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鋒 | 論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守正創新——基于唯物史觀的視域

［摘 要］基于唯物史觀的理論省察，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與堅持守正創新存在深刻的本質關聯。具體而言，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秉持著守正創新的原則遵循與實踐進路，在規律向度，立足“何為守正創新”的本質意蘊，基于“合規律性”的內在機理，遵循守正創新的辯證統一規律、文明演進規律與實踐發展規律；在歷史向度，立足“是何守正創新”的歷史意蘊，基于文明演進邏輯，置足于守正創新的歷史語境、歷史進路與歷史形態；在主體向度，立足“如何守正創新”的實踐意蘊，基于文化主體性的文明要旨，依托于守正創新的主體自覺、主體引領與主體合力。

［關鍵詞］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守正創新；唯物史觀

一、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遵循守正創新的規律機理

二、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置足于守正創新的歷史進路

三、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依托于守正創新的主體力量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高揚中華民族的文化主體性，把歷經滄桑留下的中華文明瑰寶呵護好、弘揚好、發展好。深入挖掘和闡發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神內涵，用馬克思主義激活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發展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立足“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堅定的理論自覺與實踐自覺，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秉持“有效把馬克思主義思想精髓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精華貫通起來”的本質要義。基于唯物史觀的理論向度，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與堅持守正創新存在深刻的本質關聯。習近平指出：“對文化建設來說，守正才能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創新才能把握時代、引領時代。”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聚焦守正創新的規律向度、歷史向度與主體向度，遵循守正創新的規律機理，依循守正創新的歷史進路，凝聚守正創新的主體力量，彰顯了“堅持守正創新”的本質要義。

一、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遵循守正創新的規律機理

基于規律向度，守正創新作為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原則遵循與實踐要義，蘊含著“合規律性”的內在機理。立足“何為守正創新”的本質意蘊，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深刻確證著人與文化的互生互成關系，以中華民族為守正創新的價值主體，以中華文明為守正創新的文明意蘊，遵循守正創新之辯證統一、文明演進與實踐發展的規律機理。

（一）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遵循守正創新的辯證統一規律

習近平指出：“我們黨歷來用歷史唯物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看待中華民族歷史，繼承和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守正創新蘊含唯物辯證法的原理要義，依循事物聯系發展的辯證統一規律，深刻揭示了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規律遵循。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蘊含“守”與“變”的辯證統一關系。守正創新是以“守”與“變”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為本質規定的。一方面，“守”與“變”具有根本的差異性。“守”是“合規律”的遵循持守，“正”是事物的本質規定與發展規律，“守”以“正”為根本要求與衡量準則。“守正”立足“把歷史看做人類的發展過程”，以“發現這個過程的運動規律”為前提，自覺遵循客觀規律與過程機理。“變”以“新”為根本趨向與本質要求。“新”是對“舊”的揚棄與超越，是“新故相換”的變化過程，即“一種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現實的東西就會代替正在衰亡的現實的東西”。另一方面，“守”與“變”具有內在的貫通性。“守”是在“變”的過程中實現的，以“過程的集合體”為形態表征，“處在生成和滅亡的不斷變化中”。“變”是在“守”的前提下予以生成的，持守新事物的本質規定，明確“變”的根本性質與發展方向，積極促成 “更高級的新形態的各種要素的創造”。就此而言，文化主體性呈現為“以文‘化人’過程中所呈現的特性”，在“守”與“變”的“化人”過程中，構成了人與文化之間的互詮互釋、互動共生關系。由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呈現出“守”與“變”的辯證統一關系，立足守正的本質要義，秉持“向內凝聚”的統一性追求；立足創新的本質要求，自覺弘揚中華民族不懼新挑戰、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無畏品格。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呈現“質”“量”“度”的辯證統一關系。守正創新遵循“質”“量”“度”之間相互作用的發展規律。守正是持守“質”的內在要求，即保持事物的根本性質。創新是“量”與“質”之間的有機統一，基于“量”的規模、程度等數量關系，在量變過程中體現事物發展的漸進性，在質變過程中體現事物發展的飛躍性。立足“度”的界限，守正創新蘊含保持事物穩定性限度、幅度和范圍的本質規定，以把握適度原則促成守正與創新之間保持適度張力。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呈現出中華民族與中華文明的雙重主體屬性。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秉持“質”的內在規定，深刻把握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度彰顯“中華文明具有自我發展、回應挑戰、開創新局的文化主體性與旺盛生命力”。立足“量”的積累躍升，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蘊蓄文明創新的發展合力，“以‘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精神不斷創造自己的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立足“度”的界限要求，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秉持執兩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維方法，激發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文明活力。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彰顯出“否定之否定”的辯證統一關系。守正創新呈現為“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演進規律。馬克思指出：“一切發展，不管其內容如何，都可以看做一系列不同的發展階段，它們以一個否定另一個的方式彼此聯系著。”就此而言，守正以“肯定”的方式，汲取與延續現存的積極因素。創新則以“否定”的方式，在揚棄中促成由舊質向新質的飛躍，實現新事物對舊事物的批判與繼承，對消極因素的克服與對積極因素的保留；以“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實現更高階段的“往復”，呈現出螺旋式上升的發展態勢。基于此，文化主體性在人的精神實踐生成過程中，彰顯出辯證否定的生成屬性。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確證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文明賡續進程，立足肯定與否定、繼承與批判、保留與克服的有機統一，“是在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革命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礎上，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秉持辯證否定觀，以辯證取舍的守正方式，充分汲取并傳承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精髓要義；以推陳出新的創新方式，彰顯出“革故鼎新、輝光日新”的文明氣度；以開放包容的創新態度，昭示著中華文化對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開放胸懷。

（二）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遵循守正創新的文明演進規律

立足唯物史觀的文明審視，守正創新自覺遵循文明演進規律，以文明守正與文明創新的互促互成，為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賦予文明發展的內生活力。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蘊含文明守正與文明創新的同一性。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中，文明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之結果。基于此，文明守正創新呈現出“守”與“變”相耦合的文明演進方式，構成“人為”與“為人”相契合的文明內生邏輯。具體而言，文明守正與文明創新具有同一性的價值旨歸，共同秉持“為人”的發展指向，即以文明守正的方式促成“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以文明創新的方式促成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質”。 文明守正與文明創新具有同一性的價值合力，皆蘊蓄“人為”的發展動力。文明守正與文明創新呈現為“和而不同”的作用方式，在文明守正的過程中，人立足“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承繼下來的條件”；在文明創新的過程中，人“能動地、現實地復現自己，從而在他所創造的世界中直觀自身”。基于文明守正與文明創新的同一性旨歸，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在“返本”的文明守正過程中，以中華文脈的延綿賡續，構筑堅實的精神支撐與文化根基，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開新”的文明創新過程中，以擔當使命、奮發有為的精神姿態，促成中華文明的現代形態發展，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蘊蓄文明守正與文明創新的共生性。文明的內核是作為“肉身”的物質文明、作為“骨骼”的制度文明和作為“靈魂”的精神文明。文明守正與創新作為文化主體性的實踐生成方式，二者構成一體兩面的共生依存關系，促成了人的自然存在、社會存在與精神存在相統一。一方面，文明守正構成了文明創新的前提性與指向性。就前提性而言，文明守正構成文明創新的既定條件與歷史前提。換言之，文明守正以客觀的歷史條件與歷史規律為根本前提，為文明創新設定現實的可能性限度。就指向性而言，文明守正立足“為我關系”這一歷史基礎，始終聚焦滿足人的需要、人的發展與人的本質的根本要義，為文明創新劃定明確的價值邊界與限域。另一方面，文明創新構成了文明守正的當下性與生成性。就當下性而言，文明創新是文明守正的即時存在形態，以“返本開新”的文化自覺，促成文明守正的“吐故”與“納新”相耦合。恰如馬克思所指：“新思潮的優點又恰恰在于我們不想教條地預期未來，而只是想通過批判舊世界發現新世界。”就生成性而言，文明創新作為文明守正的發展動力，以“守正不守舊、尊古不復古”的創新進路，拓展了物質生產、社會交往與精神交流的深度及廣度。基于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立足文明守正與文明創新的共生性，在文明守正的過程中，自覺持守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彰顯中華文明的強大生命力與不竭創造力；在文明創新的過程中，堅持“對歷史最好的繼承就是創造新的歷史”，“共同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

（三）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遵循守正創新的實踐生成規律

立足唯物史觀的實踐觀審思，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遵循守正創新的實踐發展規律，高揚守正創新的實踐自覺，為夯實中國式現代化的文化根基注入不竭的實踐活力。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立足于守正創新的實踐前提性。文明是人之實踐的結晶與成果；實踐是文明的生成動力。在此意義上，守正創新是實踐的具體表征與實現方式，實踐的客觀實在性從根本上限定了文明守正與文明創新的廣度、深度與進程。在實踐要素層面，守正創新以實踐的客觀要素為前提，即實踐的客體和中介構成了守正創新的物質基礎。守正創新構成了文明的動態生成過程，在具體的歷史發展階段，必然依賴于所對應的社會形態。在實踐過程層面，守正創新受制于客觀的實踐條件。“所以到目前為止的歷史總是像一種自然過程一樣地進行， 而且實質上也是服從于同一運動規律的。”換言之，文明守正受制于文明傳統的客觀既定性，在具體的歷史條件與時空場域的限定中，促成了文明基因的遺傳延續。馬克思指出：“人們的意識，隨著人們的生活條件、人們的社會關系、人們的社會存在的改變而改變。”文明創新處于實踐生成的動態發展過程之中，在實踐要素的“自變量”作用下，為文明創新設定了實踐限度。由此，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是中華民族在歷史長河中所彰顯的文化自覺性與實踐生成性。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根植于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立足“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的歷史方位，以守正創新的文明實踐，推動中華文明重煥榮光，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邁出堅實步伐。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確證守正創新的實踐“類特性”。基于唯物史觀對實踐的特征審思，實踐蘊含人的類特性，“人的類特性恰恰就是自由的自覺的活動”。文明作為人“積極實現其存在”的實踐成果，彰顯出實踐的生成性、確證性與過程性。在文明實踐過程中，守正創新作為實踐現實性的表征方式，在“物質生產”“社會交往”“精神生產”等多重維度，以自覺的意識審思實踐的目的，以自主的能動選擇與自為的積極構建，由潛在的觀念形式轉化為實存的物質形態。守正創新作為實踐檢驗標準的確證方式，在歷史實踐中不斷確證文明形態的適應性。正如馬克思所指出：“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守正創新作為實踐過程性的反饋方式，遵循實踐的生成發展規律，呈現為創造（事物之發明）、創制（制度之首創）、創意（見解之新意）的實踐過程。基于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聚合著文明守正與文明創新的實踐張力，在守正過程中自覺辨識與持守中華文明的精髓要義，在創新過程中促成中華文明的“因時而變”與“與時偕行”，賡續創造彰顯中華文明突出特性的物質文明、制度文明與精神文明。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透射守正創新的實踐耦合性。“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實踐是處于一定社會關系中得以生成與發展的，以交往的方式促成了實踐要素的有機耦合。交往作為“現實的個人”相互往來、彼此交往的活動，在個體以及群體之間構成了穩固的社會關系。物質交往、社會交往與精神交往等多維交往方式，促成了物質實踐、社會實踐與精神實踐的有機統一。基于“文明是實踐的事情， 是社會的素質”這一唯物史觀論斷，守正創新在文明的演進過程中，基于交往方式的生成性，以文明作為共同體的精神紐帶與精神標識，在文明的生成與發展、傳承與嬗變中，凝聚升華精神歸屬感。基于交往方式的現實性，守正創新以“殊”與“同”的文明張力，促成了文明之間的包容共生，在守正中保持中華文明的文脈賡續，在創新中汲取他者文明的積極因素。由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秉持文明守正與文明創新的交往張力，基于文明交流交往的多樣性，履踐講信修睦、親仁善鄰的交往之道，不斷促進文明融匯創新。

二、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置足于守正創新的歷史進路

立足“是何守正創新”的歷史意蘊，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彰顯出鮮明的歷史進路，蘊含守正創新的文明演進邏輯。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置足于守正創新的歷史語境、歷史進程與歷史形態，深刻理解與自覺遵循“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的歷史演進邏輯。

（一）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立足于守正創新的歷史語境

在唯物史觀的視域下，歷史的生成發展必然有其特定的歷史語境，其歷史出場必然指涉一定的歷史語境。人類文明史是人類文明的生成、發展與演進歷程，必定根植于一定的客觀歷史條件，處于具體、現實的歷史方位。由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立足于民族歷史與世界歷史的雙重歷史語境，以守正創新的文明演進方式，彰顯民族文明與世界歷史的辯證結合。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根植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語境。民族歷史以交往為實踐方式，以“日益完善的生產方式、交往”，打破了“各民族的原始封閉狀態”和“自然形成的閉關自守的狀態”。基于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立足守正的人類文明發展規律，充分體現出中華民族由“自在”向“自覺”的歷史演進過程。費孝通指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 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的， 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中所形成的。”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是在新時代中國語境中生發出來的時代命題，以中華民族為根本主體，以現代化發展為趨向遵循，“從盲從到自主，由不知道現代化為何物到自主開展現代化建設”。歷史語境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各種觀念形態”，根植于具體、現實的歷史條件。在此意義上，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立足守正的規律遵循，著眼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從中國共產黨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奮斗歷程中提煉規律性認識；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立足創新的規律要義，自覺回應新的時代訴求、順應新的時代發展趨向。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置立于世界歷史語境。世界歷史是各民族、國家以普遍交往的方式，打破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構成彼此之間全面的依存關系與依賴于整個世界的人類整體化歷史。在生產力的普遍發展方面，人類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是生產方式向世界擴張的結構形態，在“世界市場”的開拓過程中，“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由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立足“合規律”的文明守正要義，在世界歷史的拓深延展過程中，“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錨定中華文明的演進方向。在人的普遍交往方面，人類文明在“世界歷史”的形成過程中，跨區域、跨民族、跨國家的精神交往成為必然，使文明交流互鑒更為拓展深化。基于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立足“追求文明交流互鑒”的文明創新要義，創新發展“和平、和睦、和諧”的中華文明理念，為構建“交通成和”“共生并進”“保合太和”的世界發展格局注入中國智慧。

（二）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貫通于守正創新的歷史進程

“唯物史觀將歷史視為變化發展的過程，強調歷史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三者統一。”基于歷史傳承與歷史創造的辯證統一，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呈現出傳統與現代有機銜接的歷史演進過程。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守正創新促成對傳統文明的時代賡續。唯物史觀視域中的“傳統”具有歷史的慣性力，基于文明形態與文明實踐的內在統一，促成了文明成果積淀與文明實踐傳承。在文明的形態表征層面，“傳統”是文明形態所保持的內在統一性，限定了傳統文明形態對于時代傳承發展的意義空間。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高度的文化自覺，秉持文明守正的傳統要義，以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為文明基底與價值底色。與此同時，“傳統”是文明形態的連續發展過程。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發揮創新在傳統“守”與“變”之間的文明張力作用，塑造中國式現代化的文明形態。在文明的主體實踐層面，“傳統”是代際之間文化基因的傳遞與延續，使文明成果以“人文化成”的方式，凝結為個體之間相通約的文明體驗與生活方式。正如馬克思所言：“每一個體都必須親自取得經驗，這不再是必要的了，個體的個別經驗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由個體的歷代祖先的經驗的結果來代替。”在此意義上，“中華文化主體性在作為生命之流的時間長河當中，從過去經現在而通抵未來，延展出自身的內在邏輯”。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高度的實踐自覺，在世代相繼的文明賡續中，彰顯中華文明“向內凝聚”的演進邏輯；在源遠流長的文明演進中，賦予中華民族以鮮明的價值標識、深邃的文化底蘊與深厚的精神涵養。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守正創新促成對現代文明的更迭發展。西方國家與現代化具有時間意義上的初始關聯性，然而西方現代文明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建立在勞動奴役制上的罪惡的文明”。對此，馬克思省察西方文明的現代化進程，指明“它的歷史今后只是對抗、 危機、 沖突和災難的歷史”，深刻揭示西方現代文明的內在缺陷，即其本質上存在著文明與野蠻的吊詭。與西方現代文明相比，“中華文明賦予中國式現代化以深厚底蘊”。中華文明是從傳統到現代的跨越，其現代形態彰顯出鮮明的文明質性與中國元素。基于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守正的文明辨識，秉持現代化的本質要義，自覺規避西方文明的“現代性內在困境”，對西方文明“現代性之殤”予以歷史性反思與批判性揚棄。習近平指出：“中國追求的不是獨善其身的現代化，愿同各國一道，實現和平發展、互利合作、共同繁榮的世界現代化。”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創新的文明超越，“跳出‘中心－邊緣’‘西方－東方’ 的二元對立模式”，深刻批判與決然拒斥“隔絕閉塞”“強人從己”“叢林法則”，致力于“構造一個群己合一的世界”。

（三）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形塑于守正創新的歷史形態

文明的生成、發展與演進基于文明的“人化”與“化人”的內生邏輯，呈現為“一以貫之”的文明樣態；基于生產方式的變革、 文明間的交流等因素，呈現為“歷久彌新”的文明樣態。由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立足文明守正與文明創新的內在張力，呈現為“共時態”與“歷時態”雙重向度的歷史形態。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守正創新構筑“共時態”的文化生命體。在唯物史觀視域中，文明是文化主體性的系統表征與本質確證，呈現為文明要素相耦合的系統形態。唯物史觀運用普遍聯系的、全面系統的、發展變化的觀點，深刻省察文明的“共時態”特質。基于文明系統的整體考量，觀念形態與物質實踐具有內在統一關系，以實踐的“自主活動”作為文明的本質規定與生成動力。基于文明要素的辯證分析，唯物史觀從 “物質生產”“物質交往”等角度闡釋物質文明要素，從 “民主制度”“政治制度是國家機體”等角度闡釋政治文明要素，從“精神生產”“精神交往”等角度闡釋精神文明要素，從 “社會關系”“人的本質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等角度闡釋社會文明要素，從“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尊重和利用自然規律”等角度闡釋生態文明要素。基于文明的系統觀考量，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在守正的過程中，守護中華民族的根和魂，呈現為煥發旺盛生命力的文明形態；在創新的過程中，促成中華文明要素之間的有機耦合，呈現為“五位一體”相統一的文明形態。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守正創新形塑“歷時態”的文化生命體。文明作為文化主體性的精神內核，在時間流逝與空間延展中，處于“變動不居”的演進狀態。習近平指出：“任何一種文明，不管它產生于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社會土壤之中，都是流動的、開放的。”文明的“歷時態”在具體、現實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由特定的歷史條件與環境構成了文明的變量因素，以歷史合力的作用方式構成了內生性的嬗變過程。在諸多歷史條件的共同作用下，文明的“歷時態”演進呈現為歷史合力的必然結果，構成了傳統、當下與未來相銜接的過程性存在。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呈現出古代中國、現代中國與未來中國相銜接的歷史連續性，孕育出以國家形態發展至今的偉大文明。“中華文化主體性貫穿于 5000多年的文明史中，在文明萌芽醞釀時期奠基文化主體性根基；西漢以后，以儒家思想為主導的思想文化結構確立起中華文化主體性；在中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拓展文化主體性，在對外文化交流中展現中華文化的輻射力、 影響力， 從而構成了中華文化主體性的歷史形態。”正是如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持守著“不忘本來”的文明定力，深刻把握中國道路的歷史必然、文化內涵與獨特優勢，順應“面向未來”的文明趨向，構建代表文明發展前進方向的先進文明形態，不斷形成一系列重大思想理論創新、制度創新與實踐創新成果。

三、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依托于守正創新的主體力量

基于主體向度，立足“如何守正創新”的實踐意蘊，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秉持文化主體性的實踐要旨，以民族自我意識、自覺意識與自強意識的深厚涵養，著力增強守正創新的主體自覺、主體引領與主體合力，聚合中華文明賡續發展的主體動力。

（一）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增強守正創新的主體自覺

在唯物史觀視域中，人的主體自覺以文明意義上的自覺為重要表征，以多樣化的文明形態確證人的現實存在方式，以“人的自由的自覺活動”構成了文明的鮮明標識。基于此，主體自覺是守正創新的內驅動力，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以守正創新的主體自覺，積極高揚與深度彰顯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文化主體性。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守正創新增強“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的文化自覺。在人的類存在層面，文化自覺是人基于“為我關系”的主體尺度彰顯出的鮮明的自我意識。正如恩格斯所言：“人只須認識自身，使自己成為衡量一切生活關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質去評價這些關系，根據人的本性的要求，真正依照人的方式來安排世界，這樣，他就會解開現代的謎語了。”在人的群體存在層面，文化自覺是以民族等文化共同體為文化主體，運用反身性的思維方式所塑造的自我意識，表現為共同文化特點基礎上穩定的共同心理素質與共同體意識。“一個民族所達到的 ‘自我意識’，是該民族在文明的意義上走向自覺的重要標志。”文化自覺是中華民族“自我意識”的文化確證，“在文化層面上彰顯當代中國作為主體的特殊性質”。習近平強調：“有了文化主體性，就有了文化意義上堅定的自我，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文明創新促成文明守正，引領中華民族自覺構筑國家認同的堅實文化基礎；要以文明守正錨定文明創新的發展趨向，持守一以貫之的文明定力，借鑒吸收人類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充分彰顯中華文明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鑒的鮮明文化品格。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守正創新堅定“堅持走自己的路”的文化自信。民族的生成發展是以民族文化的凝結與傳承為必要前提的。習近平指出：“堅定文化自信，就是堅持走自己的路。”在文化的精神屬性層面，文化自信是一個民族立足既定的現實條件與文化傳統，對于自有文化的篤定確信，呈現為“一種同他的意識相適應的狀態，是需要他自己來創造的狀態”。基于此，“堅持走自己的路”立足“實現精神上的獨立自主”，在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的實踐進程中，以“不忘本來”的文明賡續，充分激發守正創新、奮勇向前的民族智慧；以“面向未來”的文明演進，“守正創新、開拓創新，大膽探索自己未來發展之路”。在文化的實踐屬性層面，文化自信是在歷史生成的過程中，一個民族對于自有文化的能動創造，呈現出“人們自己創造自己的歷史”的自覺能動作用。馬克思指出：“時間實際上是人的積極存在，它不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發展的空間。”在此意義上，“堅持走自己的路”基于守正的文明延續，自覺弘揚多元一體、團結集中的統一性，構筑多元一體的中華民族共同體；基于創新的文明發展，立足由多元文化匯聚成共同文化的文明融匯創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凝聚“國土不可分、國家不可亂、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斷的共同信念”。

（二）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堅持守正創新的主體引領

文明作為人類實踐活動的積極成果，與人構成了互生互成的存在方式。“這意味著文明或文化對于人及其存在來說具有人類學本體論意義。”主體引領是指基于文化的主體性與人的主體性的價值同一關系，凝聚先進文化指導與文化主體領導之間的引領合力。由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基于中華文明與中華民族的共生關系，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凝聚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守正創新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文化主體性是人的精神實踐的本質彰顯，發揮著價值引領、匡正與規范的根本功能。文化主體性的發展演進是由自在向自覺的轉變過程，其成熟程度的精神標識是“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具有統攝力量并指引正確方向的科學理念”。基于“兩個結合”的根本要求，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是“通過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建立起來的”。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以守正為根本前提，堅持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守的是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指導地位的根本制度”。馬克思主義理論在改造世界的歷史過程中，促成了其理論的一般原則與各國具體實際的有機融通。正如馬克思所言：“共產主義者不是把某種哲學作為前提，而是把迄今為止的全部歷史，特別是這一歷史目前在文明各國造成的實際結果作為前提。”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代，立足“新思路、新話語、新機制、新形式”的創新要義，“真正做到古為今用、洋為中用、辯證取舍、推陳出新”。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守正創新牢牢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文化領導權蘊含社會存在與社會意識辯證關系的基本原理，內蘊馬克思主義的文化觀、人民觀與領導權觀等理論要義。立足無產階級解放乃至全人類解放的歷史語境，文化領導權以無產階級政黨為領導力量，以“文化上的每一個進步，都是邁向自由的一步”為旨歸要義。立足新時代的歷史方位，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是在長期實踐中得出的至關緊要的規律性認識，即“堅持黨的全面領導是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必由之路”。立足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堅持中國共產黨的文化領導權是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所必須堅持的政治引領和政治保障。立足守正的本質要求，要確保黨發揮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的領導核心作用，牢牢掌握文化領導權與管理權、話語權；立足創新的本質要求，中國共產黨作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要以引領時代的強大文化力量，在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推進文化創新，“努力創造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新文化”。

（三）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凝聚守正創新的主體合力

立足“堅持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場，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蘊蓄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要充分發揮人民創造精神財富的主體作用；立足“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的價值基點，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追求天下為公、天下大同的社會理想，要促進滿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強人民精神力量相統一。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守正創新凝聚人民共建的實踐合力。立足歷史發展的整體性，唯物史觀深刻揭示了人民是推進歷史發展的群體集合，深刻闡明了“歷史活動是群眾的活動，隨著歷史活動的深入，必將是群眾隊伍的擴大”。習近平指出：“文化自信就來自我們的文化主體性。這一主體性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在中國大地上建立起來的。”由此，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充分凝聚人民的主體力量，以人民作為文明共建的集合體，秉持“不迷失自我、不迷失方向”的守正要義，不斷鞏固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斗的共同思想基礎；基于“把握時代、引領時代”的創新要義，充分煥發人民的歷史主動精神，凝聚激發全民族文化創新創造活力。立足歷史發展的必然性，人民群眾是以“持久的、引起重大歷史變遷的行動”凝聚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合力的。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充分尊重人民首創精神，引領全體人民堅定“融通中外、貫通古今”的文化立場，匯集合力創造熔鑄古今、匯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以守正創新凝聚人民共享的價值合力。馬克思指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歷史發展以滿足人民自身的現實需要與利益訴求為內生動力。鞏固中華民族文化主體性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共享要旨，以人民為文明共享的集合體，在守正創新的文明建設進程中，促進“民為邦本、為政以德的治理思想與人民至上的政治觀念相融”。要基于人民精神富有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斷優化文化服務和文化產品供給機制，充分保障全體人民的文化權益。習近平強調：“緊扣時代脈搏、堅守人民立場、堅持守正創新，用情用力講好中國故事，創作出更多無愧于時代、無愧于人民的優秀作品。”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創作導向，不斷增強人民精神力量，在“日用常行”的文明履踐中，將中華文明的精髓要義融入全民族的精神氣質與文化品格中，引領人民養成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與理性平和的心理品格，推動人民思想道德素質、科學文化素質和身心健康素質的全面發展。

原載：《山東社會科學》2025年第10期

作者：夏鋒，山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法學博士，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