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每年超2000萬人出國看病

2026.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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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第一財經 馬曉華、吳斯旻

封圖| AI生成

在全球化進程加速、醫療資源非均衡分布的背景下，國際醫療旅游已成為一個規模龐大且持續增長的市場。每年有數以千萬計的患者跨越國界，尋求更優質、更快捷或更具性價比的醫療健康服務。中國，作為醫療資源總量豐富、臨床經驗密集的國家，在這場橫跨各大洲的“醫療遷徙”中，正成為新的目的地。

然而，面對這塊跨境醫療旅游“蛋糕”，擁有頂尖技術實力、豐富醫生經驗及就醫便捷優勢的中國醫療機構，應如何分享？

全球醫療旅游格局已變

“目前全球醫療旅游市場的基本格局，一端是追求性價比的中等收入群體，從高成本國家流向低成本國家；另一端是追求頂級醫療的高凈值人群，從醫療水平較低國家流向頂尖醫療國家。這一現象的背后，是不同國家醫療水平、費用體系、保險覆蓋及服務能力的巨大差異所驅動的跨境醫療流動。”盛諾一家總經理蔡強表示。

全球醫療旅游指南《病人無國界》（Patients Beyond Borders）的相關數據顯示，全球每年有2100萬~2600萬人出國接受醫療保健服務，預計醫療旅游市場規模將由2019年的1026億美元上升至2027年的2727億美元，年復合增長率達15%~25%。

作為高端醫療技術的代表，美國依然是重要的跨境醫療目的地之一，尤其在復雜專科治療、癌癥診療、心臟手術及臨床試驗領域。根據美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管理局（ITA）的公開報告，疫情前（2019年）美國每年接待約80萬至100萬國際患者，醫療旅游收入達數十億美元。

不過，曾經以歐美為主要目的地、尋求高端醫療服務的市場格局正在改變，其中亞太地區國際醫療旅游產業增長尤為突出。比如，根據馬來西亞醫療旅游理事會（MHTC）發布的數據，2023年馬來西亞共接待了超130萬名醫療游客，創造了超20億馬幣（約4.25億美元）的醫療旅游收入。

中國長期以來是國際醫療的“客源國”，但近年來，憑借部分專科領域的醫療技術優勢、創新藥械產業的發展、對外開放力度加大以及全球華人帶來的“天然流量”，入境醫療旅游逐漸興起。但作為“后起之秀”，無論是在亞太地區還是在全球市場，要想從國際醫療旅游中“分一塊大蛋糕”，并非易事。

“現階段，主要競爭來自其他亞洲國家。”艾社康亞洲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劉暢表示。

他解釋說，以東南亞地區為例，該區域內部的多層次跨境醫療格局已然形成。在柬埔寨、孟加拉等中低收入國家，出于成本考慮，當地人可能會就近選擇去越南就醫；在印尼等國，有不少中高端人士會去馬來西亞、新加坡等國尋求健康和醫療服務，后者不僅有地緣文化和多語言交流優勢，也已形成較為完整的服務業態，擁有一眾專門從事醫療旅游服務的中介機構，當地提供相關服務的醫療機構每年還會組織成規模的跨境健康體檢服務，以此形成鄰國患者的就診“粘性”；至于醫美、抗衰等需求者，則會去日韓國家；如果是更強經濟實力的人群，仍會流入歐美市場。

也就是說，在當前這張全球醫療等級地圖上，各國定位清晰。無論是頂級醫療還是高性價比服務，多數國家已在跨境醫療市場中占據一席之地，但中國的份額還微乎其微，且打破固有格局非一日之功。

定位“性價比”

從供給側能力建設來看，醫院，尤其是公立醫院，開展國際醫療業務需要政策支持、大量資金投入和高頻次的國際業務洽談。

近年來，面對千億美元級的增量市場，中國作為后來者，在深化高水平開放的背景下，央地陸續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支持醫療旅游及國際醫療發展。

2013年，以建設海南國際旅游島為契機，國務院正式批復海南省設立博鰲樂城國際醫療旅游先行區，并提供相關政策支持。作為我國唯一的“醫療特區”，海南博鰲樂城2024年接待醫療旅游41.37萬人次，同比增長36.8%。

此外，在北京、上海等中國優質醫療聚集的入境口岸城市，中國頭部醫療機構的國際門診部憑借其綜合實力與服務能力，正逐步成為國際醫療市場中不可忽視的力量。

在2020年和2023年，北京先后推出2批國際醫療試點醫院，包括社會辦醫療機構和公立醫院；上海則在2020年和2023年分別提出對社會辦醫療機構和高水平公立醫院開展國際醫療旅游試點工作，相關數據顯示2024年1~6月，上海國際醫療服務總量達30.55萬人次。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鏡朗特需與國際醫療部主任馬飛告訴第一財經，在去年下半年擴容后，上海公立醫院國際醫療旅游試點單位已增至22家。

“北京協和醫院、中日友好醫院等機構的國際門診部早已形成一套成熟的服務體系，能夠為患者提供全方位、多層次的醫療支持。在中國，可能很快就能安排手術，費用也比歐美低很多，這是很大的吸引力。其次，國際部藥品品規與國際接軌，差異性不大。同等技術水平的治療費用顯著低于歐美發達國家，且包含全程高端服務，性價比備受國際患者認可。”一位三甲醫院的國際部主任表示。

作為中國第一例外籍患者使用CAR-T療法的商保承保方，安盛天平的首席健康險業務官丁侃給第一財經算了一筆賬：該名東南亞籍患者的總醫療費用約為200萬元，包含了120萬元的CAR-T治療費用。如果同樣的診療發生在美國、英國等國家，患者支出可能數倍于在中國的治療支出，甚至可能達到100多萬美元。中國在高端醫療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上的優勢，可見一斑。

不僅如此，國際門診聚集了大量高年資、經驗豐富的專家，許多醫生具備海外研修背景，技術能力與國際同步甚至領先。在綜合診療能力上，相比國外更具優勢，尤其在腫瘤、心腦血管、復雜手術等領域具備高成功率與豐富臨床經驗。

“我們的醫生一年做的手術量，可能是國外醫生一輩子的量。”上述主任表示。

“相比歐美國家數月至半年的手術排隊時間，國際門診可快速安排專家會診、檢查與手術，大幅縮短治療周期。對于多病共存或復雜病情患者，可高效組織多學科會診（MDT），提供一體化解決方案。”他同時表示，“我們很早就開始接收國際患者，大多數是華僑以及‘一帶一路’國家患者。”

很顯然，中國的核心優勢在于“性價比組合”：接近發達國家水平的關鍵醫療技術（尤其是復雜手術），疊加顯著低于歐美的費用，以及遠超許多發展中國家的龐大臨床經驗和專家資源。

若想在全球醫療旅游市場中占據一席之地，精準的定位極為重要。

“我們不可能讓美國的比爾·蓋茨來協和看病，這不現實。”蔡強對中國醫療的“出海”定位非常清醒，“應放棄爭奪全球最頂級的富豪客戶，轉而瞄準兩類更具現實可能性的群體。”

蔡強表示，第一類，是醫療水平低于中國的發展中國家的高凈值人群；第二類，是海外華人及發達國家中對價格敏感、在當地保險覆蓋不足的群體。

上述主任所在的機構，已經驗證了第一條路徑的可行性。他們服務的印尼肺癌患者，正是被中國已上市、而當地尚未獲批的新藥所吸引。

“近年來，中國在創新藥械研發方面取得了顯著進展，一些創新藥械產品在國際上具有一定的競爭力 。同時，政府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加快創新藥械的上市和應用。另一方面，國際前沿藥械在中國內地也能使用。”香港大學深圳醫院（下稱“港大深圳醫院”）副院長何家儀在接受第一財經采訪時表示，以該院為例，截至目前，醫院已通過“港澳藥械通”政策獲批引進國際前沿藥品34種，器械18種，境外的患者可能會為了使用這些藥物而來。

亟須破除的短板

中國醫療憑借龐大的臨床經驗、快速跟進的技術能力和相對的成本優勢，已經站在了市場的門口，但若想真正分羹國際市場，必須破除幾大短板。

首先是醫療簽證，但這一短板已得以補足。馬飛介紹，目前可以由國內醫療機構發起邀請函，幫助外籍人員拿到口岸簽證，以獲得不超過30天的入境停留時間。如果30天期滿，患者尚未完成治療，可由醫療機構遞交患者醫療診斷等，向有關部門提出延遲出關申請。

其次是藥品與器械的可及性。 雖然國際部理論上可不受醫保目錄限制使用進口藥，但受制于醫院的藥品采購政策，許多新藥、特藥實際“有藥可用，但院內無藥”。一位國際部門診的醫生表示：“有些藥醫院沒采購，就只能院外自購，這增加了患者的風險和麻煩。”

馬飛表示，目前公立醫院國際醫療部的創新藥械配置可能不夠齊全，但也與需求和醫院管理成本有關。但在實踐中，由于臨采路徑較為通暢，從醫生提交申請到資產管理部門進行審批采購，可能只需要不到一周的時間。而針對專程來華就醫的外籍患者，其治療方案和預支付環節往往前置于患者抵華之前就已完成，故而并不會耽誤患者治療。

與此同時，針對一些臨床急需用藥也有“特事特辦”通道。馬飛舉了一個例子：全球首個軟骨發育不全（ACH）靶向治療藥物伏索利肽在中國和新加坡均沒有上市。但根據中國“臨床急需藥品臨時進口”的有關規定，去年該院已有患兒用上了這款藥。當年，一名6歲新加坡籍ACH患兒家屬聞訊帶孩子來滬求藥，從申請到使用花了2個月左右。

再者是醫院自身軟實力的提升，包括語言與文化服務能力等。一名以色列籍人士告訴第一財經，去年他和家人來華旅游時，偶因胃部疼痛去往醫院就診。但在他去往的幾家公立醫院，均需要通過手機軟件完成同聲傳譯，且服務體驗“不算好”。

“如果是日常溝通，翻譯軟件或許可以。但涉及病情告知、手術風險溝通，機器翻譯是可能出人命的。”蔡強表示。

上海某三級醫院國際醫療門診的醫生進一步對第一財經分析說，與中國患者普遍更聚焦于“找到最好的醫生、解決最急的病痛”相比，外籍患者的關切點更偏向人文關懷、一對一的問診環境和流程中的隱私保護，這些是他們評價醫療服務的主要標準。換言之，溝通與同理心是“核心價值”，他們也期待醫生能夠流利使用英文溝通，能用英語（或通過專業醫學翻譯）清晰解釋病情，看重醫生是否愿意傾聽、是否尊重他們的選擇、是否理解其文化背景帶來的焦慮。

此外，在持國際商業保險的企業和個人客戶作為跨境醫療主要參與者的背景下，有多少國際商業保險公司將中國醫療機構納入保單、涵蓋中國醫療機構的數量多寡，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跨境醫療需求者在相似醫療條件下的流向。多名受訪業界人士坦言，目前國際醫療保險中涵蓋中國醫院的數量并不多。

不過，丁侃認為，機遇在于近年來一些國際保司在中國成立子公司，亦有更多中國保司發展國際業務，這些保司開發的國際醫療保險產品的醫院清單中，往往會涵蓋中國主要城市的頭部醫院。一旦該保司與某家醫院支付打通，還可以將該醫院列入這家保司的其他旅游險產品中。這無疑增加了外籍患者對中國醫療的知曉度和可及性。

但更深層次的短板是國際品牌認知的缺失。“我們總認為協和、華西天下皆知，但在外國人，甚至東南亞人眼里，他們可能根本沒聽說過。”上述醫生表示。與之形成對比的是，馬來西亞、泰國政府每年投入巨資，在海外系統推廣其醫療旅游品牌。

“中國高水平醫生集中在公立醫院，公立醫院品牌傳播意識相對薄弱，在開展國際醫院間合作時面臨一些政策限制，缺少‘輸出國’醫院背書，依靠患者口碑相傳，難以形成聲浪。”劉暢說。

微信編輯| 小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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