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8歲的蔣碧微跟徐悲鴻私奔了。
她出身宜興大戶,從小沒吃過苦,卻為了逃婚,跟著這個窮畫家去了日本。
剛到東京,問題就來了。
徐悲鴻怕人知道他們私奔,給她改名叫“蔣碧微”,還把她藏起來。
更離譜的是,每次有朋友來,就塞她進狹小的盥洗室,一關就是幾個小時。
理由只有一句:“別暴露行蹤。”
這句話,對她而言,就是打發,糊弄。當然,這與在日本生活的不適應相比,還不算什么。
她曾紅著臉對他說:“我的眼睛不干凈了。”
那是去澡堂——日本男女同浴,她實在受不了。
好不容易找到分浴的,又被大媽指指點點,還撞見只圍毛巾的男工。
徐悲鴻聽了,沒有安慰,只敷衍了一句:“入鄉隨俗吧。”完全沒在意她的難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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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的是錢。
兩人帶去的兩千塊,是他倆全部積蓄。
可徐悲鴻拿去瘋狂買畫,半年花光。
蔣碧微省吃儉用,他卻像沒事人一樣。最后。兩人錢花光了,只能灰溜溜回國,他還說這是“藝術考察圓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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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上海后,他們躲在旅館。
蔣母找上門,徐悲鴻趁機脫身,一點沒擔責。
不久,他要去北京爭取官費留學名額。
買船票時,選了最便宜的貧民艙。蔣碧微被安排在滿是粗漢的艙房里,整夜不敢睡。他倒覺得省了錢,很劃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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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北京,蔡元培給他安排了教職,蔣碧微也去教書貼補家用。
日子本可過下去,但他迷上了聽戲。羅癭公天天送票,他夜夜泡在戲園子。
蔣碧微求他:“能不能少去幾次?”
他反而不高興:“人家看得起我,我能不去?”
夜里她要摸黑穿過兩個院子給他開門。
他在外面吃酒席,或在北大食堂吃飽就走,從不過問家里有沒有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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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實在揭不開鍋,她讓他當掉她的金鐲子。
他拒絕:“男人當女人首飾,太丟臉。”
最后是她自己跑去當鋪,換回四塊錢。她哭著說:“我都吃不上飯了,你一點都不急。”
這不是一次兩次,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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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來去巴黎,朋友謝壽康看不下去,提醒他:“你走路太快,總把太太丟后面。”
徐悲鴻嘴上應著,轉頭就說:“難道走路也要惦記她?”
他確實帶她見過世面,請過外文老師,也讓她接觸藝術圈。
這也是她愿意陪他吃苦的原因。
可再大的才華,也抵不過日常生活里的冷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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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奉戰爭爆發后,官費停發,兩人斷了收入。
生活陷入困境的時候,要不是蔣碧微被張季才認作義妹,靠張家接濟,他們可能早就餓壞肚子了。
后來,很多人會說蔣碧微變心了,是個嫌貧愛富的人。
可真實情況是,她陪他在追求藝術的道路上受苦,直到他聲名鵲起,兩人在一起的時光里,吃的苦遠遠要比享福多。
那時候,蔣碧薇并不追求物質。兩人之間的感情,還比較堅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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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大富大貴,從來不是她的追求。
她只希望,在最難的時候,他能多看自己一眼,多跟她說一些溫情話。
可她想要的生活,徐悲鴻給不了。
他的世界里,藝術第一,自己第二,妻子連第三都排不上。
多年后她在回憶錄里寫:那些苦日子里,她的委屈和孤獨,從未被看見。
后來,徐悲鴻的名氣大了,收入多了,生活水平也提上來了,可裂痕卻藏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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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的“厭夫癥”,不是突然變心,而是失望攢夠了。
這段始于熾熱的私奔,最終冷在日復一日的漠視里。
外人只道是后來各自出軌,卻不知早在東京的盥洗室、北京的寒夜里,婚姻早已千瘡百孔。
徐悲鴻勤奮、有才,這沒錯。
但他對妻子的忽視,是長期的、系統的、習慣性的。
蔣碧微不是不能吃苦,而是受不了一個人扛所有。
她做飯、教書、當首飾、深夜開門、忍受羞辱……而他只管自己吃飽、畫好、聽戲盡興。
婚姻不是靠一時浪漫維系的,而是靠日常的擔當。
徐悲鴻缺的,正是這個。
所以后來她離開,不是薄情,而是終于明白:再深的感情,也經不起長年累月的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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