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返白宮一周年，世界秩序受到什么樣的沖擊

修正還是顛覆？美國全球戰略沖擊國際秩序

2026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任期執政滿一周年。過去一年中，“美國優先”從競選口號演變為一整套外交操作指南——華盛頓不再以國際公共產品提供者自居，不再將維護現有全球秩序視為己任，而是以近乎冷酷的交易邏輯重構與世界互動的方式。這一重構是對國際秩序的修正還是顛覆？我們需要從特朗普政府的全球政策和對外行動中尋找答案。

雙重標準難掩強權邏輯

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后，外交政策呈現鮮明的“選擇性克制”特征。這種克制并非基于國際法或多邊規則，而是完全以成本收益計算為導向。

在對待中俄等大國時，美國表現出罕見的“審慎”。美國新出臺的國家安全戰略不再將中國稱為“步步緊逼的生存威脅”，而定位為地緣競爭對手；對俄羅斯，特朗普重啟對話，甚至考慮推動美俄中三邊協調。這種姿態反映出美國承認國際力量對比的現實變化。

然而對于伊朗、委內瑞拉等國家，美國悍然采取強硬的干預政策。這些國家被特朗普政府視為低成本展示實力的合適對象——進行軍事干預的風險相對可控，而國內政治收益（如迎合保守派選民）相當可觀。這種做法體現出特朗普政府一方面承認憑借自身實力無法同時對抗所有對手，另一方面又要通過選擇性地展示武力來維持霸權威望。

這種選擇性克制在本質上是霸權護持方式的轉型。美國不再追求全球全方位的主導，而是集中資源于關鍵領域（如高科技、金融等）、通過不對稱手段（如制裁、技術封鎖等）維持霸權優勢。其戰略目標，也從塑造國際秩序降格為最大化自身利益，從規則制定者退化為規則利用者。

2025年12月28日下午，美國總統特朗普在美國佛羅里達州海湖莊園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舉行會晤 新華社/美聯

新戰略強調西半球與亞太并重

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執政第一年的實踐表明，克制派與優先派在內部已建立了一種動態平衡。這種平衡不是折中，而是可以根據議題和時機來靈活調整戰術。

克制派認為，美國過去幾十年的全球過度擴張已嚴重透支國力。他們主張收縮海外承諾，聚焦國內重建，特別是應對債務危機、產業空心化、社會分裂等根本性問題。他們認為，美國繼續維持全球軍事存在是得不償失的浪費。優先派則堅持，中國是美國面臨的最嚴峻長期挑戰，必須在亞太地區保持強大存在以遏制中國崛起。他們認為，放棄全球領導地位將導致美國技術優勢喪失，盟友體系崩潰，最終危及自身安全。

美國新國家安全戰略則試圖調和兩派矛盾，解決方案是將西半球提升至與亞太同等的戰略優先級。美國宣布大幅增加在西半球的投入，打擊毒品走私、控制非法移民，鞏固對“后院”主導權，來滿足克制派聚焦本土和周邊安全的要求；承諾增加在亞太的軍事存在，繼續對華技術封鎖和經濟施壓，以此回應優先派遏制中國的主張。

這種雙焦點戰略布局的深層原因是，美國既無法承受全面收縮帶來的信譽崩塌，也無力支撐兩線并舉的巨額開支。因此，新戰略本質上是一份戰略路線圖而非執行方案，其具體實施也將隨著美國國內政治風向和國際局勢變化而動態調整。未來幾年，預計美國的外交資源分配很可能在“西半球防御”和“遏制中國”之間來回搖擺，呈現高度不確定性和機會主義特征。

同盟體系從“負擔分擔”到“負擔轉移”

特朗普政府同盟政策的核心變化是：從要求盟友增加防務開支的“負擔分擔”，轉向實質性減少美國安全承諾的“負擔轉移”。

對于歐洲盟友，新國安戰略表明，美國不再愿為維護所謂“普世價值”支付昂貴賬單，甚至暗示可以為了自身利益犧牲歐洲安全。特朗普多次質疑北約的集體防御條款，考慮削減駐歐美軍，這些舉動動搖了跨大西洋關系的根基。對此，歐洲國家要么大幅提升自主防務能力，承擔原本由美國負責的安全責任，要么接受在歐洲事務上話語權下降的現實。

在亞洲，新國安戰略明確將美國在亞洲的戰略目標設定為攫取經濟利益和防止戰爭，這意味著美國不再承諾全天候保護盟友，而是試圖在亞太各國之間維持均勢。鑒于此，日本已加速提高國防開支，韓國國內也開始冒出核武裝的呼聲，這些反應預示著亞洲安全格局或將走向更加多極化和競爭性的方向。

“負擔轉移”的深層邏輯是美國對霸權成本的重新計算。特朗普政府已經把傳統盟友體系視為財政負擔，而不是力量倍增器。盟友需要為美國保護支付更高費用，甚至可能被當作與戰略競爭對手談判的交易籌碼。而美國自身則退居二線，以最小成本維持最大影響力。

2026年1月14日，民眾在委內瑞拉加拉加斯參加示威活動，抗議美國對委內瑞拉動軍事打擊 新華社發（盧西奧·塔沃拉攝）

國際互動走向單邊化和交易化

特朗普政府延續并深化了在第一任期對多邊機制的懷疑態度，外交表現出顯著的單邊化和交易化特征。在貿易領域，美國進一步拋棄WTO多邊框架，鼓吹建立“特恩貝里體系”，即建立以雙邊交易為基礎的貿易網絡，其核心邏輯是通過一對一談判，美國充分利用自身市場的規模優勢，迫使貿易伙伴接受更有利于美國的條款。這種模式雖缺乏多邊體系的穩定性，卻能最大化美國的短期收益。在氣候治理、公共衛生等全球議題上，特朗普政府明確表示，只參加明顯有利于美國的國際協議，拒絕承擔“不公平”的義務。這種有選擇的多邊主義實質上是將國際公共產品供給徹底工具化，將其轉化為服務于美國利益的政策杠桿。

更值得關注的是特朗普政府對聯合國體系的重新定位。新戰略雖未明確主張美國退出聯合國，但大幅降低了其在美國外交中的權重，轉而采取“議題聯盟”策略：在特定問題（如反恐、防擴散）上與志同道合國家組建臨時性聯盟，繞過聯合國機制采取行動，而在不利于美國的議題（如人權、氣候變化等）上，則利用安理會否決權或直接無視聯合國決議。這種做法將侵蝕聯合國的權威，加劇國際制度的碎片化。

這種交易化外交背后是美國對國際秩序本質的新理解。特朗普團隊認為，理想的國際秩序不是基于規則的合作體系，而是基于博弈的競爭體系。因此，多邊機制只能作為權力的衍生物而非約束條件，國際承諾只是談判籌碼而非道德義務。美國的目標也不再是維護秩序穩定，而是要在秩序變動中搶占有利位置。

現有國際秩序能夠緩解美國沖擊

面對更加不可預測、強調交易化的美國，國際社會將如何應對？二戰后的歷史和現實表明，現有國際秩序仍具備相當的韌性，特朗普政府可能會修正但無法完全顛覆這一秩序。

首先，盟友體系不會崩潰，但會深刻轉型。歐洲和亞洲盟友雖然懷疑美國的安全保證，但短期內無法完全脫離美國的安全框架。更可能的前景是一方面繼續維持與美國的同盟關系（盡管信任度下降），另一方面加速推進戰略自主。歐盟的共同防務建設、日韓的擴軍進程都將在壓力下提速，最終形成一種美國主導但盟友自主性增強的混合模式。

其他主要大國將努力維護秩序穩定。尤其是在貿易、金融、氣候變化等領域，這些國家可能在美國缺席的情況下加強合作，形成“沒有美國的多邊主義”。

第三，國際秩序的底層結構已發生根本變化。當今世界，各國在經濟、技術、社會層面高度相互依存。全球供應鏈、互聯網、金融網絡等構成了超越國家權力的深層秩序。即使美國退出部分國際制度，這些底層連接仍將繼續運轉。跨國公司、非政府組織、城市網絡等非國家行為體也在填補國家退卻留下的空間。

第四，國際社會已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吸取經驗。各國政府和企業紛紛建立應對預案，通過供應鏈多元化、外匯儲備調整、危機模擬等方式，提升抗風險能力，對沖特朗普政府政策多變帶來的沖擊。

另外需指出的是，在美國國內，國會、法院、州政府、利益集團等將繼續約束總統的單邊行動。加上美國在經濟、技術、軍事上仍深度嵌入全球體系，難以承受徹底“脫鉤”的代價，因此即便特朗普政府想顛覆全球體系，也不可能走得太遠。

警惕美國政策調整風險外溢

特朗普再次入主白宮擔任美國總統的第一年，大舉擴張總統權力并激進推行民粹主義議程。但預計這一勢頭在2026年將面臨多重阻礙，其中最大的阻力可能是共和黨在中期選舉中失利，最高法院可能作出對特朗普不利的裁決，而“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陣營內部的裂痕也將公開化。此外，盡管美國經濟數據有望保持向好，民眾體感仍然不佳。在可預見的2026年，特朗普的內外政策將是攪動全球局勢的最大變量。

這是2023年7月31日在美國拉斯維加斯拍攝的耶洛公司的卡車和拖車 新華社/法新

中期選舉后或成跛腳總統

美國2026年中期選舉將于11月3日舉行。本次選舉，國會眾議院435個席位將全部改選，參議院100個席位中的35個將改選。從歷史規律看，執政黨在中期選舉中通常會遭遇失利——20世紀30年代以來，執政黨在中期選舉后平均丟失28個眾議院席位和4個參議院席位。目前，共和黨在國會兩院只擁有微弱的多數地位，一旦丟失3個眾議院席位和4個參議院席位，就會同時失去對兩院的主導權。

中期選舉通常被視為對美國現任總統執政表現的“公投”，經濟形勢和總統支持率是決定選舉結果的主要因素。目前來看，這兩大因素對共和黨均不利。民調顯示，多數選民對美國經濟形勢以及特朗普政府的經濟表現不滿，體現為選民的經濟體感差、預期悲觀。此外，特朗普的支持率已跌破40%，逼近兩個任期內的最低水平。

具體分析，共和黨有十余個眾議院席位屬于競爭激烈的“搖擺席位”，意味著共和黨有較高風險在中期選舉后失去在眾議院擁有多數席位地位。相比之下，共和黨待改選的參議院席位大多屬于“安全席位”，被民主黨翻盤的可能性較低。因此，共和黨在中期選舉后有望繼續主導參議院，但其多數地位可能被削弱。

為贏得中期選舉，特朗普提前一年對共和黨選民進行總動員，馬斯克也宣稱將投入大量資金支持共和黨競選。特朗普還要求多個共和黨主導的州進行國會選區重劃，旨在增加共和黨的“安全席位”數量。據估算，僅得克薩斯州的選區重劃就可能為共和黨新增5個眾議院席位。民主黨對此針鋒相對，在其主導的加利福尼亞等州推動選區重劃。

盡管選區重劃總體上有利于共和黨，但如果經濟形勢無法顯著好轉，僅靠選區重劃恐難確保共和黨繼續掌控眾議院。一個重大不確定因素是，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試圖廢除《投票權法》中關于少數族裔公平代表權的保護條款，該案或于2026年6月作出裁決。如果相關條款被廢除，對共和黨重劃選區是重大利好。而如果民主黨重掌眾議院，可能會對特朗普發起腐敗和刑事調查，甚至發起彈劾，并阻撓其通過重大立法。屆時，特朗普為鞏固其政治遺產，恐將持續挑戰憲政邊界、突破美式民主的底線。

面臨司法和政治阻礙

特朗普政府2025年1月上臺以來，以更加強硬的手段推行民粹主義政策，特別是推出加征“對等關稅”、限制移民、加強總統權力等。這些政策主要依靠行政令而非國會立法來實施，導致其缺乏堅實的法律基礎和持久的效力，而且在最高法院面臨司法挑戰。盡管保守派大法官占絕對多數的最高法院近年來屢屢作出對特朗普政府有利的判決，但多個重大案件的前景仍充滿不確定性。

一是最高法院可能不會完全支持特朗普征收“對等關稅”。該案涉及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征收的“芬太尼關稅”和“對等關稅”，裁決預計2026年初作出。分析人士認為，最高法院推翻“對等關稅”而保留“芬太尼關稅”的可能性較大。這將沖擊特朗普的關稅談判和經濟政策。盡管政府仍可援引301條款、232條款等工具維持高關稅，但實施流程將更為復雜。

二是謀求終止“出生公民權”可能受挫。美國憲法第十四修正案規定，凡在美國出生的人均為美國公民，但特朗普政府試圖阻止該權利自動適用于某些非法移民的子女，以減少非法移民。該案件的裁決也存在較大不確定性，最高法院不一定完全支持政府的主張。

三是最高法院可能不支持隨意解雇美聯儲理事。特朗普一直謀求削弱美聯儲的獨立性，加強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掌控力度，以達成降息目標。為此，特朗普要求最高法院同意其罷免美聯儲理事庫克；2026年1月9日，美國司法部向美聯儲送達傳票，對美聯儲主席鮑威爾發起刑事調查，意味著特朗普與鮑威爾及美聯儲之間一系列沖突正在延續和升級。不過，考慮到美聯儲的獨立性對美國經濟的重要性，最高法院可能不會支持特朗普的主張。

2026年特朗普在政治層面也面臨不少挑戰。最大的麻煩可能是MAGA陣營內部的持續分裂。特朗普2025年的執政表現與其向核心支持者許下的承諾之間存在較大落差。部分MAGA人士對特朗普掩蓋愛潑斯坦案真相、頻繁進行海外軍事干涉、過于偏袒以色列、與金融和科技精英關系過密等深感不滿。看似鐵板一塊的MAGA陣營正面臨日益嚴重的內部分裂，并可能走向派系化，進而加劇內斗，削弱對特朗普的支持，影響共和黨的選情。

特朗普面臨的其他執政挑戰還包括：國會內部兩黨對立導致重大立法很難通過，特別是對于撥款法案兩黨斗爭激烈，政府面臨再度關門風險；共和黨因拒絕延長奧巴馬醫改補貼，可能喪失部分中間選民的支持；美國政治生態持續惡化，可能再次引發嚴重的政治暴力事件；特朗普在對外動武、對內執法、解雇官員、打壓異己等方面不斷擴張權力，已遭到民主黨和部分共和黨議員的質疑，可能引發憲法危機。

經濟數據向好但民眾體感不佳

2025年，美國經濟展現出超出預期的韌性。盡管受到特朗普關稅政策的強烈沖擊，但經濟仍實現了較快增長。其中，三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環比年化增速達4.3%，創下近兩年來的最高水平；通貨膨脹率維持在3%左右，低于年初預期；股市一度受到特朗普關稅的重創，但很快恢復并屢創新高。

美國經濟仍面臨多方面的問題。

一是民眾對經濟增長體感不佳，尤其對生活成本高企深感不滿。僅約30%的民眾認為特朗普在解決通脹和生活成本問題上達到了預期，是其在所有議題中支持度最低的一項。特朗普希望“大而美”法案在2026年的落地能夠緩和選民對其執政表現的不滿，但僅約40%的民眾支持該法案。

二是消費者信心持續低迷。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已經連續5個月走低，當前處于歷史最低水平。盡管2025年個人消費支出增長較為強勁，但消費市場的兩極分化非常嚴重——消費增長主要源于高收入群體的強勁支出，而中低收入家庭已陷入明顯的財務困境。

三是人工智能（AI）投資浪潮存在泡沫風險。2025年美國經濟增長的另一個重要引擎是巨量AI投資，但2026年或難以持續。更重要的是，巨額投資的回報尚未顯現。

四是失業率保持在較高水平，2026年有可能超過4.5%。究其原因，一方面，移民減少、人口老齡化等因素抑制了勞動力供應；另一方面，AI的廣泛應用加速了白領失業。

2026年，美國經濟增長也仍具備若干有力支撐——家庭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保持相對健康，新技術的應用也正在提升生產率，而隨著失業率上行和通脹相對穩定，預計美聯儲會啟動降息，甚至在特朗普的施壓下進行較大幅度的降息。

綜合來看，2026年美國經濟可能保持與2025年相當的增速和通脹率，但不排除政策失誤、地緣政治動蕩、財政赤字居高不下等因素造成經濟疲軟的可能性。

政策調整可能引發全球風險

值得警惕的是，特朗普在2026年的一些政策調整可能引發全球風險。

首先，特朗普可能再次揮舞關稅大棒及其他政策工具。

特朗普政府目前試圖重新修訂“美墨加協定”，如果談判受阻，或對加拿大和墨西哥再次發動關稅戰；近期，特朗普政府對歐盟限制并懲罰美國科技巨頭的做法深感不滿，這可能破壞美歐在2025年已經達成的貿易協議。此外，如果特朗普政府推動美聯儲在2026年加大降息力度，他對關稅大棒的使用將會更加堅定。

由于美國通脹仍然較高，民眾對生活成本問題不滿，最高法院可能不支持特朗普政府“對等關稅”政策，但后者可能轉而選擇其他替代性的關稅工具，使外國企業面臨新的、巨大的不確定性。

第二，兩黨圍繞中期選舉的激烈斗爭，可能產生破壞性溢出效應。鑒于選民對生活成本等國內問題不滿，特朗普與共和黨在選情不利的情況下，可能采取更加強硬的外交姿態以調動選民情緒和向外轉移矛盾。特朗普派軍隊強行控制馬杜羅，此舉就有爭取拉美裔特別是古巴裔選民支持的目的，打壓南非則意在迎合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而隨著在委內瑞拉的冒險一時得逞，特朗普政府可能更有信心實施對外干預，包括對丹麥、伊朗、古巴、墨西哥等國施壓。

第三，特朗普政府調整安全戰略可能引發惡性連鎖反應。特朗普將國家安全戰略的重心轉向本土和西半球，試圖在拉美進行排他性管控。其強行控制馬杜羅和強推“新門羅主義”政策，已在拉美乃至全球引發連鎖地緣政治反應。美國對古巴、哥倫比亞、巴西、墨西哥、伊朗等國發出公開威脅，增大了拉美、中東等地出現新的動蕩的風險。

隨著綜合國力相對衰落，美國越來越傾向于利用其最具優勢的軍事實力攫取利益并護持霸權。強行控制馬杜羅、謀求奪取格陵蘭島，凸顯了特朗普的實力外交。不得不警惕，美國公然踐踏主權平等、不干涉內政等基本國際準則，可能將國際社會拖入類似一戰前弱肉強食的“叢林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