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
聲明：本文基于歷史事件進行文學(xué)化改編創(chuàng)作，部分情節(jié)、對話及細節(jié)為藝術(shù)加工，旨在呈現(xiàn)歷史故事的戲劇張力，不代表歷史絕對真實。請讀者理性看待，勿將虛構(gòu)情節(jié)與歷史事實混淆。
身披少將戎裝，周旋于魔窟。他是眾人眼中的“大漢奸”，卻是黨插在敵人心臟最深處的尖刀利刃。
李時雨，這位在國軍與偽政權(quán)中潛伏十五年的紅色特工，用生命將一場“無間道”演到了極致。他在狼窩里推杯換盞，在刀尖上如履薄冰。
隨著官運亨通、步步高升，巨大的權(quán)力背后是萬丈深淵。
當那一顆耀眼的將星落在肩頭，這位孤膽英雄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心慌與恐懼——演得太像了，爬得太高了，如果不撤，恐怕要“弄假成真”。
于是，他向延安發(fā)出絕密電文，請求撤離歸隊。三天后，中央的回電穿越重重封鎖而來，沒有撫慰，沒有撤退路線：“大膽往上爬。”
01
一九三八年，天津。
初冬的風帶著一股子煤煙味，順著海河往里灌，吹得天津高等法院門口的告示牌嘩嘩作響。牌子上貼著幾張最新的布告，漿糊還沒干透，就被凍得硬邦邦的。
李時雨緊了緊身上那件藏青色的呢子大衣，皮鞋踩在水門汀地面上，發(fā)出沉悶而有節(jié)奏的“篤、篤”聲。
他腋下夾著一只磨得發(fā)亮的牛皮公文包，臉上掛著一副金絲邊眼鏡，鏡片后的眼神平靜得像一潭死水。路過的書記員、法警見了他，都忙不迭地停下腳，把腰彎下去：“李科長早。”
他微微頷首，算是回禮，腳步卻沒停。
作為天津高等法院的書記官長，李時雨在這個衙門里有著微妙的權(quán)威。日本鬼子控制了華北，但還不得不留著這些舊官僚維持治安面子。法院這地方，說到底，就是鬼子手里的刀，和中國人手里的盾，兩邊都在使勁。
剛進辦公室，還沒來得及掛帽子，心腹小劉就湊了上來，壓低聲音說：“科長，昨晚特高課送來一批新卷宗，說是‘重點’，讓咱們抓緊走程序。我看了一眼，里頭有馮驥的名字。”
李時雨摘圍巾的手在半空中頓了半秒，隨即若無其事地將圍巾掛上衣架，轉(zhuǎn)身走到辦公桌前坐下，端起茶杯吹了吹浮沫：“哪個馮驥？東馬路那個倒賣煙土的？”
“哪能啊。”小劉左右瞄了一眼，把門縫掩嚴實了，“是北洋大學(xué)那個教書匠，聽說是因為搞抗日宣傳，被憲兵隊抓了現(xiàn)行。特高課的意思是，這人嘴硬，審不出東西，轉(zhuǎn)給咱們法院，判個無期或者死刑，殺雞儆猴。”
李時雨抿了一口茶，熱流順著喉嚨滾下去，卻壓不住心底竄上來的一股寒意。
馮驥是他的上線，也是他在天津建立地下交通站的核心樞紐。三天前，兩人還在法租界的一家咖啡館接頭，馮驥交給他一份日軍在塘沽的物資轉(zhuǎn)運表。沒想到，那竟是最后一面。
“把卷宗拿來我看看。”李時雨放下茶杯，語氣波瀾不驚。
十分鐘后，那份寫著“絕密”字樣的牛皮紙袋擺在了案頭。李時雨翻開卷宗，里面是幾張模糊的照片和口供記錄。憲兵隊的審訊手段他是知道的，馮驥的十根手指全是淤血，臉上更是沒一塊好肉，但口供欄里只有三個字：不知道。
只要沒有真憑實據(jù)，就只是個嫌疑犯。但在日本鬼子的治下，嫌疑就是死罪。
必須要救。但怎么救？硬劫那是土匪干的事，他是法官，既然披著這身皮，就得用這身皮的規(guī)矩。
中午十二點，法院進入了午休時間。樓道里彌漫著飯菜的香味，大部分職員都去了食堂，或者溜出去下館子。走廊里靜悄悄的，只有偶爾傳來的幾聲咳嗽。
李時雨沒吃飯。他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領(lǐng)，提著那個空蕩蕩的公文包，走出了辦公室。他的目標是檔案室。
檔案室的老王是個看門幾十年的老油條，正趴在桌上打盹，哈喇子流了一灘。
“老王。”李時雨敲了敲桌子。
老王猛地驚醒，一見是李時雨，連忙擦了把嘴站起來：“喲，李科長，這時候您怎么來了？”
“有個案子，院長急著要核對以前的判例，我得進去查查。”李時雨說著，隨手遞過去半包“哈德門”香煙，“你歇著，我自己找就行。”
老王接了煙，笑得見牙不見眼：“得嘞，您忙，我就在門口守著。”
進了檔案室，一股陳舊紙張發(fā)霉的味道撲面而來。一排排高大的木架子上，堆滿了從清末到現(xiàn)在的一堆爛賬。李時雨動作極快，沒有絲毫猶豫，徑直走向暫存區(qū)。他的目光像鷹隼一樣掃過架子上的標簽，迅速鎖定了“特高課移交”那一欄。
抽出馮驥的卷宗，李時雨的手很穩(wěn)。他迅速將卷宗塞進公文包的夾層，然后從旁邊抽出一份早已結(jié)案的盜竊案卷宗，塞回原處填充空隙。
做完這一切，他沒有急著走，而是在檔案室里待了足足二十分鐘，直到翻得手上沾滿了灰塵，才夾著包走出來。
“找到了嗎，李科長？”老王還在門口吞云吐霧。
“找到了，幾年前的老皇歷，真難翻。”李時雨拍了拍袖子上的灰，“謝了老王。”
那天晚上，李時雨家里的煤爐燒得很旺。他將那份決定著戰(zhàn)友生死的卷宗一頁頁撕碎，扔進爐膛。火苗舔舐著紙張，映得他的臉忽明忽暗。看著最后一片紙屑化為灰燼，他用火鉗搗碎了灰堆，然后將一壺開水澆了上去。
證據(jù)沒了。但這只是第一步。
第二天，李時雨在天津衛(wèi)最有名的“登瀛樓”擺了一桌。請的是負責審理此案的主審法官張德彪，還有檢察署的劉次長。
酒過三巡，菜過五味。張德彪喝得滿臉通紅，解開了風紀扣：“時雨老弟，今兒怎么這么客氣？是有事兒？”
李時雨給張德彪滿上一杯花雕，笑著說：“沒什么大事，就是聽說前兩天特高課送來個叫馮驥的案子，落在張兄手里了？”
張德彪筷子一頓，酒醒了三分：“老弟，這可是個燙手山芋。日本人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辦他。”
“辦，當然要辦。”李時雨壓低了聲音，身子微微前傾，“可是張兄，咱們雖然端的是這碗飯，但也得給自己留條后路不是？我看了眼這人的背景，北洋大學(xué)的教授，在學(xué)界那是有人脈的。日本人今天在，明天走，咱們可是要在天津衛(wèi)活一輩子的，要是真因為‘莫須有’把他斃了，將來文人那只筆，能把咱們的脊梁骨戳斷。”
張德彪皺起眉頭，夾了一塊海參放進嘴里，沒說話。
李時雨接著說：“再者說，特高課那幫人什么德行您不知道？他們要是真有證據(jù)，早就自己槍斃邀功了，還能把人扔給咱們？這就是沒實據(jù)，想借咱們的手殺人。到時候出了亂子，背黑鍋的是誰？還不是咱們。”
這話戳到了張德彪的痛處。他嘆了口氣：“老弟說得在理，可卷宗都在那擺著……”
“卷宗？”李時雨故作驚訝，“我聽說昨天檔案室那邊遭了老鼠，好幾份沒歸檔的文件都被咬爛了，有的還丟了。這兵荒馬亂的，日本人轟炸也不是一回兩回，保不齊那卷宗就在哪次‘意外’里沒了呢？”
張德彪猛地抬頭，盯著李時雨的眼睛。李時雨目光坦蕩，嘴角掛著一絲若有若無的笑意。
沉默了半晌，張德彪突然大笑起來，舉起酒杯：“時雨老弟，還是你腦子活！來，喝酒，喝酒！”
三天后，法庭開庭。
張德彪坐在高高的法臺之上，驚堂木一拍，聲色俱厲地審問了一番，最后話鋒一轉(zhuǎn)：“檢方提供的證據(jù)鏈嚴重缺失，卷宗保管不善導(dǎo)致關(guān)鍵證據(jù)損毀。本庭宣判，鑒于查無實據(jù)，被告人馮驥，當庭釋放！”
旁聽席上的日本憲兵臉色鐵青，但在“法律程序”面前，他們也無可奈何。畢竟，在這個還需要偽裝“王道樂土”的階段，他們還得給這些漢奸法官一點面子。
李時雨站在法庭的角落里，看著馮驥拖著傷腿走出被告席。兩人目光交錯了一瞬，沒有任何停留，仿佛互不相識。
李時雨轉(zhuǎn)身走出法院大門。陽光有些刺眼，他推了推金絲眼鏡，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覺的弧度。
02
一九三九年，上海。
黃浦江的風帶著濕漉漉的腥氣，吹得外灘的萬國旗幟獵獵作響。十里洋場，依舊是燈紅酒綠，醉生夢死。但這繁華之下，卻涌動著一股令人作嘔的暗流。
汪精衛(wèi)叛逃了。
這個曾經(jīng)國民黨的二號人物，帶著“曲線救國”的荒唐理論，一頭扎進了日本鬼子的懷抱。為了拼湊那個所謂的“國民政府”，汪偽集團像沒頭蒼蠅一樣四處拉人入伙。
這對于李時雨來說，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
組織的指令很簡單，只有八個字：深入虎穴，與狼共舞。
李時雨彼時的身份，是“國民黨北方代表”。他穿著一身剪裁得體的西裝，手里拎著那個標志性的皮箱，只身一人來到了上海極司菲爾路76號——那是汪偽特工總部的魔窟。
“李先生，久仰。”
接待他的是丁默邨。這個戴著墨鏡、面色陰鷙的特務(wù)頭子，上下打量著眼前這個文質(zhì)彬彬的年輕人。
李時雨神色自若，從皮箱里拿出一疊厚厚的文件：“丁主任客氣。這是北方各省愿意追隨汪先生‘和平運動’的名單和法律文書草案，我是學(xué)法律的，打仗我不行，但要說建立政府的法統(tǒng)，寫憲法、定規(guī)矩，我還是有點心得的。”
丁默邨翻了翻那幾份文件，條理清晰，引經(jīng)據(jù)典，每一條都精準地撓在了汪偽集團急需“合法性”的癢處。現(xiàn)在這幫漢奸里，流氓多，政客多，唯獨缺這種能把賣國求榮說得冠冕堂皇的“技術(shù)人才”。
“好！好文筆，好邏輯！”丁默邨難得地露出了笑臉，“李先生，汪先生現(xiàn)在正缺你這樣的大才，過幾天的‘六大’，你必須參加。”
所謂的“國民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其實就是一場徹頭徹尾的鬧劇。
會場設(shè)在上海極司菲爾路的一棟洋房里，四周全是荷槍實彈的日本憲兵和76號的特務(wù)。來參會的人更是五花八門，有前清的遺老，有失意的政客，甚至還有從青幫里拉來湊數(shù)的流氓。
李時雨坐在代表席上，看著臺上汪精衛(wèi)聲淚俱下地演說“和平反共建國”，看著臺下這群牛鬼蛇神群魔亂舞。他的臉上掛著恰到好處的激動與崇敬，手掌都拍紅了。
但在內(nèi)心深處，他只覺得荒誕。他看著陳公博、周佛海這些曾經(jīng)的風云人物，此刻像哈巴狗一樣在日本顧問面前點頭哈腰。他記住了每一張臉，每一個名字，每一個職務(wù)。
會后，李時雨憑借那份起草法律條文的嚴謹邏輯，迅速進入了陳公博的視野。
“年輕有為啊。”陳公博拍著李時雨的肩膀，滿嘴酒氣，“現(xiàn)在政府還都南京在即，立法院那邊正缺人手。你去，給我把法律條文理清楚，別讓重慶那邊看了笑話。”
“謝院長提攜，屬下定當竭盡全力，為‘和平政府’肝腦涂地。”李時雨立正敬禮，眼神狂熱。
一九四零年，南京。
汪偽政府粉墨登場。李時雨被任命為立法院立法委員，正式躋身于這個偽政權(quán)的高層。
為了長期潛伏，也為了掩人耳目，李時雨將妻子孫靜云和孩子接到了南京。
他們在頤和路租下了一棟小洋樓。這里是南京的“富人區(qū)”，住的都是達官顯貴。李時雨家里經(jīng)常高朋滿座，麻將聲、劃拳聲通宵達旦。
孫靜云是個典型的官太太形象，打扮時髦，長袖善舞，跟那些漢奸太太們打得火熱。誰家里缺什么，誰老公升了官，她門兒清。
然而，每當夜深人靜，賓客散去，這棟小洋樓就會呈現(xiàn)出另一種截然不同的景象。
厚重的窗簾被拉得嚴嚴實實，只留一盞臺燈發(fā)出昏黃的光。李時雨脫下那身充滿了煙酒味和脂粉氣的西裝，換上干凈的布衫，坐在書桌前。
孫靜云守在門口，耳朵豎得像雷達一樣聽著窗外的動靜。
李時雨手里拿著一只極細的毛筆，在一張張薄如蟬翼的紙上飛快地書寫。
今天立法院通過的《清鄉(xiāng)條例》草案；
日軍顧問在會議上無意透露的蘇北掃蕩計劃；
汪精衛(wèi)最近的身體狀況和行程安排……
這些在外人看來是維護偽政權(quán)統(tǒng)治的基石，在李時雨筆下，都變成了刺向敵人心臟的利刃。
“老李，歇會兒吧。”孫靜云端來一杯熱茶，看著丈夫布滿血絲的雙眼，心疼得聲音發(fā)顫。
李時雨停下筆，揉了揉眉心。他看著窗外漆黑的夜色，遠處偶爾傳來幾聲日本巡邏隊的哨聲。
“不能歇啊。”李時雨的聲音沙啞，“咱們在狼窩里，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偷來的。這些情報早一天發(fā)出去，前線的同志就能少死幾個人。”
他轉(zhuǎn)過頭，看著妻子：“靜云，跟著我，讓你受委屈了。外頭的人都在戳我的脊梁骨，罵我是大漢奸，連你也得跟著挨罵。”
孫靜云紅了眼眶，卻堅定地搖了搖頭：“只要咱們心里清楚自己是中國人，只要最后能把鬼子趕出去，罵名算什么？哪怕被千刀萬剮，我也認了。”
李時雨握住妻子的手，那只手因為常年操持家務(wù)而變得粗糙，卻給了他無盡的力量。
在這個充滿了謊言、背叛和骯臟交易的南京城里，這對夫妻就像兩顆釘子，死死地釘在敵人的心臟上，哪怕生銹、哪怕腐爛，也要讓這臺罪惡的機器運轉(zhuǎn)不靈。
第二天一早，李時雨又穿上了那身筆挺的西裝，頭發(fā)梳得一絲不茍，坐著黃包車去了立法院。他在會議上侃侃而談，為完善偽政權(quán)的法律體系“獻計獻策”，引得陳公博頻頻點頭贊許。
03
時間像一把鈍刀子，在李時雨的神經(jīng)上反復(fù)鋸磨。
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四年，這三年是抗戰(zhàn)最艱難的相持階段，也是李時雨官運最亨通的三年。
他的頭銜像滾雪球一樣越來越多：偽上海警察局司法處長、偽清鄉(xiāng)委員會處長、偽立法院委員……到了1944年，隨著汪精衛(wèi)病重，陳公博代理主席，作為心腹的李時雨更是水漲船高，被授予了陸軍少將軍銜。
少將。
看著鏡子里那個肩扛金星、身穿筆挺軍呢制服的男人，李時雨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荒謬和恐懼。
他現(xiàn)在是名副其實的“大漢奸”了。在上海，他的名字能止小兒夜啼；在南京，他是陳公博座下的紅人。他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諂媚的笑臉和畢恭畢敬的敬禮。
他利用職務(wù)之便，搞到了日軍最核心的“清鄉(xiāng)”計劃圖。那上面密密麻麻的紅線和藍圈，標注著日偽軍將在何時、何地、投入多少兵力對新四軍根據(jù)地進行掃蕩。他把這些圖紙藏在車座的夾層里，甚至藏在送給地下黨接頭人的月餅盒里。
然而，官做得越大，離懸崖就越近。軍統(tǒng)的“鋤奸團”已經(jīng)盯上了他。
一天早上，李時雨剛進辦公室，就發(fā)現(xiàn)桌上放著一顆子彈和一封信。信封里只有一張白紙，上面畫著一把滴血的匕首，旁邊寫著他的名字。
這不是恐嚇，這是死亡通知單。
與此同時，身邊的同僚也開始變得神神叨叨。日本鬼子在太平洋戰(zhàn)場節(jié)節(jié)敗退的消息雖然被封鎖，但明眼人都看得出來，這艘破船快沉了。
周佛海私下里已經(jīng)開始跟重慶方面眉來眼去，特務(wù)機關(guān)內(nèi)部的清洗也越來越頻繁，稍有風吹草動，就會有人莫名其妙地消失。
李時雨覺得自己就像走在一根繃緊的鋼絲上，腳下是萬丈深淵，四周是呼嘯的冷箭。那種孤獨感幾乎要將他吞噬。
白天，他要對著日本鬼子和漢奸強顏歡笑，簽署一份份鎮(zhèn)壓抗日分子的命令——盡管他會想盡辦法在執(zhí)行層面注水，但那個簽名本身就是一種罪孽。晚上，他躺在床上，整夜整夜地失眠，甚至不敢閉眼，生怕一睜眼就是黑洞洞的槍口。
“我不怕死。”李時雨在深夜里對著鏡子里的自己低語，“但我怕死得不明不白，怕死在自己人的槍口下，更怕還沒完成任務(wù)就成了陪葬品。”
終于，在一次向延安發(fā)報的機會中，李時雨打破了常規(guī)的簡練，發(fā)去了一封長電。
電文中，他詳細匯報了目前的處境：軍統(tǒng)的暗殺威脅、日寇的猜忌、內(nèi)部的傾軋，以及自己即將崩潰的心理防線。
最后，他敲下了那行字：“職已身居高位，然環(huán)境險惡，如履薄冰。恐身份暴露，有負重托。懇請組織批準，撤離歸隊，回延安哪怕做一名普通戰(zhàn)士，亦心甘情愿。”
發(fā)完報，李時雨癱坐在椅子上，仿佛被抽干了全身的力氣。
等待回電的三天，是他人生中最漫長的七十二小時。
他把自己關(guān)在書房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煙。煙灰缸滿了，就倒在地上。滿屋子都是嗆人的煙味。他在想延安的窯洞，想那里干燥清冽的空氣，想戰(zhàn)友們粗糙但真誠的笑臉。他是多么想脫下這層讓他惡心的“狗皮”，堂堂正正地喊一聲“同志”。
第三天深夜，交通員送來了回電。
李時雨的手顫抖著，劃了好幾根火柴才點亮了譯碼的油燈。他攤開那張寫著一串數(shù)字的紙條，拿出密碼本，一個字一個字地譯。
字很少。
每一個字譯出來，都像是一記重錘，狠狠地砸在他的心口。
當最后一個字譯完時，李時雨愣住了。
沒有安慰，沒有撤退路線，沒有接應(yīng)方案。
電文只有短短九個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