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于文史道,作者冰伊
1979年2月17日,中國發動了對越自衛反擊戰,震驚世界。
那一刻,震碎的不僅僅是邊境的寧靜,更是無數中國人心中關于“同志加兄弟”的美好濾鏡。
就在幾個小時前,那里還被視為雖然有摩擦、但終歸是“一家人”的鄰邦;而從那一刻起,變成了血與火的戰場。
當時人們難以理解:為了支援越南抗美和發展,中國人勒緊褲腰帶,寧可自己吃紅薯干,也要將最好的大米送到越南,為何越南說翻臉就翻臉了呢?
還有,越南剛剛經歷了三十年戰火、百廢待興,為何要在此時挑釁北方強大的鄰居呢?
多年后,越共前總S記黎筍的長子黎堅成面對鏡頭,緩緩揭開父親心底那段“流膿的舊傷”,讓世人得以窺見那場戰爭背后真正的導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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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日內瓦協議埋下仇恨種子
1954年,對于越南共產黨人而言,本應是狂歡的年份。
在奠邊府戰役中,越南軍隊創造了奇跡,將武裝到牙齒的法國殖民軍打得跪地投降。
那是亞洲被壓迫民族的輝煌時刻,整個越共高層都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他們計劃乘勝追擊,一舉推平南方,徹底趕走法國人,實現國家的完全統一。
然而,日內瓦會議的召開打破了他們的美夢。
此前,越南認為,參與日內瓦會議的量大強國,中國和蘇聯會站到他們一邊,極力支持越南的統一行動。
而結果卻出乎預料,當時中蘇兩國一方面站在各自的角度,另一方面站在國際形勢的背景之下,極力勸說越南見好就收。
最終達成了以北緯17度線為界,越南一分為二的方案:北方歸越共,南方暫時留給法國扶持的政權,兩年后再通過大選來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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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方案在外交層面來看,是成熟且理性的,避免了戰火的進一步升級,保全了大多數越南人民的根本利益。
但對于黎筍來說,那卻是無法接受的“背叛”。
當時,他作為南方局的主要領導人,正帶著兄弟們在南方的叢林里與法軍浴血奮戰,將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拼命。
而北方正規軍的撤離,讓他和他的南方游擊隊陷入了孤軍奮戰的絕境。
更糟糕的是,美國很快撕毀了“兩年后大選”的承諾,扶持的南越政權對留下的革命者進行了瘋狂屠殺。
看著身邊戰友一個個倒在血泊中,黎筍心中的恨意瘋狂滋長,他將這一切都歸咎于中國。
尼克松訪華的“致命一擊”
1972年,越南戰爭正處于最瘋狂的階段。
黎筍和越共高層躲在防空洞里,咬著牙死撐,他們心中唯一的底氣就是身后有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強大的社會主義盟友。
尤其是中國,是越南的大后方,是物資的生命線。
然而,就在越南人流血流得最兇的時候,北京傳來的一則新聞畫面,讓黎筍感到一陣天旋地轉,隨之而來的是徹骨的寒意和爆發的怒火。
美國總統尼克松落地北京,毛主席和尼克松的手緊緊握在了一起,周公設宴款待了尼克松。
那一被稱為“改變世界的一周”的盛大外交活動,在中方看來,是為了國家生存的無奈與智慧之舉。
要知道,當時中蘇關系已經惡化到在邊境陳兵百萬,隨時可能爆發核戰爭,中國急需拉L美國來平衡蘇聯的威脅,打破外交孤立。
但在黎筍眼中,那卻是赤裸裸的“出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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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覺得前線越南戰士正在被美國炸彈炸得粉身碎骨,而后方的大哥卻正跟扔炸彈的仇人把酒言歡。
那不僅僅是感情上的背叛,更是一種政治上的交易。
那一事件成為了壓垮黎筍對中國信任的最后一根稻草,信任的大廈在這一刻轟然倒塌,連廢墟都沒剩下。
地區霸權與外部誘惑
1975年越南統一后,黎筍的野心逐漸膨脹。
他不再滿足于越南的獨立和統一,而是妄圖建立一個“印度支那聯邦”,將老撾、柬埔寨納入自己的勢力范圍,成為中南半島的霸主。
為了實現那一野心,越南開始了一系列軍事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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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底,越南出動20余萬人侵入柬埔寨,扶持了一個傀儡政府。
與此同時,國際形勢的變化也為越南提供了外部誘惑。
當時中蘇關系破裂,蘇聯為了在遠東地區遏制中國,急需一個代理人,而越南正好符合其需求。
蘇聯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先進武器裝備,在短短幾年間,越南空軍就接收了三百架來自蘇聯的先進飛機,其他武器裝備更是不計其數。
越南還加入了經互會,與蘇聯簽署了《蘇越友好合作條約》,得到了蘇聯的全方位支持。
在蘇聯的支持下,越南更加有恃無恐,開始對外吹噓自己是“世界第三軍事強國”。
黎筍認為,有了蘇聯這個強大的靠山,再加上自己剛剛經歷戰爭洗禮、擁有豐富作戰經驗的軍隊以及美軍留下的價值超過20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越南已經具備了與中國抗衡的實力。他錯誤地估計了形勢,將中國的忍讓當成了軟弱,認為中國不敢輕易發動戰爭,從而更加堅定了他挑釁中國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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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援助的依賴與索取無度
戰爭期間,黎筍雖然是一位態度強硬、立場堅定的領導者,但他卻不會搞建設。
他曾經承諾要讓越南人民的生活水平與其他發達國家持平,然而他的經濟政策卻極其粗暴,只會不斷發行紙幣,并且經常性地以新幣取代舊幣,制造通貨膨脹。
一旦民間的反對聲浪高漲,黎筍就會找幾個高官來當“替罪羊”,然后繼續既定政策。
越南戰爭結束后,越南老百姓的生活并沒有得到改善,反而越過越窮。
面對經濟困局,黎筍除了對內挖掘潛力之外,只能向其他國家尋求援助。
而在經濟上給予越南援助最多的國家無疑就是中國。
從1949年開始到1978年停止援助,將近30年間,中國給越南的經濟援助總價值超過了兩百億美元。
要知道,在1975年,中國的外貿規模也不過是兩百億美元,外匯儲備更是只有9億美元不到,這充分顯示了中國援助越南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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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黎筍卻貪得無厭,不斷向中國索要援助。
當中國出于自身發展的考慮,表示希望越南讓中國“喘口氣”,并拒絕了他的進一步要求時,黎筍立刻感覺到經濟上捉襟見肘。
他認為中國不再支持越南,與中國的關系也就沒有必要繼續維持下去,從而更加堅定了其F華的立場。
在上述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黎筍最終決定鋌而走險,向中國開戰。
后來黎筍長子黎堅成回憶稱,父親并非不知中國軍力,而是陷入一種“冷靜的瘋狂”:
他相信蘇聯會在北方牽制中國,自己則可在南方速戰速決;他更認定中國剛結束十年動蕩,不會也不敢大動干戈。
于是,當北京連續發出“勿謂言之不預”的最后通牒時,河內將其譏為“紙老虎的咆哮”。1978年12月,越南10萬大軍攻入柬埔寨,僅用兩周占領金邊;同月,中國高層決定對越“自衛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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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月17日凌晨,萬炮齊鳴,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
僅用28天,中國軍隊便攻占諒山、高平、同登等重鎮,兵鋒直指河內。
黎筍這才發現,蘇聯的“支援”僅限于外交辭令和海上運槍,而越南則不得不把全部精銳陷在柬埔寨泥潭。
戰后,越南經濟崩潰,錯失亞洲“四小龍”騰飛機遇,印支聯邦夢碎,蘇聯也在十年后解體。
黎堅成坦言:“父親賭輸了,越南用獨立換來了對蘇聯的依附,卻把最大的恩人變成了死敵。”
今天回望,中越之戰并非簡單的邊界糾紛,而是一段被“歷史積怨”“大國博弈”與“小國野心”共同驅動的悲劇。
黎筍心中的兩根“毒刺”——1954年的日內瓦、1972年的尼克松——讓他寧可賭上國運,也要對中國拔刀相向。
最終,刺痛的不僅是兩國軍民,更是整個東南亞的和平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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