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紅船融媒編輯部采訪了香港杰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簡稱協會)創會會長黎子杰先生。目前,他還擔任香港著名非牟利教育及青年組織—大灣區教育資源中心的聯席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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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杰
作為一名教育工作者,黎子杰于1995年香港大學學士畢業,于中學及大學時期是香港的學生領袖,曾于1993年獲得“香港杰出專上學生服務獎”(香港的杰出大學生獎),后于1995年與得獎學生共同創辦“香港杰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并擔任會長;黎先生曾在北京及上海工作及生活超過17年,充分了解內地和香港兩地的文化異同,亦曾于1997年與北京大學合辦短期課程“北京大學香港工商界高層管理人員中國研修班”,開創帶領香港人認識中國政經最新發展的先河。黎先生也是澳洲注冊會計師,香港證監會持牌人員,除擁有豐富的金融證券工作經驗外,對于學生的培養方式和兩地的教育模式有著獨到的見解。著名媒體人朱順忠與其進行了深入交談,兩人以教育為基礎,圍繞人才培養、教育理念、香港治理等話題展開了探討。
創會初衷:凝聚更多人的力量,服務社會
采訪伊始,黎子杰向紅船融媒介紹了自己的專業背景和成立協會的初衷。
據黎子杰講述,他本人曾在1993年獲得香港杰出專上學生服務獎項的榮譽。獲獎之后,他決定和一些志同道合的獲獎同學共同成立一個協會——即香港杰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黎子杰坦言,他成立協會的初衷是想凝聚更多來自不同院校、學習不同專業的優秀同學人的力量,以便于共同更好地服務社會。
“因為每年有20個得獎的學生,我們都來自不同的大學,比如有港大、港中大,還有香港理工學院等等,同學們都是不同學科專業和不同級別的。所以我覺得如果能集合大家的力量,發揮每個人的專長,那么將能實現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相統一。”黎子杰將協會成立的緣由娓娓道來。
“這個獎項的選拔標準有三個:第一是要有優秀的學業成績;第二是要有領導才能;第三是要有能夠服務社會的優異記錄。一般的選拔可能較為注重學生的成績好壞,但這個選拔更強調學生具備領導才能和服務社會的經驗及意識。作為第二屆獲獎的學生,我意識到大家的初心和目標是一致的,于是就聯合第一屆的得獎學生一起成立一個協會。”
在成立協會的過程中,每位參與者都運用自己的學業知識,來為協會的發展出謀劃策。比如,學習法律的同學會幫忙起草會章、學習設計的同學可以設計協會的標識logo、學習傳媒并且擅長舉辦活動的同學負責宣傳和公關、金融專業的同學負責籌款。可以說,該協會充分利用了不同專業學生的知識和能力,匯集了各類英才來服務社會。
據黎子杰講述,經歷至今33屆選舉,每年選出20名得獎同學,目前協會已經有600多人加入,其中有會員已經在特區政府中擔任副署長這類比較高的職務,還有7位會員榮獲“香港十大杰出青年”。協會會員從事的行業也十分廣泛,包括創業者、區議員、會計師、大律師、醫生、大學教授、醫生、建筑師、年輕企業家、對沖基金老板、社工、各級政府官員、上海市政協委員等等。
“我們這600多位協會的會員是分布在各行各業的,我們都在各自的領域內發光發熱,貢獻力量。同時為了支持我們的學生繼續服務社會,我近年也開始為得獎學生捐贈獎學金,至今我自己已經捐贈三屆了。”黎子杰說。
上述獎項的創立者是黎子杰一位20世紀70年代畢業于香港大學的師姐梁女士。她想要鼓勵更多的大學生投身到社會建設中,也就與當時的香港學生事務協會會長(香港跨院校在學生事務處工作的同仁所組成的協會),梁女士的港大同學Luke Wong港大學生事務處處長提出這一獎項的選拔活動,每年從各大院校提名及選拔共20名(當時香港只有2家大學,其他院校都是大專院校,后來升格為大學)的學生,梁女士捐贈及頒發給每名得獎學生5000港元作為獎學金。20多年之后,曾經的得獎學生黎子杰傳承了這一優良的做法,并在此基礎上提高了獎學金的金額。
黎子杰認為,這樣可以給下一代樹立榜樣,也體現了薪火相傳的精神。
與內地開展合作,培養技術人才
目前,黎子杰擔任香港著名非牟利教育及青年組織—大灣區教育資源中心的聯席主席,該中心致力于促進香港和內地的教育合作與發展,包括院校之間的合作、學生和教師之間的交流等。近期,該中心還幫助恒生大學與蘭州大學深圳研究院開辦課程進行合作,香港職業訓練局與浙江臺州培文中學簽署協議,并為內地教育機構與香港的大學展開交流研究及為內地中學生到香港求學提供新途徑。
“香港設有職業訓練局,特首也于2023年推出VPAS‘職專畢業生留港計劃’,主要是為了吸引職專非本地生在畢業后留港投身本地相關技術行業。”黎子杰說。
目前,兩地的合作已經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效。如今,已經有一批學生成功實現了就業,涵蓋飛機工程、飛機維修、空乘、機械工程、電子工程、建筑測量與物業、太陽能電車專業、網絡安全、生物醫藥等34個專業領域,這些實際上都是香港缺乏的人才,很好地滿足了香港對年輕勞動力的需求。
往深處看,這背后也顯示出香港人才缺失的問題。根據特區政府勞工及福利局2024年11月發布“2023年人力推算,香港航空業于2028年的人力短缺將上升至約18,000至23,000人。實際上,香港國際機場目前仍缺乏大量員工,特別是地勤、飛機維修和飛機機倉服務等部門,根據香港機場管理局的估計,雖然機場管理局和航空公司都在積極招聘,但人員不足的問題仍然存在,影響航班的恢復進程。”據特區政府統計,資源管理局公布的機場人才缺口達15000人之多,像香港的空乘人員就是比較短缺的,很多空乘人員是從新加坡過來的,他們甚至不會說中文。
互通互鑒:包容兩地教育模式的差異
在采訪中,朱順忠和黎子杰就兩地的教育方式展開了討論。
朱順忠坦言,內地和香港的教育方式存在很大的不同。香港從基礎教育開始就比較寬松,而內地的教育大多數是填鴨式的教育。這些差異會影響兩地學生的思維、價值觀和社會行為。內地教育體系以應試為主,強調知識的灌輸,而香港教育則更寬容,注重多渠道發展。
“在香港,我們從小就會被灌輸遵紀守法的思想,因為犯法留下案底之后是會影響一輩子的,甚至各類專業資格如醫生、律師、工程師、會計師等都會被撤銷資格,影響事業發展;所以我們倡導個人自由,但絕對不能越過法律的底線。”黎子杰解釋說。在他看來,相互理解和包容是解決這些差異的關鍵,兩地要相互學習對方的優點,比如內地在科技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香港需要急起直追。在與內地學生互相交流學習的過程中,香港的學生也能獲益良多。
“另外,歷史原因,香港一直跟隨英美的教育制度,多元的復讀制度為學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升學學習路徑。即使學生在本地高考成績不理想,學生也能修讀2年制的副學士學位(副學士及高級文憑課程),學生可以用兩年時間提升成績,再升讀大三及大四,最終實現學士畢業(本科)的學歷。這種英美流行的社區學院制度,為公開試成績不太理想的同學,多一次機會,用兩年時間提升自己,有機會通過其他途徑進入大學升讀大三及大四,繼續完成學士學位或就業,這種制度設計為學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和選擇。”
在黎子杰看來,教育的目的應是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像香港以前有很多才子,但并不是每個人都接受過高等教育,他們都擁有一技之長,憑借自身過硬的本領成就了一番事業。所以香港這種靈活的教育模式是可供參考的,內地的教育改革可以借鑒香港的經驗,探索更加多元化的教育路徑。同時,我們要注重教育公平,最大限度地維護教育的公平性,讓更多的學生成長成才。
黎子杰還分享了自己對于AI人工智能的看法。據他介紹,現在很多家長都希望孩子一定要讀有AI的課程,沒有AI課程就不愿意讓孩子去讀。他認為,這種想法有些矯枉過正:“其實AI只是一個工具,能夠幫助我們提升工作和學習的效率,它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邏輯思維的鍛煉,懂得如何向AI發問,利用AI,才是未來學生需要的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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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杰
內地大學國際化:英語教育的重要性
在交流的過程中,黎子杰針對內地大學國際化發展的方向提出了自己的建議。他強調了內地大學通過英語教育走向國際的重要性,盡管中文在中國及世界都具有重要地位,但為了與世界溝通、與全球學術界交流,英語教育不可或缺。
“香港的一些大學國際排名很高,這與采取英語教學關系密切。因為做學問不是孤芳自賞,我們要得到全世界同行的認可。目前,在世界范圍內最流行的還是英語,我們提倡學好英文并不是崇洋媚外,而是為了更好地探討學術問題、與世界溝通。現在,很多香港的大學都在大灣區建立分校,比如中文大學在深圳設立分校、科大在廣州設立分校、城市大學在東莞也有分校,這些學校實行的都是全英語教學。這種學習氛圍會慢慢影響到內地學生及老師,讓他們意識到英文在國際交流中的重要性。”黎子杰舉例說明了英語教育的重要性。
“我們的視野應該更加開闊,香港的大學除了在大灣區附近辦學以外,應該深入內地,到北京、上海、西安、重慶等地開設分校,讓更多的內地學生接受這種英語教學模式。”
接著,黎子杰舉了一個例子:“6月份時,數學家王虹回到北大開數學講座,現場座無虛席。丘成桐教授、北大數院研究員韋東奕以及許多數學的學者都來到了現場。王虹教授在講座時選擇用英語講授,并詢問在場人士她想用英語演講,在網上了引發了網友的熱議,認為王虹作為中國人,在北京做演講應該用中文,而她用英文演講就被批評為不愛國。其實王虹教授選擇用英語授課是為了更好地進行學術交流,因為除了她在國外學習期間及當教授的語言都是英語,根本不懂得數學的中文學術用詞,而且當天參加講座的有很多外國學者和學生。用英文發表研究成果,也能夠增強我們的學術影響力和國際交流能力。我們中國如今倡導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用全世界都明白且通用的語言來作為橋梁。”
直言不諱,為香港的發展提出良性建議
在日常工作之外,黎子杰也關注到了香港的民生問題。他覺得政府應該多照顧本地市民的感受,幫助群眾解決實際的住房、社會福利保險、養老等問題。
“現在香港也面臨著老齡化的問題,很多老年人都需要不斷增加的社會福利,我們要對這一群體多點關注。發展經濟與保障民生都同樣很重要,只要香港的經濟形勢向好,才能吸引內地、國際的企業到香港開辦公司,工作崗位會增多,來自企業所得稅及個人薪俸稅的稅收增加,對老年人的醫療及社會保障才可以增加,我們才能令曾為香港作出杰出貢獻的老人家,有尊嚴地度過晚年。”
“如今香港的物價上漲了不少,加上香港沒有足夠多的新增工作崗位,房價卻也在不斷攀升,令物價及生活開支不斷飆升,但工資卻沒有同步上漲,市民的生活質量自然會不斷下降。內地的老百姓為什么能生活的很高興呢?就是因為他們的生活質量一直在提升。”
在平時的教育工作中,黎子杰經常和學生聊天,關注學生的身心健康,聽學生分享他們對于社會現象的看法。“有的學生家庭非常貧困,沒錢去上補習班、興趣班,需要社會予以關照,窮學生如何可以改善成績及發展個人興趣?向貧困學生提供更多的資助,提升其學習能力,升讀更好的大學,以知識改變命運,才能為整個貧困家庭提供往上流的機會。雖然政府已經采取了行動,比如有貧困學生考上了大學,可以通過助學貸款交學費及維持大學生活費用,但是往往學生在畢業之后就要開始還款,那么我們能不能延緩這一畢業就要開始還款的期限,讓學生畢業后有喘息的機會,讓學生用工資補助原家庭的開支,改善整個家庭的生活條件。年輕人只能在積累了一定的工作經驗之后,才能完全承擔起養家糊口的責任,延緩還款期限可以讓學生抓住機會提升自己。如果財政允許的話,特區政府我們還可以減免貧困學生的學費,貧困學生也不需要還助學貸款,這也有助于減少社會矛盾。”
面對不合理的規則或負面的社會現象時,黎子杰敢于說“不”,這與他本人正義的性格不無關系,他從小就喜歡服務社會,有保護弱勢群體的意識。
黎子杰敢于說出自己內心的真實想法。“很多人不敢發表自己的意見,怕影響自己的事業和政治前途,往往嘴上喊著口號說愛國的人可能并不是真正的愛國,而那些經常提出批評意見的人,有時他們的話語會很犀利,反而才是真正熱愛香港、熱愛祖國的。”黎子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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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順忠與黎子杰(右)
教育產業是促進香港經濟復蘇的重要抓手
近年來,香港雖然面臨較大的經濟下行壓力,但黎子杰對香港經濟形勢充滿信心。他認為香港有著良好的“一國兩制”基礎,鄧小平提出的這項偉大戰略構想是香港成功的重要原因。同時香港具備獨特的地理優勢,既能聯通世界,又在積極地融入大灣區的建設。
“之前,香港的發展模式是與內地結合是‘前店后廠’的模式。未來,香港可以嘗試與內地結合發展為‘前融后店產’的發展模式,香港專注于科研、融資等第三產業,尤其是服務業,與大灣區其他城市尤其是深圳的分工合作,香港融資、深圳或大灣區生產及銷售。發展工業需要勞動力及低土地及勞動力成本的支持,這可以放在內地如深圳、東莞進行,香港的競爭優勢是對接世界,利用香港的廣為外國投資者接受的普通法法律制度及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協助內地企業對外融資。”黎子杰立足香港的現實情況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教育產業化是促進香港經濟復蘇的重要策略。香港的教育資源十分充裕,在這座750萬人口的城市,僅政府資助的高校就有八所,世界唯一的一個城市有最多的5所世界100強的大學,所以利用香港的大學資源發展教育產業經濟是最可行的辦法。“我們除了要吸引更多亞洲、東盟國家甚至非洲的學生、內地的學生到香港讀書,增加非本地生包括內地學生赴港讀書的名額及加強宿舍宿位的配套是特區政府急需推出的工作。除了升讀大學之外,特區政府還應該解除放寬對內地中小學生來港就讀的限制,像英國就有陪讀人的制度及法例可供香港我們借鑒,內地家長不需要獲得香港身份,只要學生獲得香港的中小學錄取,家長就可以持陪讀人簽證來香港工作、陪孩子讀書及兼職工作,這樣將能迅速以留學產業帶動香港的經濟增長、補充勞動力及的建立可持續的經濟增長。”
黎子杰也注意到香港的人才流失問題,雖然香港推出了許多人才政策,確實引進不少人才,但依舊存在只能引進但未能留住人才的問題。一些高才、優才、專才在拿到身份之后就走回內地了,并沒有對香港本地經濟產生貢獻。現實情況是許多成功申請各種人才計劃來港的內地朋友,放棄內地的工資來香港,大部分是希望享受香港的教育及醫療福利,又能繼續在內地發展事業。這些人才更多的是為了讓其孩子到香港上學,不用在內地卷高考。那么在優化教育政策,放開中小學就讀資格限制之后,就可能會有大量人才帶同孩子涌入香港讀書及生活,學生以及家庭的在港消費都能夠帶動經濟發展,教育產業對香港經濟復蘇所起的作用不言而喻。
融合創新,寓教于樂:電影獲得高票房的“密碼”
黎子杰不僅熱心教育事業,對電影也頗有研究,有人稱其是著名的電影影評人。在接受采訪時,他結合個人經歷對香港電影行業的現狀做出了自己的評價。
“10年前,我曾擔任香港亞洲電視的董事,所以對演藝和新聞行業都有所了解。以前香港有TVB和亞洲電視這兩大電視平臺,亞洲電視播出了《天蠶變》《大地恩情》等經典的作品,香港的電影也很紅火。但是隨著互聯網多媒體和短視頻平臺的崛起及發展,傳統電視媒體難免會受到沖擊。”黎子杰說。
黎子杰認為老百姓自己掏錢買票才是電影真正的票房,他以《哪吒2》為例分析了部分內地電影在香港票房慘淡的原因:“一是語言不通,依然不少香港的民眾,尤其是25-40歲,沒有在中小學接受過普通話教育的中青年,都聽不懂電影中的普通話;二是香港老百姓對內地電影存在偏見;三是題材對香港市民的吸引力不大,香港百姓對于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故事、中國的傳統文化和故事近代史、國共斗爭、抗美援朝等的歷史都不太熟悉,如淮海戰役,上甘嶺等內地朋友耳熟能詳的愛國故事,一般香港市民皆一無所知,更多的是聞所未聞。所以內地熱賣的愛國電影,在香港的票房卻非常慘淡。”
上述原因,與教育密切相關。在香港,從小接受的教育中很少有中國傳統文化的課程,近代史少之又少;香港學生他們對于重大的歷史事件也十分陌生。為此,黎子杰提出一個加強香港學生愛國教育的關鍵辦法——讓他們自己去觀察,親身感受,用自己的眼睛、耳朵去看去聽,而不是灌輸式的愛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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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大灣區教育資源中心兩年前就贊助39名香港的杰出大學生。之前我接觸過30多個香港的大學生及貧困大學生,由我親自帶隊,帶他們學生到南昌井岡山、毛澤東故居、革命烈士紀念館、八一起義紀念館、南昌大學交流,去南昌的福利院慰問老人;全程6天都有南昌大學的學生與香港的大學生共同游玩、參觀訪問、探訪,讓香港的大學生與南昌的大學生做朋友,讓學生自己去體驗了解革命先輩為新中國建立而犧牲的歷史,讓學生自己去問南昌大學的同學及南昌的老人家,有關革命歷史及事跡。當學生了解到中國的革命歷程和先輩們的偉大事跡后,他們對歷史會有更清晰及感官的認知。由此可見,紅色文化的宣傳應該改變形式,要增加互動、沉浸體驗式的學習,減少課堂式的填鴨式教育,只有學生去親身體驗,才會與國家及愛國歷史產生共鳴,我們的愛國教育才能成功。”黎子杰介紹道。
培養“領袖”才能,促進學生全面發展
采訪,以對教育的思考結束。
黎子杰認為教育孩子不僅在于讓他們多讀書,應重點培養學生的動手能力、解決問題能力和邏輯思維能力,并指出理科教育在邏輯思維訓練中具有重要作用。
“現在很多學生的家庭條件富裕,導致學生的基本生活能力和自理能力不足,動手能力差,那么可以通過動手實踐如制作模型、機器人等提升孩子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他們不怕犯錯的心態。年輕人要敢于試錯,所有的創新都是經歷多次失敗才能成功的。”黎子杰說。
同時,黎子杰也強調要提升學生的文化內涵,學生不能只讀書,要多出去走走看看,通過親身經歷擴展視野。
香港學生有很強的獨立思考能力和觀察能力,各類政策能夠給予他們保障。黎子杰稱香港有一個很好的教育制度,即訓練領袖人物。
“我們上大學那個年代是沒有點名制度的,對學科知識有問題,隨時可以到教授辦公室找教授老師討論請教,教授老師也很歡迎。因為大學教育旨在訓練各行各業的領袖,不一定每個人都是科學家。像我的兩位港大師兄,大家熟知的才子黃霑在港大時期是學習中文文學,所以后來擅長作詞;許冠杰在港大時候是學習心理學,上學時經常不上課,但卻在利瑪竇宿舍常彈吉他、唱歌、后來成為香港歌神,他們都成為了有名的才子。”黎子杰說。
教育應該根據每個人的特點,挖掘并發揮學生的才華和專長,給予學生充分的展示自我的空間。黎子杰也分享了自己的經歷:“香港的大學有很多社團組織,學生自行組織及可以舉辦豐富的興趣及活動。我在擔任杰出專上學生服務協會創會會長的時候,曾與同學們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大型慈善嘉年華活動,整個流程都是我們自己操作的。我們還在科技大學,舉辦中學生領袖夏令營活動,吸引中學生參加,教導中學生如何組織合作,讓他們自己在維多利亞公園擺攤位、搞義賣,獲得的收益都捐助給了其他慈善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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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子杰
據黎子杰講述,活動中的相關事項包括向政府租用維多利亞公園、聯絡全港各中學、聯絡各企業贊助禮品、尋找企業資金贊助、宣傳推廣嘉年華會都是由學生自主組織和完成的,這充分體現了香港大學生的動手能力和超強的組織規劃能力。
黎子杰還回憶起在1995年暑假,當時還是香港大學的學生,以香港杰出專上學生協會會長的身份,帶領與20多名香港杰出大學生,在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現今的中聯辦的前身協調下,組織香港杰出大學生北京訪問團,訪問港澳辦、北京大學等多個機構,整個行程的接待單位是北京大學對外事務中心,由北京大學的老師負責帶隊多個大學生到北京大學訪問,北大的陳振亞老師就跟我講:他觀察到了香港與內地大學生的不同。在整個5天的訪問活動行過程中,香港大學生可以自主決定所有很多事情,在和政府領導、北大領導交流時也很從容,沒有怯場,他問我原因是什么。我就說因為我們的大學生,他們經常自己舉辦各類活動,鍛煉了自己的“領袖才能”、口才和對外交流的交際能力。可見,教育不能僅僅只讓學生讀書,不能只培養“書呆子”,而應該多發掘學生的“領袖”能力,讓有不同特長的學生,他們各自成長為不同行業、領域全面發展的人才,包括科學家、藝術家、企業家,成為不同領域的領頭人。
采訪:朱順忠
編輯:候雪柔
視覺:李辰昊
統籌:李秀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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