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有良這個名字,刻著1942年海南陵水最黑暗的記憶。她是陵水光坡鎮港尾村的黎族群眾,生于1927年,本該在檳榔樹下安穩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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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2月10日,日軍從澄邁天尾港登陸海南島,不到半年就建起了全島第一個慰安所。到1941年,日軍在海南的據點已達360余處,多數據點都配套設立了“慰安婦”制度——這不是臨時的暴行,是日軍有組織、有預謀的國家犯罪。1942年4月,日軍剛完全控制陵水縣城,就立刻在藤橋、烏牙峒等地增設慰安所,目標直指當地黎族、漢族未婚少女,她們中最小的14歲,最大的也才1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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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有良就是這批被強抓的姑娘之一。那天她在田里干農活,日軍帶著漢奸挨家挨戶搜捕,她先躲了起來,可第二天日軍又找上門,打了她的父母,硬是把她拖上了軍用卡車。和她一起被押走的,還有藤橋周邊架馬村、港尾村等村莊的21個姑娘,全是沒出嫁的黃花閨女。卡車往藤橋日軍營地開,車窗外的五指山越來越遠,她們沒人知道,這趟路會把一輩子都毀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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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橋慰安所被鐵絲網緊緊圍著,幾排低矮的平房門口站著持槍哨兵,進去后就再也沒了自由。這些姑娘白天要干沒完沒了的苦工,掃地、挑水、劈柴,日本兵的臟衣服堆成山,洗不完、洗不干凈就會遭毒打。到了晚上,真正的噩夢才開始。黃有良后來接受采訪時說得很慢,每句話都帶著難以掩飾的顫抖:“不聽話就會被打,我很怕,被逼著,叫干什么就只好干什么。” 日軍排隊能排到天明,一個走了又來一個,一整夜都沒有停歇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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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批的漢族姑娘陳有紅不肯屈服,日本兵要動手時她拼死反抗,結果被打得半死,還是沒能逃過蹂躪。有個沒留下名字的姑娘,進慰安所的第一個晚上就遭了毒手,她受不了這種屈辱,咬斷了自己的舌頭,當場死去。還有人想逃跑,翻墻出去沒多遠就被日軍抓了回來,日軍當著所有人的面把她打得皮開肉綻,再關進小黑屋,就是要讓其他人斷了逃跑的念頭——鐵絲網外是日軍的槍口,四面環海的孤島,她們根本無處可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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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活著比死更難。村里人背后都議論她“是給日本人睡過的女人”,她只能嫁給一個得過麻風病的男人,就連孩子入團、入黨都受影響,政審過不了關。和她同批被抓的幸存者陳亞扁,雖然嫁了個好丈夫,可身體已經被日軍摧殘得徹底變形,子宮嚴重受損,懷孕八次不是流產就是死產,直到第九次才勉強生下一個女兒,保住一條性命。這些姑娘,一輩子都背著這份沉重的枷鎖,抬不起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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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紀九十年代,海南省政協開展日軍侵瓊暴行專項調查,黃有良藏了五十年的往事才被正式揭開。2001年,她和另外七位海南籍幸存者一起遠赴日本,向日本政府提起訴訟,要求公開道歉、給予賠償、恢復名譽。那時已經七十多歲的老人,站在東京的法庭上,聲音發抖卻字字清晰:“我來不是為了要錢,我要他們認錯。” 可三輪訴訟下來,她們全敗訴了——日本法院承認日軍暴行的事實,卻以“個人不能起訴政府”“超過訴訟時效”為由,駁回了所有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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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8月12日,黃有良在家中去世,享年90歲,她是中國大陸最后一位起訴日本政府的“慰安婦”原告。截至目前,當年海南的“慰安婦”幸存者已所剩無幾,她們到死都沒等到想要的一句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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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海南省政協1990年代的專項調研報告記載,日軍侵瓊期間,海南至少有五千多名婦女淪為“慰安婦”,而全中國范圍內的受害者超過二十萬。這些姑娘本該在稻田里收割,在織布機前織錦,過著平靜的生活,卻被戰爭奪走了青春、健康和尊嚴。她們的名字有的被歷史記住,有的早已淹沒在歲月里,但那些真實發生過的苦難,那些刻在骨頭里的傷痛,不該被任何人遺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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