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共十四大設定目標：未來5年GDP年增10%，信心從何而來？

　　越南財政部統計局稱，2025年該國GDP增長率達8.02%，世界貨幣基金組織預測，越南GDP增長率約6.5%,妥妥世界前十。但越南的志向顯然不止于此。正在召開的越南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政治報告草案著眼2030年建黨100周年和2045年建國100周年，提出了“兩個百年”目標：2026-2030年GDP平均每年增長10%，2030年人均達8500美元成為中高收入國家，2045年成為高收入發達國家。盡管有專家質疑“越南處于經濟飛躍的窗口期，若失敗將導致債務危機、通脹及產業空心化等”,“10%GDP增長目標是一場國家級豪賭”，但越南執政黨提出這一宏偉目標并非毫無根據。

　　一是基于政治體制機制改革成效顯著。2025年，越南已將原先的63個省級行政區合并為34個，裁撤了縣級機構，將鄉級行政區裁撤了70%左右；撤并100%的總局，減少了1000多個司局級單位，精簡約14.5萬個編制人員，有利于經濟和社會建設的提質增效。越共十三大任期，越南國會通過了《土地法》《住房法》《房地產經營法》等178部法律、決議和法令，依托科學技術、創新創業與數字化，逐步實現了經濟從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越共總書記蘇林在十四大上明確提出：致力數字經濟、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發展，建立高技術制造區域經濟中心與國際金融中心目標是，擺脫單純“廉價勞動力制造基地”的標簽。

　　二是基于全球產業鏈轉移等有利因素。伴隨大國競爭持續升溫，越南政府依靠“竹式外交”，既承接中國的制造業轉移，又保持對美出口的優勢，成為最大受益國。近年，成功吸引了三星、艾克爾、英偉達等世界領先科技企業投資半導體和人工智能領域，電子裝配、新能源零部件、消費電子家電等加工業做大做強，鞏固并升級了“世界工廠”地位。2025年GDP增長率高達8.02%，外國直接投資大量涌入，物流、能源、消費等產業興盛。

　　越方判斷，當前仍處于全球產業鏈重組的“結構窗口期”，“只要全球科技周期不再惡化，外資工廠將繼續在越南落地”。開拓中東和非洲等新興市場，還在胡志明市與峴港建立“國際金融中心”，設立外國人擔任法官的專門法院。

　　三是基于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建設。越共十三大任期內建設了3345公里高速公路和1700多公里沿海公路，形成了南北骨干軸線；逐步完善電信網絡、重要數字基礎設施及其他經濟基礎設施。2025年年底，集中啟動或竣工234個重大項目，涵蓋鐵路、港口、機場、城市綜合體，投資總額超過 1290 億美元。今年以來，基礎設施建設將進入高峰期，直接帶動投資、采購和就業。蘇林表示，“今后基礎設施建設將確保跨區域和全球互聯互通”。

　　四是基于人口紅利及內需驅動。越南人口約一億，“未來10-15年，年輕勞動力與數字化轉型結合，推動生產率實現跨越式提升”；城鎮化提升空間大。人均GDP在2025年已突破5000 美元，通脹維持4%以下，拉動汽車、住宅、家電、通信設備等中端消費品市場；貨幣策略相對寬松，持續加大對實體部門的金融支持等。以上成為“沖擊10%GDP增長目標”的信心和底氣。

　　業內專家分析，過去高增長是“政策紅利+產業轉移”短期結果，本質是全球供應鏈重構中的階段性收益，而非內生增長能力的提升。實現十四大目標困難與挑戰并存。

　　一是轉型陣痛及制度性短板。國際經驗表明，是否掌握創新能力、提升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是轉型成敗的關鍵。能否在2030年成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取決于“科技主導”轉型中的資源調配效率，而越南正處于經濟模式轉變的陣痛期，存在“中等收入陷阱”。大規模機構撤并可能壓縮市場彈性與企業的自主性，信貸增速接近20%處于危險空間等。

　　二是越南對出口和投資依賴大。高度依賴出口，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貿易摩擦、需求與匯率波動等風險伴隨。美國是越南最大出口市場，中國是最大的進口市場，“中國配套+越南組裝+歐美消費”的模式引發了美歐對“原產地合規”的嚴格審查，增加出口成本。另一方面，依賴外資易受到國際產業鏈波動的影響，一旦全球資本支出收縮或中美博弈惡性升級，越南有可能失去新增訂單，造成產能空轉等。

　　三是基礎設施、人才等瓶頸。電力供應不穩定、土地成本上漲擠壓制造業利潤；債務與基建泡沫帶來財政壓力和資源錯配。去年推出234 個基礎設施項目中，大部分由地方政府主導推進，協調難度極大。特別是南北高鐵項目，是實現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已多次出現反復，進展不容樂觀。對于人才瓶頸問題，總理范明政指出，“發展仍嚴重依賴廉價勞動力和資源，而非科學、技術、創新和數字化轉型”。

　　2025年9月，越共中央政治局將書記處常務書記納入“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之列，擴展為“五駕馬車”。今年除召開十四大外，還將舉行第十六屆國會代表，據悉，蘇林將繼續擔任總書記，并可能兼任國家主席。對此，蘇林強調“我們必須下定決心革新思維、完善制度、提升國家治理能力，果斷有力地采取措施堅定推動政策落實”。“集中決策”機制已在越國內外引發爭議。從其政治傳統看，“集體領導與區域、利益集團平衡”仍是硬約束，“一肩挑”能否在黨內形成穩定共識，民眾是否一致擁護，國際社會會否心存疑慮等，成為越南未來政治穩定與經濟發展的重要變量。

　　另一方面，越南革新開放很大程度上參照了中國成功經驗，目前兩黨兩國關系良好，蘇林稱，“在新的國際背景下，雙方應將合作重點放在高新技術、人工智能、能源、區域市場建設以及供應鏈銜接等領域”。但客觀地看，兩國存在歷史糾葛、邊界爭端，我對越南有“選邊站”擔憂，特別南海爭端短期內難以實質解決，未來能否持續保持友好關系，也是影響越南經濟發展和現代化進程的重要風向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