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教授不要編制了，在打誰的臉？

大家聽到過吧？一些高校的法學院里時常飄著一句潛臺詞：“課上講得再爛，庭上也能掙回來。”

于是，有些學生常常見到這樣的“雙料明星”：

——鈴聲響，他夾著還沒歸檔的案卷沖進教室，PPT幾年不換，開場白永遠是“我昨天在中院開的那個庭啊”；

——結課當天，微信群秒變“法律咨詢群”，紅包不收就發語音“咱們同學之間不打官司，要打折”；

——研究生答辯，題目是他正在代理的買賣合同糾紛，連證據清單都來不及脫敏，學生得自己把客戶名字涂黑。

銅臭味順著講臺往上爬，學術就成了遮羞布。學生們私下給這種老師起了統一代號：“包工頭”。

徐昕偏在這個節骨眼上，把“教授”頭銜輕輕放下，凈身出戶，留了句：專職律師，余生請多指教。

沒有“保留教授待遇”，沒有“特聘研究員”緩沖，也沒有“停薪留職”的灰色臺階。

五十多歲的人，一刀把兩條船劈成一條獨木舟，干脆得讓還在玩“踩一字馬”的同事們腳底發涼。

這里趕緊需要說明的是，以下對比只是我基于當下一些高校現象的看法，未必就是徐教授本人轉崗的真實出發點；他或許只是單純想專注辯護，也或許另有考量。

但“凈身出戶”的客觀效果，確實把三層對比擺到了聚光燈下——

一層是對“課堂帶貨派”的當頭棒喝。

那些把教案當廣告頁、把研究生當授薪助理的“包工頭”們，最怕的就是被拉平比較：

同樣代理大案，有人把庭前備忘錄改寫成教學案例，有人把客戶合同原封不動甩進課堂；

同樣兼職，有人用辯護詞反證證據法理論，有人用學生作業替自己寫法律意見。

徐昕的離場，客觀上等于公開宣告：想掙錢可以，別拿講臺當收銀臺；想帶學生，先把案卷放下。

高校里那句“又不耽誤上課”的自我安慰，從此多了個活生生的反例——“不好意思，我專職了，也凈身了。”

二層是對“行政和稀泥”的響亮耳光。

管理部門最愛用的擋箭牌是“兼職不違法，只要完成教學工作量”。

于是，課時可以壓縮成“專題講座”，考試可以外包給助教，指導可以微信語音六十秒，只要紙面工作量達標，銅臭就被合法漂白。

徐昕干脆把編制交回去，讓行政再無借口：

看清楚了，不是兼職逼走學者，是學者不屑與爛規則共舞；別再拿“制度允許”當遮羞布，制度的臉面已經被自己人撕下來踩了兩腳。

三層對學生最體面的“保護性離場”。

“教授”身份一旦變成營銷標簽，學生就成了天然獵物：課堂信任被兌換成案源，學術權威被變現為律師費。

徐昕的凈身出戶，等于親手切斷這條“師生變現鏈”：從此他接的每一個案子、收的每一分錢，都與講臺無關；學生再找他，只能以當事人身份談委托，不再被“師生情”裹挾；課堂少了一個人，卻少了整條銅臭生產線。

這不是清高，而是最基本的職業倫理：要么教書，要么掙錢，別在同一間教室里切換幣種。

所以，當坊間還在感傷“又少了一位名師”時，不妨把鏡頭調轉——

該感傷的是那群仍在“腳踩兩條船”的人：他們看到的不是徐昕的決絕，而是自己的尷尬；他們擔心的不是學術損失，而是少了一塊“教授律師”的金漆招牌；他們最怕學生私下議論：“連徐昕都嫌臟，你們還要踩多久？”

“凈身出戶”四個字，聽上去像自我流放，實則是對個別法學院銅臭生態的一次精準消毒：把講臺還給教學，把法庭還給律師，把選擇還給學生。

下次再遇到在課堂上暗搓搓發名片的“包工頭”，學生大可以甩出一句：“不好意思，徐昕老師已經專職了，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