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四八空難”，飛機上另有3人的地位高過葉挺，分別是誰？

1946年4月8日這天下午，延安東關機場的氣氛壓抑得簡直能擰出水來。

毛主席在跑道邊不停地轉圈，眉頭鎖得死緊；朱老總特意換了身嶄新的軍裝，眼巴巴地望著陰沉沉的東南天邊，那眼神讓人看了心酸。

本來該下午一點降落的飛機，直到天黑透了都沒動靜。

等到西安那邊傳來確實的消息，說那架編號476650的C-47“迷航未歸”時，幾千人的接機現場沒亂，反倒是一片死寂。

這架飛機掉下來，損失太大了，如果不算葉挺將軍，光算王若飛、博古和鄧發這三位，這相當于是直接折斷了當時中共在政治談判、宣傳輿論和核心安保三個維度的“承重墻”。

大家提起“四八空難”，眼光總盯著剛出獄的“鐵軍”軍長葉挺，這也難怪，名氣在那擺著。

可要是咱們把歷史鏡頭拉近點，看看機艙座位表，你得嚇一跳。

這另外三位爺，那資歷和職級，放在當時哪個不是響當當的人物？

這根本不是一場普通事故，這是把延安的天捅了個窟窿。

咱們先聊聊王若飛，這人可是周總理認證的“一生摯友”，屬于那種典型的“人狠話不多”的大佬。

王若飛這名字，在那會兒就是“統戰”界的硬通貨。

他是周恩來的留法老同學，倆人配合起來簡直是無縫銜接。

早在30年代，人家就是駐共產國際的代表，在莫斯科那是能直接跟大佬對話的。

但這人最牛的不是履歷，是骨頭硬。

1934年被叛徒賣了，在包頭蹲大牢。

國民黨特務都納悶，這書生看著文文弱弱的，怎么骨頭比鋼筋還硬？

整整兩年，變著法兒折磨，愣是沒撬開他的嘴。

這種在絕境里還能保持思考的人，才是最可怕的對手。

到了1946年那個春天，局勢亂成了一鍋粥。

國民黨一邊在桌上跟你扯皮，一邊在地上磨刀。

王若飛當時是重慶談判的代表，這活兒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他天天在民主黨派中間穿梭，把蔣介石“假和平、真內戰”那點底褲都給扒干凈了。

他在談判桌上說的每一個字，都在給后來的解放戰爭搶占道德高地。

那天上飛機前，他是真累啊，帶著一身疲憊和滿腦子策略，誰能想到，這一走就是永別。

說完王若飛，咱們再看看秦邦憲，也就是博古。

現在的年輕人聽到“博古”，第一反應是不是課本里那個犯了“左傾錯誤”的倒霉蛋？

沒錯，歷史不撒謊，他年輕時候確實因為聽了李德的忽悠，讓紅軍吃了大虧。

但這事兒吧，得兩說。

人是會變的，尤其是政治家。

在遵義會議那個節骨眼上，面對鋪天蓋地的批評，博古干了一件讓所有人都服氣的事——他沒鬧脾氣，沒搞分裂，老老實實交權，還堅定地支持毛主席。

這格局，你放現在職場上都沒幾個人能做到。

你看同期的張國燾，權力沒了就想單干，最后直接叛變；博古呢？

人家那是真“知錯能改”。

長征路上張國燾想另立中央，博古第一個站出來反對，死死站在毛主席這邊。

后來毛主席提長征功臣，特意囑咐必須加上博古的名字，這分量你品品。

到了延安，博古更是開了掛，一手辦起了《解放日報》，用筆桿子跟國民黨對轟，硬是把輿論陣地給搶了回來。

那天他上飛機時才39歲，正是一個男人的黃金期，他本來有機會洗刷前半生的遺憾，結果老天爺沒給他時間。

再看坐在角落里的那位——鄧發。

這名字在國民黨特務圈里，那是能止小兒夜啼的。

他是中華蘇維埃第一任國家政治保衛局局長，說白了就是紅色政權的“守護神”。

從1931年開始，他干的都是核心中的核心工作。

長征路上，一邊打仗一邊還得盯著中央機關的安全，這人就跟影子一樣，冷得讓人發抖。

但你別看他外表冷，心里熱著呢。

抗戰以后，鄧發轉型了，不怎么抓特務了，改行搞職工運動和黨校建設。

這跨度夠大的吧？

從“特務頭子”到“工運領袖”，人家干得照樣風生水起。

遇難前，他剛從巴黎參加完世界職工代表大會回來，那是帶著國際工運的支持回來的。

他以前說過一句話，特文藝：“我將化成一只飛鳥，翱翔于大風暴的天空，永遠不會停下?！?/p>

結果誰知道，這話真成了預言。

40歲，這只“飛鳥”真的在黑茶山的風暴里折了翅膀。

這場空難對當時的中共來說，真的就是一場十級大地震。

你想啊，葉挺懂軍事，王若飛懂統戰，博古懂宣傳，鄧發懂組織保衛，這四根柱子咔嚓一下全斷了，這損失哪是錢能衡量的？

當時延安《解放日報》頭版那真的是一片淚海，朱老總寫悼詞的時候手都在抖，說這是“我黨巨大的損失”。

咱們現在回頭看，這四位烈士性格不一樣，經歷也不一樣，但骨子里那股勁兒是一樣的：在個人利益和革命大局面前，人家永遠選后者。

王若飛坐牢兩年不低頭，博古背著歷史包袱默默干活，鄧發從高層轉去干群眾工作毫無怨言。

他們不是神，是有血有肉、會疼會累的人。

飛機雖然碎在了黑茶山，但歷史沒停下。

正是因為有這么一幫人在至暗時刻把自己點了天燈，才照亮了后來的路。

今天咱們聊這個，不是為了哭慘，是得明白那代人為了贏，是真的敢把命豁出去。

那架C-47沒飛到終點，但它帶的東西，早就在地里生根發芽了。

1946年4月19日，延安舉行公祭，三萬多人哭聲震天，毛澤東寫的挽聯就掛在最中間，那上面的字，力透紙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