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董其武申請辭職，毛主席思考再三：我有一個條件

1966年6月中旬，北京豐澤園。“主席，我想退下來，讓年輕人頂上。”董其武低聲請求，神情平靜，卻帶著難掩的倦意。

毛澤東放下手中的文件，目光在他花白的鬢角停留片刻。當天下午，董其武留下了一封正式辭呈，隨后起身告別。手握信紙，毛澤東沒有立即作答，他將信折好，放進抽屜，靜靜地靠在椅背上。

董其武是誰？毛澤東心里一清二楚。這個出身山西河津農(nóng)家的漢子，十幾歲背著煤袋子、夜里借油燈讀《詩經(jīng)》，硬是從困頓里殺出一條路。年輕時他在閻錫山軍校練成一身本事，又因頂撞副官被開除，抬腳就去當兵，脾氣倔得像塊石頭。

鎮(zhèn)嵩軍軍紀糟，他說走就走；北伐軍四軍受排擠，他帶十四名校官離隊；到上海混不下去，扛包北上投傅作義。有人說他“多變”，可熟悉的人明白：董其武認死理，覺得不對勁，轉(zhuǎn)身就換路，不摻水分。

1936年百靈廟響起槍炮，他率部包抄紅格爾圖，把日偽騎兵堵在沙窩里一鍋端。那一年，綏遠的駱駝隊嘴里喊的全是他的名字。緊接著忻口、太原、包頭、五原一仗連一仗，他把一個山西農(nóng)民的狠勁澆在鬼子頭上，官一路升到三十五軍軍長。

抗戰(zhàn)勝利后他卻犯了難。南京電報催他“肅清共匪”，而前線弟兄正跟八路互相借糧。槍口往哪兒指，他心里打鼓。解放軍打下天津，傅作義同意北平和平解決，唯獨沒提綏遠。董其武跑去北京追問，傅作義拍拍他的手臂：“等我見到毛主席，再說。”

隨后中央拋出“綏遠方式”——原建制、原番號、政治上先轉(zhuǎn)向，軍事上緩改編。這個提法擊中了董其武的軟肋：既保士兵飯碗，又免內(nèi)訌。1949年9月19日，包頭省行樓里簽字，董其武宣布起義。綏遠城頭白旗撤下，百姓點著桔梗根子放煙火，他拿起話筒就一句：“從今往后，綏遠歸人民所有。”

新中國成立后，他兼任綏遠省主席、軍區(qū)副司令，白天跑民政廳，晚上鉆軍營改編方案。1950年，他主動請纓赴朝修機場。三個月，三條主跑道八個停機坪，志愿軍的運輸線穩(wěn)了，美軍飛行員再俯沖時，下面多了成排偽裝網(wǎng)。

1955年授銜，上將肩章掛上去，董其武卻跟老連長喝酒：“官大了沒啥，只盼別忘了那年百靈廟的風沙。”他把津貼拿去補貼烈士家屬，空軍后勤部回訪時，發(fā)現(xiàn)他家院子連一棵蘋果樹都是別人送的。

一晃到1966年，67歲的董其武自覺力不從心，請辭成為必然。可毛澤東并不急于批示，他要思考的不是一紙離任，而是這位起義將領離職后的安置。國民黨舊部仍有人觀望，政策走一步看一片。最后主席提出條件：允許離職，但人必須留在北京，編制、待遇不動，由北京軍區(qū)接管具體事務。

這個條件背后含義清晰——既是尊重，也是信號。“中央信得過董其武，你們也別胡猜。”軍中傳達到處，綏遠老兵心里踏實。董其武答應下來，搬進北京小石橋胡同的老房子，每日清晨打兩套形意拳，上午看檔案、寫日記，下午去總政替起義同僚跑政策。

1978年后，他的活動更多了。誰家復議檔案卡在省里，他遞條子；哪個烈士墓無人修，他寫信圈款；山西河津啟動保護九龍廟，他把幾年的工資全捐出去，從省文化局請來專家勘測。縣里干部勸他休息，他揮手：“人沒用完，錢也沒用完，你急什么？”

1989年冬，他在日記里寫：“今晨雪大，院墻一片白，十點鐘胸悶，可能走不動了。”當天夜里，董其武安靜離世，身邊留下一只木箱，裝著戰(zhàn)時電報、朝鮮戰(zhàn)場的土、三十多本筆記。沒有金條，沒有房契。

毛澤東當年那句“我有一個條件”，留給后人兩層味道：一層是政治統(tǒng)戰(zhàn)的精準，一層是對老兵情感的珍重。董其武用二十余年清清爽爽的退休生活，讓這句話不至于變作客套。他一生跌宕，卻始終守住“為百姓打仗”這條線，身份幾變，初心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