引爆并推動的三次工業化浪潮，在進入信息技術革命背景下的“高端制造”階段后，以“中國制造”為標志的舉國動員機制與國家戰略，不可避免的在全球產業鏈層面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狹路相逢、針鋒相對。這是中國工業化進程進入后工業化時代后外部風險的典型形式。由此，中國必須走出過去以追隨、模仿、低成本為主要模式和競爭優勢的發展道路，在創新、原創、高附加值等方面做出自己獨特的優勢。這就需要中國的工業化進程，通過自上而下的頂層設計進入新的階段。這其中，必須發揮好民營企業的制造業精神和企業家精神，尤其是激發民營企業家在新的工業革命浪潮中敢于“創造性破壞”的智慧和魄力！

中國建國七十年、改革開放四十年以來的四波工業化浪潮證明，制造業競爭力并不是簡單的體現在產業和技術，而是幾十年如一日的積累和沉淀形成的精神和文化。制造業對產業工人要求的是“工匠精神”，對管理層要求的是獨有的企業家精神。技術可以移植，模式可以復制，但是這種制造業精神，卻是無法移植和復制的。這也是曹德旺將工廠轉移到美國后，抱怨招不到合格的工人和干部的根本原因。

中國獨有的制造業文化和企業家精神，恰恰就是西澤投資管理公司投資中國民營制造業企業的基本邏輯。西京投資的前身是1996年由三位施羅德基金經理成立的Atlantis投資管理公司，2009年由劉央女士全資收購后改名為西澤投資（原西京投資），整個投資邏輯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配置主線全面轉向中國優秀的民營企業，尤其是優秀的、代表未來生產力發展方向的制造業企業。

做好制造業需要堅韌不拔的民族精神，堅定不渝的投資民營企業、民營制造業也需要一種精神和文化積淀。西京投資就是幾十年如一日堅持踐行這個理念，并形成獨有的投資風格和氣質。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第一批內地民營企業登陸香港資本市場以來，西澤投資就將其作為主要的投資標的和配置對象。幾十年來，西京投資支持了中國民營企業的發展，同時中國優秀的民營企業也以優異的成績回報了西澤投資。西京投資成功案例之一就是威高股份（1066 HK），從一家山東威海的鄉鎮企業發展成為世界級醫療設備制造業的龍頭企業。西京投資從IPO投入并重倉八年之久，實現35倍的驚人回報。這些都是踐行中央呼吁金融支持實體經濟的發展和支持優秀民營企業最好的實際行動。

天工國際是優秀制造業民企的典型代表。天工國際2007年登陸港交所，最近一年多成為西京投資的重要投資標的并獲得不斷增持，當前占已發行的有投票權股份百分比為6.12%。天工國際也以不俗的表現回報投資者的信賴。天工國際以其強勁的資本市場表現，展現了中國制造業獨有的精神和風骨。當問及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時，董事長朱小坤回答說：

“中美貿易摩擦對我們幾乎沒影響，美國的客戶最后都主動承擔上調的關稅。為什么會這樣？因為他們離不開我們，全球經濟離不開“中國制造”！”

當我們問及劉央女士為何在當前大盤并不看好的形勢下還一再增持天工國際，她的回答同樣讓人動容：

“我們為什么投資天工國際？因為它代表著中國傳統智慧、文化與現代工業的完美結合，它代表著精益求精、吃苦耐勞、堅韌不拔的制造業精神。中國過去靠的是制造業，未來還是要靠制造業，尤其是高端制造業。像天工國際這樣優秀的制造業民企，承載著中國未來的百年國運！”

參考資料

文一，《偉大的中國工業革命——“發展政治經濟學”一般原理批判綱要》，清華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版。

劉艷紅，郭朝先，《改革開放四十年工業發展的“中國經驗”》，經濟與管理，2018(5):1-11

徐建偉，王岳平，付保宗，《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工業發展的階段性特征與未來展望》，經濟縱橫.2017(3):83-90

楊東偉，《供給側改革與中國工業未來發展》，中國工業評論，2016（1）：16-21

陳其林，《90年代后期中國經濟特區的產業結構和產業政策》，經濟學家，1995(5)

【免責聲明】本文僅代表趙建院長個人學術觀點，旨在交流與探討。內容僅供參考，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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