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文回溯｜中國成年人抑郁的社會分化：動態視角與交叉視角

秋麗雅

北京大學

社會學系

博士研究生

李建新

北京大學

社會學系

教授

中國成年人抑郁的社會分化：動態視角與交叉視角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3年第5期

作者 | 秋麗雅、李建新

責任編輯 | 劉保中

基于HAPC-CCREM模型，本文使用CFPS 2010—2020年數據，從動態視角和交叉視角分析了中國成年人抑郁的社會分化及其演變趨勢。研究發現，成年人抑郁程度在教育、收入和性別上存在分化，且隨著年齡增長和時期發展不斷擴大，在出生隊列上出現“奇異值”和復雜變動。成年人抑郁程度在教育和性別交叉結構上存在分化，教育對女性抑郁程度的改善更明顯，但這種效應隨著年齡增長逐漸減弱；從時期來看，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在各教育組人群中保持穩定；從出生隊列來看，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之后出生的人群中，各教育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持續存在。

一、問題的提出

全球疾病負擔報告顯示，心理健康障礙逐漸成為影響人類健康預期壽命、導致各國疾病負擔的重要因素，而抑郁是最能體現上述挑戰的情緒障礙（Herrman et al., 2022）。抑郁損害人的身心健康，甚至引發自殘自殺。在我國，2019年抑郁總發病例為4100萬人，相比1990年的3130萬人，增長率超過30%。抑郁與其他精神障礙一起，成為疾病所致傷殘引起的健康壽命損失年的第二大因素（Zhou et al., 2019; Ren et al., 2020）。但是，2013—2015年中國精神衛生調查顯示，我國成人抑郁癥患病率為6.8%，其中僅有不到十分之一人獲得治療（Lu et al., 2021）。《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提出了“全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的重大任務，強調新時代對衛生健康事業的要求。在此背景下，加強對抑郁影響因素的認識，明確其社會相關風險因素及其變化，是識別抑郁易感人群、降低疾病負擔、促進我國人口健康預期壽命再提高的重要內容。

在社會科學視角下，探索抑郁的社會分化是研究焦點之一。社會階層、族裔、性別是心理健康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分化標準（McLeod,2013）。多數健康不平等理論認為占據優勢位置的人群心理狀態更健康，但經驗研究顯示，心理健康不平等的情況更復雜：第一，部分人群的心理健康差異體現在類型而非水平上，比如相對男性而言，女性處于社會不利地位，但兩性心理健康障礙主要表現不同，女性多為抑郁、焦慮，男性多為酗酒等；族裔間的心理健康差異也存在類似的現象（Assari,2017;Lu et al.,2021）。第二，心理健康不平等在生命歷程中、不同出生隊列間、各個時期間可能存在差異（Mirowsky ,1996;Bell ,2014;Myhr et al.,2020;Zhu & Ye,2020）。第三，心理健康不平等存在交叉機制，社會階層、族裔、性別的相互交叉構成資源獲取優勢與劣勢的獨特組合，塑造個體在社會中的特殊位置，賦予個體不同的社會生活和心理困擾經歷（Gu,2006）。但縱觀既往研究，心理健康領域的交叉視角仍有待關注和加強（Assari & Caldwell,2018）。所以，本文將圍繞“抑郁”這一特定心理健康指標，從動態視角和交叉視角出發，分析中國成年人抑郁的社會分化和演變趨勢。

二、文獻回顧

（一）心理健康不平等相關理論與視角

根本原因理論（fundamental cause theory）強調社會經濟地位等社會因素是疾病的“根本原因”，決定著人們獲取的資源，通過預防疾病和過早死亡來影響健康。缺乏相關資源的人群更可能暴露在有害環境中，且很難彌補不利環境對健康的負面影響（Link & Phelan,1995）。無論具體機制如何變化，資源更多的人群都能從中不斷獲益，使得健康不平等持續存在。社會經濟地位也是心理健康不平等最有力的預測因素，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總是和較低的抑郁程度相聯系（Link et al.,1993;Keating,2010）。

壓力過程理論（stress process model）進一步將抑郁和社會分化聯系起來（Pearlin et al.,1981; Aneshensel et al.,1991）。社會經濟地位、性別能夠影響壓力來源，如收入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會經歷更多的經濟壓力和暴力威脅，而工作—家庭角色沖突常見于女性、受過良好教育的人群中（Kessler & McLeod，1984）。優勢人群還能夠調動更多社會資源，擁有更多個體心理資源、更科學的壓力應對策略和技巧（Turner & Turner，2013；梁櫻，2013）。

性別是抑郁社會分化研究中另一個重要維度，是心理健康的關鍵決定因素，而不僅是“控制變量”（Assari & Caldwell，2018）。一方面，在結構化的性別不平等視角下，性別影響著物質資源、社會支持等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和歧視、暴力等風險在個體間的分布，女性更容易、更頻繁地暴露在積累劣勢中，更可能遭遇工作—家庭的角色沖突(Homan，2019)；雖然她們承擔著多數家庭勞動和獲得職業成果的責任，卻往往不是家庭內部和勞動力市場的主要決策者（Srivastava & Anand，2020），導致女性心理健康的各項指標都差于男性。另一方面，社會關系中的自我地位認知和情感社會化功能會造成性別特定的障礙類型。女性更多地前置他人利益，男性則自我賦權更加強烈。社會文化還會指定男性和女性 “適當”的行動方式與表達規范，使女性通過內化情感問題（如抑郁）來表達痛苦，男性通過外化情感問題（如濫用藥物）來表達痛苦（Simon，2002；Rosenfield & Smith，2010）。

（二）抑郁的社會分化的演變

生命歷程（life course）視角強調早期生活經歷對人生后期甚至終身狀態的影響（Elder et al.，2006），將時間因素帶入抑郁的社會分化。一方面，早期創傷會持續損害心理健康（Ross & Mirowsky，1999）；另一方面，壓力在人生中不斷積累，不同階段的壓力相互影響，增加其抑郁水平（George，2013）。總之，隨著生命周期發展和社會角色變化，收入、就業、婚姻、子女、健康等諸多因素都可能帶來壓力，在人的一生中不斷積累，產生情緒困擾，誘發抑郁。正如上文所述，社會經濟地位能夠影響人的壓力來源，也能限制應對壓力的資源和能力，使得抑郁的社會分化貫穿在生命歷程中。抑郁的社會分化如何隨著年齡變化未有定論，存在擴大（Bell，2014）、減小（Bjelland et al.，2008）等不同發現，或是在不同的社會經濟地位指標上出現不同趨勢（李建新、夏翠翠，2014）等結果。抑郁的性別差異一般隨著年齡增長而擴大（Mirowsky，1996）。不同社會歷史條件下，受特殊事件影響，不同出生隊列擁有獨特的生命歷程（Riley，1987），且不同人生階段人群的經驗和資源不同，同一特殊事件造成的影響也不同，表現出一種隊列效應（埃爾德，2002:230）。所以，對不同出生隊列來說，造成抑郁的壓力來源和應對特殊事件的能力可能不同，抑郁的社會分化在出生隊列上存在變化。關于抑郁的社會分化如何隨著出生隊列變化的經驗研究較少，本文將文獻回顧范圍從抑郁擴展到健康，發現現有研究結論不一致。有研究發現出生隊列越晚，教育對健康的回報越大（鄭莉、曾旭暉，2018a）；但也有研究認為由于教育擴張，其健康回報在較晚出生的隊列中降低了（Zhu & Ye，2020）；有研究的結論更加復雜，認為在不同的出生隊列中，教育對健康的影響方向可能不同（鄭莉、曾旭暉，2018b）。抑郁的性別差異在年輕的出生隊列中更小（Bacigalupe & Martin，2021）。抑郁的社會分化如何隨著時期變化的研究結論也不一致，有研究認為不斷增大（Myhr et al.，2020），也有研究認為沒有變化（Meertens et al.，2003）。抑郁的性別差異在不同時期一直穩定存在，沒有明顯的變化趨勢（Melchior et al.，2010）。

（三）交叉視角下的抑郁分化

社會經濟地位、性別構成的交叉結構讓抑郁分化變得復雜，也讓心理健康不平等的討論更深入。從結構化的性別不平等視角出發，女性通過競爭性科層體系進入精英階層并獲益（佟新、劉愛玉，2015），使其家庭資源和社會支持增多，保護因素和風險因素上的分布劣勢減少。從社會關系中的自我地位認知和情感社會化功能視角出發，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特別是高教育水平有助于女性質疑和解構傳統的性別觀念，增強女性在家庭和公共領域扮演角色的議價能力，有效平衡傳統和現代社會的要求（Kamin et al.，2012）。經驗研究發現，女性從家庭收入、教育中獲得的心理健康收益大于男性（Bacigalupe & Martin，2021）。阿沙利的研究（Assari，2017；Assari & Caldwell，2018）擴展到族裔和性別構成的交叉結構，發現教育增加了黑人男性抑郁風險，較高的自我實現期望和系統性種族歧視間的張力可能造成這一反直覺的結果，這意味著多重、相互關聯的劣勢會強化、扭曲抑郁的社會分化。

抑郁的社會分化研究日益豐富，達成一些基本共識，但在下述討論方面仍需深化：第一，在時間的演變上，應分解年齡、時期、出生隊列的凈效應。既往有關抑郁的社會分化演變研究可能混雜了時間效應。使用單期橫截面數據研究抑郁的社會分化如何隨年齡變化暗含一種假設，即抑郁的社會分化在所有出生隊列中相同，但在經歷社會革命和變革的中國，此假設由于混雜了年齡效應和出生隊列效應，所以很難成立（李婷、張閆龍，2014）。利用多期橫截面數據分析抑郁的社會分化如何隨時期變化也有類似的問題。一般來說，研究樣本由不同出生隊列構成，不同出生隊列可能有不同年齡、時期效應，因此觀察到的時期趨勢是不同出生隊列趨勢疊加的結果，會受樣本的年齡結構影響而產生較大波動（Reither et al.，2011）。如果發現某個出生隊列的抑郁的社會分化隨年齡而變化，這不完全是年齡因素所致，還可能和時期效應有關，如因不同時期的公共衛生、醫療技術狀況變化所致（李婷，2015）。第二，應進一步拓展交叉視角研究，分析抑郁在社會經濟地位和性別構成的交叉結構上如何分化與變化。現有研究多關注社會經濟地位對心理健康的影響如何隨著性別或者族裔變化（Assari，2017；Assari & Caldwell，2018），或集中于社會經濟地位對抑郁程度影響的時間效應（李建新、夏翠翠，2014；Bell，2014；Frech & Damaske，2019），或分別討論性別差異和時間效應（Bacigalupe & Martin，2021），少有研究關注抑郁在社會分化因素構成的交叉結構上如何隨時間推移而變化，且存在未分解時間變量凈效應的問題（Assari，2017）。因此，在交叉視角下，抑郁在社會經濟地位和性別的交叉結構上如何分化（下稱交叉分化），這種交叉分化的演變趨勢如何，上述問題尚待討論，尤其是將研究對象限定為中國成年人時，相關研究較少。

基于以上考慮，本文將使用分層APC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HAPC-CCREM）分析以下問題：第一，隨著年齡的增長、出生隊列的后延、時期的發展，中國成年人抑郁的社會分化如何演變？第二，中國成年人抑郁在社會經濟地位和性別構成的交叉結構上如何分化？第三，上述交叉分化如何隨時間推移而變化？

三、研究假設

（一）生命歷程視角下的“積累優勢”

“積累優勢/劣勢”理論（cumulative advantage/disadvantage theory）是指具有某一特定特征的個體間差異會隨著時間推移而增加的趨勢（Dannefer，2003）。按照該理論，結構性優勢與資源、壓力和創傷的互動過程不僅會貫穿人的一生，而且會在生命歷程中不斷加強（Bracke et al.，2020）。隨著年齡的增長，所有人群都會積累壓力，但是優勢人群暴露在壓力中的次數和時間更少，也更容易克服負面經歷影響，持續降低其抑郁程度，導致不同社會位置人群的抑郁程度不斷分化，差異不斷累積。由此提出：

假設1.1：隨著年齡的增長，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人群間抑郁程度的差異擴大。

假設1.2：隨著年齡的增長，男性和女性抑郁程度的差異擴大。

（二）根本原因理論、多重壓力來源與特殊事件

基于根本原因理論，可推知醫學知識和技術越發達，疾病和死亡就越受人類控制，健康的社會塑造變得越強（Link，2008），社會的資源分配越不均衡，健康不平等就越嚴重。從時期角度看，近年來中國的發展帶來了醫療進步，但也有不斷增加的壓力、風險和不公平感（史新杰等，2018），影響著每個年齡組和出生隊列，社會經濟地位對中國成年人抑郁的分化更加明顯。由此提出：

假設1.3：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人群間抑郁程度的差異隨著時期變化而擴大。

對不同出生隊列來說，造成抑郁的壓力來源可能不同。基于壓力過程理論，壓力來源是多重的，可以是突發事件、社會角色壓力、日常生活煩惱、早期創傷，等等。綜合以往研究（Henderson et al.,1997；Goosby，2013；梁櫻，2013），在社會學視角下，社會壓力來源可分為三類：物質條件（醫療衛生條件、生活水平等）、教育與發展（教育機會、職業機會等）以及社會支持網絡（家庭規模及其互動等）。在不同出生隊列中，這三類壓力來源的占比不同，還要考慮特殊事件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前出生的人群成長在物質極度匱乏時期，多數人從幼年起營養不良、醫療衛生條件較差；其教育與發展的機會較少，文盲比例高，體力勞動者較多，他們在成年階段遭遇“文化大革命”，在20世紀90年代，作為中年人可能經歷下崗潮；但他們的家庭規模較大，家庭作為社會支持網絡的功能較強。此時，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能夠有效保證他們的物質生活和醫療條件，減輕失業的負擔，并享受世紀之交中國快速發展的紅利。在20世紀50年代出生的人群物質條件略有改善，童年逆境相對較少，但是在青少年時期受到文化大革命影響，并可能經歷“上山下鄉”運動，教育發展和職業機會受到較大影響，家庭支持網絡依然較強。此時，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依然是良好生活的保障，隨著21世紀初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貧富差異逐漸拉大，優勢地位人群的心理健康回報更大。在20世紀6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家庭作為社會支持網絡的功能依然較強，但需考慮特殊事件的影響：一方面，良好的家庭條件能夠增加“三年困難時期”出生人群的生存機會和身心健康；另一方面，當時的知識分子家庭可能受到了沖擊，在這些家庭長大的孩子可能受教育水平更高，但他們在兒童、少年時期也遭遇更多逆境，持續影響其心理健康。所以，對不同社會經濟地位的人群來說，抑郁程度的差異在60年代初出生的人群中較大，在6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一批人中較小。出生于20世紀70年代的人群，其家庭規模在中國計劃生育政策影響下逐漸變小，可能減弱了家庭作為社會支持網絡的功能，增加了養老負擔。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推進，其發展機會普遍改善，占據優勢地位不僅帶來物質回報，而且帶來心理健康回報。20世紀80、90年代出生的人群成長在改革開放后社會經濟全面發展的時期，20世紀末開始的高等教育擴張讓他們享有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市場經濟發展和對外開放拓寬了這一代人自我實現的途徑。與此同時，新中國成立以后對傳統大家庭的改造、20世紀80年代一系列制度性改革使建立在人民公社和單位體制基礎上的福利與保障漸漸消失，更多的責任放在了個人身上，計劃生育政策下的家庭網絡規模絕對縮小，支持能力相對減弱，導致他們需要面對的結構性問題增加，但應對的能力和資源減弱（閻云翔，2016），與社會經濟地位相關的抗風險能力變得更加重要。對這批人來說，抑郁在社會經濟地位上的分化變大。在出生隊列上，抑郁的社會經濟地位分化不應表現為簡單的線性變化趨勢，更可能表現為存在一些特殊的出生隊列，其抑郁的社會經濟地位分化不同于相鄰隊列，我們將這種出生隊列稱為“奇異值”。由此提出：

假設1.4：不同社會經濟地位人群間抑郁程度的差異存在“奇異值”。

（三）性別觀念、勞動參與和傳統回潮

新中國成立以來，兩性在家庭和工作上的分工出現新變化。一方面，傳統性別規范正在改變，中國女性性別平等觀念增強，接受教育、事業發展和獲得收入的訴求增多，不再限于家庭勞動；另一方面，社會已經形成一套基于兩性社會角色和地位的制度與結構，在資源分配、角色期待等方面存在根深蒂固的影響，中國女性仍然是家務勞動的主要承擔者，面臨更多的社會角色沖突和壓力事件（佟新、劉愛玉，2015）。從時期角度看，傳統性別規范再次回潮，特別是城鎮男性比20世紀90年代更加保守（劉愛玉，2019），女性勞動參與率不斷下降（沈可等，2012），從結構化性別不平等視角出發，這意味著女性在市場和家庭中的地位下降，健康的社會決定因素和風險分布的性別不平等增強；從社會關系中的自我地位認知和情感社會化功能視角出發，傳統女性規范和典型男性氣質重獲合理性，兩性傳統的壓力應對方式被再次被鞏固。所以，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可能沒有縮小，而是在不同時期穩定在一定范圍內。由此提出：

假設1.5：男性和女性的抑郁程度差異在不同時期沒有顯著差異。

從出生隊列角度看，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每一代25~49歲黃金勞動年齡女性的勞動參與率不斷下降，降速和持續性遠超過男性（沈可等，2012；許琪，2021），這可能與市場化改革后，女性就業保護變化有關（劉愛玉，2019）。就業市場中的性別差異逐漸拉大，加之多重角色沖突，部分女性不得不回歸家庭，這與新中國成立后女性接受的性別平等觀念不一致，增加了個人和家庭的經濟風險。年輕一代女性有了新的壓力來源，抑郁的性別差異改善有限，至少不會出現顯著的減小趨勢。由此提出：

假設1.6：男性和女性的抑郁程度差異在不同出生隊列中保持穩定。

（四）競爭、解構與托底作用

抑郁的社會經濟地位和性別分化較強，從交叉分化看，會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結果。既往經驗研究發現社會經濟地位對女性抑郁程度的改善更大，即女性經濟地位越高，與男性的抑郁程度差異越小（Assari，2017）。但是當性別規范改變不足時，這種差異會貫穿人們的一生。結合上文對中國性別規范變化的討論，這里提出：

假設2.1：在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組人群中，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較小；

假設2.2：隨著年齡的增長，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在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組人群始終最小。

近年來，醫療衛生行業的精細化、精神疾病的去污名化、心理健康知識的普及給了女性正確認識抑郁和采取措施的可能。社會經濟地位較高的女性率先受益，這些變化更為處于交叉結構最底層的低教育、低收入女性發揮了托底作用，與出生隊列較早的女性相比她們獲得了相對更豐富的心理健康相關資源。我們假設時期越發展、出生隊列越晚，防治抑郁的相關資源就越豐富和普惠，托底作用越強，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組的抑郁性別差異越小。由此提出：

假設2.3：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組人群中，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隨著時期變化而減小；

假設2.4：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組人群中，出生隊列越晚，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越小。

四、數據與方法

（一）數據來源

本文使用“中國家庭追蹤調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CFPS）2010—2020年數據，并通過三個維度篩選數據（年齡≥16歲、不是在校學生、使用變量無缺失值且取值在正常范圍內），總觀察樣本數為126075。

（二）變量描述

因變量為抑郁程度，取值范圍為20~80，分數越高，抑郁程度越高。CFPS數據使用流調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CES-D）測量抑郁程度。因每輪調查的題目數量不完全一致，本文參照CFPS數據使用的百分位數等化方法（吳瓊等，2018），生成每期數據均可比的抑郁程度變量。

自變量：受教育程度、人均家庭收入、性別。其中，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家庭收入用來測量社會經濟地位狀況。受教育程度是定類變量，分類基于個體已經獲得的受教育年限，以25%、75%的分界點劃分為低、中、高三組。考慮到新中國教育事業快速發展，各出生隊列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差異較大，本文劃分各出生隊列的教育組時采用了不同的標準，保證低、中、高受教育組在各隊列中的意義一致。1952年，《小學暫行規程（草案）》和《中學暫行規程（草案）》正式頒布，全面規范了我國中小學教育教學。1977年學校教育重新走上正軌，1982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提出“普及初等義務教育”，21世紀初我國高校大規模擴招（王家源，2019），此時高三的學生恰好為20世紀80年代初義務教育普及惠及的一批人。上述時點是我國基礎教育規范化、法制化，高等教育從精英化走向大眾化的標志，所以本文以1952年、1977年、1982年為節點，劃分不同出生年份人群的受教育程度，臨界值分別為0年和8年、5年和9年、8年和12年、9年和15年。家庭人均收入是定類變量，分為低、中、高收入組。該變量基于每輪數據中“與2010年保持可比的家庭人均收入”，以25%、75%為分界點劃為三組。將收入作為定類變量，一是為了清晰展示其與性別、年齡等的交互效應，二是便于觀察和解釋收入的隨機效應系數變化。

時間變量：年齡、出生隊列、時期。年齡是定距變量；出生隊列是定類變量，1938年以前出生的人群分為一組，1994以后出生的人群分為一組，1938—1994年出生的人群每隔三年分為一組，較為細致的劃分便于觀察隊列的變化，也有助于觀察特殊事件對出生隊列的影響；時期是定類變量，分別為2010、2012、2014、2016、2018、2020年。

控制變量：性別、婚姻狀態、所在地、健康水平、就業情況、經濟地位認知一致性。對于經濟地位認知一致性變量，考慮到收入的區域差異，使用CFPS問卷中對“您給自己收入在本地的位置打幾分”的回答與家庭人均收入的分組做比較，得到主觀評價與實際情況相符（認知一致）、主觀評價低于實際情況（認知悲觀），以及主觀評價高于實際情況（認知樂觀）三個選項。

（三）模型方法

本文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Hierarchical APC-Cross-Classified Random Effects Models，HAPC-CCREM）分解年齡、時期、出生隊列的凈效應，模型原理和詳細設置參見楊和蘭德（Yang & Land，2013）。這里以教育為例來說明分析策略：第一步，建立基礎模型，考察受教育程度對抑郁的影響；第二步，在基礎模型的第一層加入教育和年齡交互項，第二層加入教育的隨機效應，分析抑郁的教育分化如何在年齡、時期、出生隊列上變動；第三步，在基礎模型的第一層加入教育與性別的交互項，分析抑郁在教育×性別的交叉結構上如何分化；第四步，在基礎模型中加入教育、性別及其交互項的時間效應，形式與第二步類似。篇幅所限，這里僅以教育×性別時間效應模型（第四步）為例：

這是模型第一層，指數i=1，2，…，njk表示嵌入在第j個出生隊列和第k 個時期的個體；指數j=1，…，nc表示出生隊列。指數k=1，…，np表示時期。Yijk表示屬于出生隊列j和時期k的個體i的抑郁程度;Aijk和A2ijk是中心化處理后的年齡和年齡二次項；Eijk是教育變量，Gijk是性別變量，Iijk是收入變量；EijkGijk是教育和性別的交互項；AijkEijk是教育與年齡的交互項，為了更好地描述其變化，還加入教育與年齡平方的交互項A2ijkEijk；AijkGijk、A2ijkGijk是性別和年齡、年齡平方的交互項；AijkEijkGijk和A2ijkEijkGijk是教育與性別的交叉結構和年齡、年齡平方的交互項，以說明抑郁在教育與性別的交叉結構上的分化如何隨年齡變化；Cijk是控制變量；β0是截距，βn是個體層面的固定效應，eijk是個體層面的隨機誤差項。

這是模型第二層，u0j表示第j個出生隊列的效應，τ0u為出生隊列效應的總方差，v0k表示第k個時期的效應，τ0v為時期效應的總方差。如果這兩個方差通過顯著性檢驗，說明時期和隊列的隨機效應存在。為了測量抑郁的教育×性別交叉結構分化如何隨著時期、出生隊列變化，額外加入第二層模型。如果抑郁的教育×性別交叉結構分化存在時期效應、出生隊列效應，則τ6u或τ6v會通過顯著性檢驗，如未通過，則會被刪除，以保持模型的簡潔性。

五、分析結果

（一）抑郁程度社會分化的年齡效應

根據表2模型1，較高的受教育程度、較高的家庭人均收入、身為男性降低了抑郁程度，與以往研究一致。年齡對抑郁有著非線性影響，呈倒U型，頂點在49歲左右。隨機效應方差中出生隊列、時期的截距項顯著，這意味著不同出生隊列、不同時期人群的抑郁程度存在顯著差異。在城市居住、樂觀的經濟地位認知顯著降低抑郁程度；與未婚人群相比，有配偶或同居能夠改善抑郁，但喪偶和離婚對抑郁程度的負面影響更大，因此穩定的婚姻關系是心理健康的重要保護因素；失業、健康較差、悲觀的經濟地位認知會顯著提高抑郁程度，是典型的壓力來源。模型2至模型4加入教育、收入、性別的時間效應，自變量的影響方向和顯著性基本沒有變化，這意味著抑郁的社會分化仍然穩健。年齡或者年齡平方與教育、收入、性別的交互均顯著。如圖1所示，隨著年齡的增長，不同教育組人群、不同收入組人群和兩性間的抑郁程度差異不斷擴大，假設1.1和假設1.2成立。不過，中教育組人群與低教育組人群的抑郁程度差異從55歲開始減小，這也許是一種“門檻效應”。

（二）抑郁程度社會分化的時期效應

表2模型2~模型4結果顯示，隨著時期的變化，各教育組人群（P=0.015）、各收入組人群（P=0.016）的抑郁程度差異發生變化。如圖2所示，從2012年起，低教育組人群的抑郁程度均大于中、高教育組人群，且差異隨著時期的推移不斷擴大。不同收入組人群間的抑郁程度差異雖有一些波動，從整體上看仍是放大趨勢，假設1.3成立。抑郁程度性別差異（P=0.076）的時期變化在統計上不顯著，保持穩定，假設1.5成立。

（三）抑郁程度社會分化的出生隊列效應

表2模型2顯示，不同教育組人群的抑郁程度差異在各出生隊列中存在顯著變化（P=0.002）。圖3左上是不同教育組人群的出生隊列效應估計值，不同的出生隊列對各教育組人群的抑郁程度影響有明顯的差異。對比高、低教育組人群，在20世紀40—5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高教育組人群的出生隊列效應比低教育組人群的小；在20世紀60—80年代出生的人群中，低教育組人群的出生隊列效應比高教育組人群的小；在20世紀90年代及以后出生的人群中，高教育組人群的出生隊列效應再次小于低教育組人群。圖3左下預測的抑郁程度直觀地展示了抑郁程度的教育分化如何隨著出生隊列變化。在1956—1958年及之前出生的人群中，高、中教育組人群的抑郁程度明顯低于低教育組人群，且差異有擴大趨勢。在1959—1961年出生的人群中，高、中教育組人群的抑郁程度基本沒有變化，但低教育組人群達到抑郁程度的最高值。出生于1962—1964年、1965—1967年、1968—1970年的人群中，高教育組人群的抑郁程度不斷提高，甚至超過中教育組人群，與低教育組人群的差異也達到最小。在“70后”中，高教育組人群的抑郁程度再次下降，和中教育組人群一致，與低教育組人群的差異再次拉大。在“80后”“90后”中，抑郁程度的教育差異再次放大，并呈增大趨勢。根據模型3，收入的出生隊列隨機效應方差不顯著（P=0.065），各收入組人群的抑郁差異在不同出生隊列中類似，即圖3中上和中下的各三條線的波動不具有顯著性。假設1.4在受教育程度上成立，“奇異值”為1965—1967年組和1968—1970年組。根據模型4，性別的出生隊列隨機效應方差顯著（P=0.0026）。根據圖3右上，在20世紀50年代前出生的人群中，女性的出生隊列效應小于男性；出生于20世紀50年代到20世紀80年代的人群則是男性出生列隊效應比女性小；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群中，女性的出生隊列效應小于男性。根據圖3右下，從預測的抑郁程度來看，在出生隊列的變化上，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存在擴大-縮小-再次擴大的趨勢，差異在1962—1964年、1965—1967年、1968—1970年出生隊列中達到最高值，在1986—1989年、1992—1994年出生隊列中再次放大，假設1.6不成立。

（四）交叉結構的影響及其變化

表3模型5和模型6顯示，教育和性別的交叉結構對抑郁程度的影響顯著。從系數上看，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在低教育組人群中最大，在中教育組人群中次之，在高教育組人群中最小；從收入上看，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在低收入組人群和中收入人群中類似，在高收入組人群中最小。假設2.1成立。

根據模型7和模型8，抑郁程度在教育和性別交叉結構上的分化會隨著年齡變化。如圖4所示，在中國成年人的生命歷程中，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在低教育組人群內較為穩定，在中教育組人群內有著先小后大的特點，分割點在46歲左右，在高教育組人群內則為增大趨勢。圖4右下直觀展現了各組人群的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與假設2.2相符。但到63歲出現反轉，中教育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超過低教育組人群。在時期效應上，教育×性別（P=0.488）和收入×性別（P=0.078）的交互效應都不顯著，因此刪去模型7和模型8中相應變量以保持簡潔。這也說明，隨著時期的變化，低社會經濟地位組人群中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保持穩定，沒有減小，假設2.3不成立。在出生隊列效應上，抑郁在性別和教育交叉結構上的分化會隨著出生隊列的變化而變化（P=0.006），但在性別和收入交叉結構上沒有發現類似的變化（P=0.085），刪去模型8中相應變量。根據圖5，隨著出生隊列的變化，高教育組人群、中教育組人群的抑郁程度性別差異一直小于低教育組人群。圖5右下是各教育組人群抑郁程度性別差異的預測值，在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出生的各教育組人群中，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較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出生的相應人群低。對低教育組來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沒有繼續下降，回升至20世紀50、60年代相應人群的差異水平，所以假設2.4不成立。中、高教育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未保持下降趨勢，特別是1986—1988年、1989—1991年、1992—1994年三組，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均為上升趨勢。

六、結論與討論

抑郁給個人、家庭、社會帶來了巨大的、未被充分認識的負面效應，且尚未得到足夠的政策關注和資源支持，特別是2020年新冠疫情的大流行加劇了健康不平等，對許多人的心理健康產生了負面影響（Herrman et al.，2022）。本文基于中國情境，在物質財富積累、觀念逐步趨于現代化但社會壓力和結構性風險增強、女性平等觀念普及但傳統性別規范逐漸回潮、女性勞動參與率下降的背景下，使用交叉分類隨機效應模型討論了2010—2020年中國成年人抑郁的社會分化。研究主要有以下結論：第一，抑郁的教育、收入、性別存在顯著分化，并隨著年齡的增長、時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第二，抑郁的教育分化在出生隊列上存在“奇異值”，抑郁的性別分化在出生隊列上有著擴大-縮小-再擴大的趨勢；第三，抑郁在性別和教育構成的交叉結構上存在分化，教育對女性抑郁的改善更加明顯，但這種效應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減弱；第四，在低教育組人群中，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在不同時期持續、穩定存在，并未減弱，對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口來說，各教育組人群抑郁程度的性別差異未得到持續改善。

本文為社會經濟地位與健康研究中“積累優勢/劣勢”理論提供了新的證據，該理論對中國成人生命歷程中的抑郁變化具有解釋力；抑郁的教育、收入分化會隨時期的變化而不斷發散。這意味著過去10年間，占據優勢社會地位對中國成年人抑郁的影響愈發重要，也驗證了根本原因理論對中國成年人健康研究的適用性，從側面說明了為弱勢人群提供心理援助資源有助于彌合日趨增大的健康不平等，但從根本上講，降低社會不平等程度更加重要。任何出生隊列都存在抑郁的教育分化，但20世紀60、70年代出生隊列的特殊變化證明特殊事件對抑郁的影響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們所處的生命階段，這意味著生命歷程理論在心理健康領域也具有較高的解釋力；抑郁的教育分化在出生隊列上的復雜變動提醒研究者應謹慎對待放大、縮小等簡單線性趨勢結論。

本文再次驗證了教育是健康的“元機制”（Mirowsky & Ross，2003）。本文發現一種“門檻效應”，人們只有跨過高教育的“門檻”，教育對其心理健康的保護才能超越老年階段普遍出現的壓力來源，克服生理因素、年齡歧視、社會支持和參與減少等不利影響。“元機制”存在性別差異，教育對女性心理健康的影響隨著年齡增長而減弱，這可能是受健康狀況的影響。女性存在長壽但不健康的特性，在相對更長的壽命中，生活不能自理的時間比男性更長，越到高齡，這種性別差異就越明顯（李建新、李毅，2009），使得生理因素對女性老人，特別是高齡女性老人心理健康的影響更加重要。另外，女性老人對代際支持的依賴性高于男性老人（Cornwell et al., 2008），男性老人對年齡歧視更加敏感（Lyons et al.，2018)，更需要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來平衡歧視和身份變動的影響。總的來說，隨著年齡的增長，教育對女性抑郁的影響不再像中青年時那么重要，讓位于生理因素和社會支持。

抑郁的性別差異從未消失。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出生的人群中，抑郁的性別差異也未得到持續改善，這可能是觀念和實踐的錯位導致的。性別平等觀念的普及讓年輕女性有了較高的自我實現期望，但勞動力市場中系統性的性別歧視并未消失，如果將女性勞動參與率視為一種指標，性別歧視對年輕女性的影響甚至更強了。這種張力使得女性與男性的抑郁程度差異持續存在。這提醒我們，傳統性別規范的回潮和勞動力市場中的性別歧視既削弱了女性的就業與發展，也影響了她們的健康，無論她們位于勞動力市場分層中的哪一層。

本研究還存在一些局限，比如劣勢群體中體弱老人更容易死亡，無法進入調查樣本，導致本文可能低估老年階段抑郁程度的社會分化。本研究使用數據的時間跨度僅10年，可能未捕捉到部分重大事件的發生，這或許是多數時期效應不顯著的原因之一，未來研究應繼續積累數據，關注時期效應。HAPC模型存在爭議，例如先驗假設下模型和數據實際的生成過程不一定相符、可能低估出生隊列效應、合并出生隊列的做法暗含組內效應一致的假設（Bell & Jones，2014；許琪等，2022），等等。但實際上每一種APC方法的具體解法都內涵強假設，且難以被證實。無論是HAPC模型的先驗設置、APC-I對主時間效應的選擇，或是基于邊界分析方法中對部分效應方向的預先設定，這些模型估算出的效應都是在某種約束條件下的無偏估計。因此，一方面，本文在使用HAPC模型時特別注意其出生組效應是否存在；另一方面，本文的出生隊列分組基于理論和中國情景，具有較堅實的基礎。此外，本文認為重新劃分隊列、比較不同模型結果不是一種可靠的方法，不只因為模型結果可能都是錯的（許琪等，2022），更是因為不同分組的理論或現實基礎不同。所以，本文結論存在適用范圍，即限于本研究設定的出生隊列分組；本文出生隊列分組具有合理性，但僅限于分析中國成年人抑郁程度，不能任意擴展到如自評健康、ADL等指標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