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當局表示，臺灣和美國對等貿易協議將于數周后簽署

就在剛剛，
臺灣地區“民進黨”當局突然宣布，
1月19日，臺灣地區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從美國返臺時表示，臺美對等貿易協議將于數周后簽署，完成關稅談判的最后一里路。

從鄭麗君返臺的時間節點，到美方事先釋放的合作信號，再到島內媒體快速配合的宣傳節奏，這一切都透露出高度策劃的痕跡。

不過，外包裝再漂亮也掩蓋不了核心內容的沉重。

這份協議的核心內容之一，是臺灣將在未來幾年內對美國進行高達5000億美元的產業投資，占其本地GDP的56.8%。

對比之下，日本與美國的雙邊投資占比僅為12.8%，韓國為18.8%。臺灣將承擔如此龐大的投資體量，顯然已經超越了常規經濟合作的范疇，更像是一種經濟資源的再配置。

協議中有關“稅收優惠”的部分，被鄭麗君視作“重大突破”，但其背后的限制條件卻鮮有人提及。

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美國僅在臺方企業完成在美建廠、達成量產目標后，才可享受5%的稅率差。

這種模式看似提供了市場便利，實則是通過設定前置條件，讓臺灣企業必須大規模遷移產能、投入巨資，才能勉強獲得“優惠”。

更為關鍵的是，美國仍保留以“國家安全”為由重新加稅的權利，也就是說，即便臺灣企業滿足所有條件，也可能因政策變動而被中止既有優惠。

這種單方面可變更的條款，令“對等”二字成為空談。

對臺灣半導體產業而言，這份協議更像是一份沉重的通知書。

臺積電被要求在美國再建4座晶圓廠，最終規模將達到10座，這些工廠涉及核心技術、頂尖設備、高端人才的戰略資源。

協議還明確提出，40%的芯片產能將在幾年內完成轉移。

這意味著，臺灣賴以生存的“科技命脈”正在被系統性地抽離。

對企業而言，轉移產能就意味著攤薄利潤、增加成本、重建供應鏈。這不僅代表利潤空間的縮水，更象征臺企在全球芯片產業鏈中的主動權正在流失。

更廣泛的沖擊正在蔓延至臺灣本地的上下游企業，這些企業往往依賴臺積電和大型科技公司提供訂單與技術指導，一旦龍頭企業外遷，整個產業生態鏈都將面臨重構。

尤其是中小企業，往往缺乏獨立轉型與海外運營能力，極有可能在這波轉移中被淘汰出局。

與此同時，新建工廠也不可能全部吸納原有就業人口，臺灣面臨的將是產能轉移后的“就業真空”時期。

高失業率、財政收入下降、社會矛盾加劇，這些問題的出現幾乎是必然的連鎖反應。

在表面經濟合作背后，美國的戰略圖譜早已清晰可見。

通過這一協議，美國不僅獲得了臺灣的高端技術，還成功將地緣政治杠桿嵌入到了經濟合作中。

臺灣不再是一個擁有自主經濟能動性的市場體，而被塑造成“可轉移、可控制、可利用”的技術資源供應地。

這種安排，對美國而言是一次“三贏”：不僅能緩解本土芯片短缺，還能借此控制全球供應節點，更能在關鍵時刻將臺灣當作外交與地區博弈的籌碼使用。

臺灣當局為何甘愿接受如此沉重的交換？

答案很可能藏在當前島內政局的焦慮中。

面對民意支持率的下滑與兩岸關系的緊張，民進黨急需通過“對外合作”來穩固其執政根基。

與美國的合作被視為“安全感”的來源，但這種安全感的代價，是用實打實的產業、資金和勞動力去填補政治信任的空洞。

如此短期政治收益，最終卻犧牲了臺灣長遠發展的根基。

更諷刺的是，這份協議并未帶來實際的安全承諾，反而迫使臺灣將軍費開支提升，進一步壓縮了經濟發展空間。

島內民眾對此并非沒有覺察，多項民調顯示，大部分民眾對當前兩岸政策感到擔憂，普遍希望恢復務實溝通，避免經濟與安全政策過度依賴外部勢力。

然而，民進黨當局似乎更執著于“倚美制衡”，哪怕代價是將核心產業外包、將發展空間拱手讓人。

經貿結構的現實也不容忽視，根據公開數據，臺灣對大陸經濟的依存度仍高達40%，而對美僅為15%。

在市場規模、發展潛力、交流頻次等方面，大陸市場始終是臺灣企業最具成長性的方向。

但此次協議卻通過高額投資、產能轉移的方式，迫使臺企在戰略上偏離最有利的市場環境。這種人為制造的“脫節經濟”，注定難以為臺灣帶來可持續的發展動力。

臺灣作為一個高度依賴出口和技術的經濟體，真正的出路應當是穩住核心產業鏈、提升本地附加值、擴大多邊市場，而不是將所有賭注押在一紙協議上。

以技術換政治、以投資換承諾、以讓利換安全，這樣的路徑不僅難以為繼，也極易陷入“自主性喪失”的陷阱。

鄭麗君的“突然宣布”，或許在短時新聞中制造了注意力，但也在島內社會中種下了深重疑慮。

這份協議究竟是誰寫的、誰執行的、誰受益的，相信未來幾年會逐漸清晰。而臺灣民眾最終也將意識到，真正決定命運的，從不是簽了多少協議，而是有沒有能力主導自己的未來。

你認為，這樣的協議真的是雙贏嗎？歡迎留言說出你的看法。

參考來源：

臺當局詳述關稅談判，被批為美國“造山”：5000億美元可蓋275棟臺北101

2026-01-21 07:00·環球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