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45年6月，沖繩島快守不住了。
美軍的坦克直接開到了日軍眼皮子底下，敗局已定。
就在這時候，由200多名女學生和女教師組成的“姬百合部隊”，收到了指揮部最后一道命令。
這命令既不是撤退，也不是投降，而是倆字——“自殺”。
長官吼著：“絕不能被美軍俘虜，那是恥辱！”
在這吼聲里，正值花季的少女瞬間變成了野獸。
短短兩天，100多個姑娘在戰壕里把自己弄沒了。
有的抱團拉響手雷，把自己炸成肉泥；有的拿刺刀互捅胸膛；還有的被日軍逼著，含淚喝下了劇毒的氰化鉀。
她們到死都信，這是為了不給“皇軍”丟臉，是為了保衛“國體”。
但在這個血腥結局之前，到底是啥力量，把全日本女性從溫婉的賢妻良母，改造成了比野獸還瘋的戰爭燃料？
時間倒回兩年前，1943年，日本本土早已徹底瘋了，整個國家就是一座連軸轉的超級兵工廠。
隨著前線男丁快死絕了，日本政府搞了個《國民勤勞報國令》。
這玩意兒像條冰冷的繩索，把2350萬日本女人硬生生拽進了工廠和礦山。
當時日本64%的工業活兒，全是女人干的。
往日里那些穿和服、低眉順眼倒茶的女人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穿著滿身油污工裝、眼神狂熱的“軍工女仆”。
在九州煤礦，年輕姑娘甚至穿著短褲，下到幾百米深的地底，像牲口一樣挖煤。
正是這群女人，用看似柔弱的手，擰緊了每一顆螺絲，組裝了每一枚炮彈。
光1943這一年，日本就造了2.8萬架戰機。
這些殺人機器的每一個零件上，都沾著日本女人的汗水。
她們造的毒氣彈，在中國毒死了無數抗日戰士；她們組裝的刺刀，在南京挑死了無數嬰兒。
要是沒有她們日以繼夜的“勤勞”，日軍那把屠刀早卷刃了。
可光出賣體力還不夠。
對于殺紅了眼的軍部來說，女人還有個更可怕的用途——充當生產炮灰的“子宮”。
1943年，前線死人太快，后方沒人了咋辦？
厚生省發布了讓人惡心的“戰力增殖計劃”。
說白了就是：全速配種，趕緊生下一代炮灰。
大阪立馬跟進，搞了個士兵未婚妻數據庫，把戰爭機器的手直接伸進了老百姓的被窩里。
這一年出的數據讓人頭皮發麻：72%的“戰時軍婚”，是在男女雙方見面不到24小時內領證的。
這是啥概念？
上午相親，下午領證，晚上睡覺，第二天送夫出征。
這不是婚姻，這是赤裸裸的配種。
在這場狂歡里，38%的新娘領證時甚至連丈夫部隊番號都不知道。
她們不需要知道丈夫是誰，也不用管他去哪，只要貢獻子宮，給天皇生“小皇軍”就行。
為了保證產量，政府把“墮胎罪”刑期直接從3年加到10年。
誰敢打孩子，誰就是叛國賊。
廣島那邊更恐怖。
有個新娘在丈夫出征前夜，被社區強制打了一種“受孕強化劑”。
這種違背人性的藥，直接導致她后來生了畸形兒。
但在當時的日本，這被捧為“愛國”的最高表現。
到了1944年硫磺島戰役前，這種瘋狂到了頂峰。
海軍搞了個“緊急結婚式”。
23對新人跪在榻榻米上，儀式簡陋到極點。
剛結束，新郎站起來就上特攻機去撞美國軍艦。
新娘子眼淚還沒擦干，人就已經成寡婦了。
如果說“配種”只是把女人當機器，那“中村英子事件”，就把女人徹底變成了魔鬼。
中村英子的丈夫是日軍中佐，在中國被打死了。
按正常邏輯，老婆該哭或者改嫁。
可中村英子干了件讓人驚掉下巴的事。
她帶著親閨女，主動找軍部請愿：“我們要去前線，做慰安婦。”
軍官都懵了，她卻給出一個讓人膽寒的理由：“獻身圣戰，替夫報仇。”
一個當媽的，帶著閨女去軍營讓千人騎萬人跨，她管這叫“報仇”。
但這并非個例，而是那個時代母愛被毒化的縮影。
當年的《母性之光輝》里寫得明明白白：“真正的母親，得能親手把兒子推上戰場。”
于是，東京上野站出現了人類史上最荒誕的一幕：滿站臺都是揮舞太陽旗的母親，臉上掛著狂熱的笑，親手把兒子推上火車，送去中國，送進那個死亡大熔爐。
這一切瘋狂的源頭究竟在哪里？
這股席卷全日本女性的邪火，最早是1931年在大阪點著的。
那年，21歲的井上千代子跪在榻榻米上，手里緊攥著一把短刀。
隔壁屋，她丈夫、侵華日軍中尉井上清一正在睡覺。
這男的剛從中國東北回來，貪戀溫柔鄉，不想歸隊了。
千代子沒勸，也沒哭。
她手起刀落，干脆利索地割開了自己的喉嚨。
她在遺書里寫道：“只有我死，你才能沒后顧之憂地去為天皇殺人。”
第二天清晨，井上清一醒來，沒看到妻子的笑臉，只看到一具冰冷的尸體和這封滴血的“催命書”。
這男人徹底瘋了。
他不辦喪事，不流眼淚，轉身沖回中國東北。
后來的平頂山慘案中，他為了發泄戾氣，指揮部下屠殺了3000多名中國平民。
千代子這一刀，割斷了自己的喉嚨，也徹底切斷了丈夫僅存的人性。
她死后第二天，《大阪每日新聞》瘋了似的連篇累牘，捧她當“昭和烈女”。
媒體向全社會輸出一種暴力邏輯：如果不逼丈夫去死，你就不配做日本女人。
這種輿論像瘟疫一樣瞬間爆發。
沒過多久，大阪成立了后來讓人聞風喪膽的“國防婦人會”。
起初這組織才40人，一年后暴漲到10多萬，等到1942年，變成了恐怖的1000萬。
這意味著，幾乎每兩個日本成年女性中，就有一個是會員。
她們系著白圍裙，不去前線拿槍，但手里的“溫柔”比槍更致命。
她們拿著千代子的故事去敲每一戶人家的門。
誰家男人不想當兵？
誰家兒子想留條命？
她們就堵在你家門口，用那種瘆人的眼神盯著你，直到你羞愧難當，不得不把兒子推上通往地獄的火車。
這就是“千代子效應”。
她用自己的血，給全日本女人納了一份恐怖的“投名狀”。
從1931年那把短刀，到1945年沖繩島上的一地碎尸，日本女性在二戰中從未缺席。
她們不是被劫持的受害者，而是主動跳進火坑的助燃劑。
直至今日，靖國神社里依然合祀著57000名這樣的女性亡靈，日本人依然尊稱她們為“昭和烈女”。
可當我們回看這段歷史，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雪崩的時候，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那些制造毒氣彈的手，那些逼迫兒子送死的聲音，那些為了讓丈夫殺人而自殺的鮮血，共同構成了那個瘋狂年代最驚悚的底色。
原子彈下無冤魂，這句話雖然殘酷，卻是對那個全民癲狂時代最精準的注腳。
信息來源：
《擁抱戰敗：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日本》，約翰·W·道爾，三聯書店，2008
《這是我們的戰爭：日本女性與太平洋戰爭》，新井佐和子，巖波書店，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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